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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论争1（第2页）

①陶行知高举的“乡村教育”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口号。

②陶行知的哲学表现为主观的观念论和朴素唯物论（“行是知之始”）相结合的二元论，归根到底还是主观的观念论。

③他的主要的经济基础是资本家，反动政府，国民党内的反对派。

④小资产阶级要求的是机械的平等，绝对的平均主义，而陶行知则没有同样的主张。[13]

4。张健的反批判

张健是陶行知的弟子，曾经在晓庄的小学以及山海工学团学习过。站在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教育学说[14]”的立场上，对潘开沛的论点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展开了反驳。

①不能一概而论地认定乡村教育就是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有共产党所倡导的人民的乡村教育，地主的封建的乡村教育（梁漱溟等），买办的乡村教育（晏阳初等），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乡村教育（中华职业教育社），小资产阶级的乡村教育（陶行知等）。

②陶行知的哲学的确是主观的观念论和朴素唯物论相结合的二元论。但这不是以资产阶级思想为根据的，而是由于自我劳动思想受到了观念论的支配反映出来的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为起因的。

③陶行知主要的经济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但是在晚年他接受了来自解放区的共产党的援助。

④陶先生有极端的民主化思想。在“工学团”那里就反映出平均主义的民主化思想，这是以小资产阶级的乌托邦思想为依据的。

⑤再者，资产阶级不主张肉体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统一，不反对榨取剥削，倒是依存于自己劳动的小资产阶级时常主张肉体劳动和精神劳动的统一，反对榨取。而这恰恰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中心[15]。

5。小结提出陶行知论争的意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阶级性，争论的焦点聚集在它是小资产阶级的（即农民的），还是资产阶级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这一点上。对于张健的批判，最终再也没有听到潘开沛的反驳意见。在我看来，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的评论者居多数，给人印象是这种论断基本上代表了一种一般性通论。

在有些人看来，不管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的，还是将它定性为资产阶级的，这可能并不是一个值得大花气力去思考的问题。可是在这里，我把陶行知争论作为讨论的课题，是出于以下的意图来加以考量的。

经济学上有“经济制度”这个概念，比如说小资产阶级的经济和资产阶级的经济之间的区别就被严格地加以界定。说到教育学上与之相当的概念界定，大概可以说是“教育思想的阶级性”这一说法吧。

但是说到教育学，什么样的教育学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教育学，再就是什么样的教育学就是资产阶级的教育学，在我的周围还没有这些概念存在。

中国的教育学也好，教育论也好，（在这方面较日本而言）其中有相当大的比重，是以阶级性的问题为旋转轴，围绕着这个轴来展开的。就是关于陶行知的争论，也不单单是陶行知这一个特定问题，而是一般性的，在规定教育思想阶级性的问题上，可以说这在学习观点论据上，具有很大的意义。

（三）陶行知和杜威

关于陶行知和杜威的关系，大致分成了两种见解。一方强调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是以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学为根据的，对此持批判观点的一方则主张陶行知和杜威之间是必须加以区别的。在第一种意见当中，戴伯韬和董纯才，把陶行知教育思想当作是杜威思想的翻版，表现出在二者之间重视同一性要因的倾向，与此相对，潘开沛则认为陶行知是把杜威的思想适用于中国的现状，并做出了发展，反映出他对发展这个要因的重视。对此，后来的争论者，具体来说，对于董纯才的论断有来自张凌光的批判，对于潘开沛的见解则有来自乐喜的批判，经历了又一轮的批判和论争。

1。戴伯韬的见解

“陶行知先生的教育思想，的确是渊源于杜威的思想，基本上就是杜威的思想。”

陶行知把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论点翻了筋斗，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口号。但是这并没有摆脱杜威的经验主义的生活教育的框架。

另外，他向杜威学习，强调“做”（“做”即do）。这就是“他反对课堂教学，反对系统知识，降低教师作用……这就是杜威教育即生活的学说。”[16]

2。董纯才的见解

“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一套生活教育理论，就是他老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上学’（原文是‘在做上学’‘learningbydoing’的译文）这一套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花样翻新。”

陶行知讲到“所谓生活教育，就是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须的教育”[17]（Lifeedueaionoflife，bylifeandforlife）。这实际上是因循杜威的有关经验的教育的定义得来的。杜威对经验所下的定义是“以经验为内容，经由经验来进行，为了经验的目的而进行的教育”（aionofexperience，byexperience，forexperience）。[18]

“总起来说，生活教育的理论和基本实践的基本特征是：①是以‘实际生活’为中心，否定课堂教学；②过度强调‘共教，共学，共做’，降低了教师作用；③把学生的个人的生活经验放到第一位，轻视理论知识……这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是同出一辙的。”[19]

如上所示，戴伯韬以及董纯才在陶行知教育思想当中，看到的是杜威的教育思想，再进一步在那中间发现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各原则。他们所认为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原则是儿童中心主义和生活教育理论，简单地说就是所谓“不教育就是教育”，导向教育放弃的理论。作为对他的克服和批判，那就是确立系统地教授社会主义各原则的教育理论。

3。张凌光对董纯才的批判

中国著名的教育家张凌光，直接以董纯才为对象，对陶行知的生活理论是杜威的翻案这一见解提出了批判。他这样讲道：“我们必须把中国小资产阶级进步分子陶先生的思想和美国资产阶级杜威的思想划分开来。”其原因在于“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论，是要求教育更能适应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学校内的教育内容可以更直接地合乎资本主义社会的实用。”

陶行知则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发起了试图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的活动。“旧中国的学校教育和社会之间的矛盾很深。”在那里，陶行知的改良主义的教育没有坚持下来，失败了。终于到了抗战前后，他认识到“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的一种武器”，开始接近共产党并与之一起活动。即从改良转向了革命。

如上所示，陶行知和杜威之间的社会背景是不同的。另外，两人之间的主观、意识（在为资本主义服务，还是为人民服务这一点上）也是不同的。因此“他们的教育思想还是不同的”。[20]

4。潘开沛的见解

与张凌光不同，以另外的形式，在批判了戴伯韬、董纯才之后，紧接着又提出一个问题的是潘开沛。他说到，无论是戴伯韬还是董纯才，都把陶行知的思想看作是杜威的翻版。但是，难道陶行知的教育学真的只不过是杜威学说的中国版而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