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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威来华与五四之后的教育界1以陶行知的杜威思想受容为中心（第3页）

由此可以看出，杜威主张平民主义教育是共和国所必需的。所谓的平民主义教育，不同于贵族教育，它使社会中的个人精神得到发展，使自动、自思、自立的精神得以发展，以此达到社会之进化。

杜威随后北上，自1919年底至1920年在北京共进行了16次教育哲学的讲义（胡适担任翻译）。稍后在南京也进行了同样以“教育哲学”为题的演讲。这些讲义和演讲皆以《民主主义与教育》为基础，讲述其精华部分。

杜威在北京进行的《教育哲学》演讲上，反复谈到了教育的目的。

杜威的演讲大略如下。教育的出发点在于儿童，教育的过渡之桥在于学校，教育的终点在于社会。教育的终点（社会）也是教育的目的。达到这个目的的重要手段，就是通过教育训练和养成人的道德。作为道德要素，有知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感情（对社会的关心和忠诚心）、能力（行动力）。学校是社会的一部分，人关注社会，因而需要通过学科获得知识。为了客观地把握人对社会发挥能动性作用的能力，与人的成长发育相应的教育也要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化。民主主义社会也有相同的一面，在发展每个人“个性”的同时，每个人必须对“社会”有所认识。民主主义社会由此向“大同社会”发展。同时，为了维持这样的社会，应该善于发挥和利用教育的机能。这可以视为杜威的一贯想法。

中国是如何接受杜威的主张呢？要了解这一点，胡适的概括还是很有用的。那是因为胡适对中国人在理解上具有影响力，中国人通过胡适的“解释”来理解杜威。

胡适在《实验主义》（1919年）的“结论”部分陈述如下。“实验主义”即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中译。“杜威的教育哲学，全在他的《平民主义与教育》（DemodEdu）一部书中。看他这部书的名字，便可以知道他的教育学说是平民主义教育。古代的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和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阶级。古代的知识论和道德论都受到这种阶级制度的影响，所以论知识便有心与神，灵魂和肉体，心与物，经验和理性等的差别；论道德便有内与外，动机与结果，义与利，责任与兴趣等的分别。教育学说也受到了这种影响，把知与行，道德与智慧，学校内的功课与学校外的生活等，都看成两种截然不相连贯的事”。批判了旧的中国教育学说。

在此基础上，认为“现代的世界是平民政治的世界，阶级制度根本不能成立。平民政治的两大条件是：①一个社会的利益须由这个社会的分子共同享受；②个人与个人，团体与团体之间，须由圆满的自由的交互影响”。在这种平民政治世界所追寻的平民主义教育中，要求“①须养成智能的个性（iualindividuality），②须养成共同活动的观念和习惯（cooperationinactivity）。智能的个性就是独立思想，独立观察，独立判断的能力”。此外，平民主义的社会还是一个股份公司，平民主义的教育，要使人人都有一种同力合作的天性，对社会的生活和社会的主持都有浓挚的兴趣。胡适概括说：“杜威的教育哲学的大贡献，只是把阶级社会遗传下来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制度一齐改革，要使教育出的人才能适应平民主义的社会之用。……对于实行的教育制度上，杜威的两大主张是：①学校自身须是一种社会的生活，须有社会生活所应有的种种条件；②学校里的学业要和学校外的生活连贯一气。”

尽管引文很长，但我觉得这是非常准确的概括，当时大多数中国人对杜威的理解皆无出其右。这篇文章当初登载于《新青年》第6卷4号（1919年4月15号）上，北京大学学术演讲会在编印学术讲演录《实验主义》时再次收录（可能分发给杜威演讲的听众）。最后收入《胡适文存》（1921年）。在这个意义上，这是一篇当时很多人都读过的文章。

胡适的这篇《实验主义》很容易读懂，可能对陶行知等人也产生过影响，因为陶行知也认为学校在于社会之中，强调个性和社会改造。这与杜威在《学校与社会》中的主要主张相符合。

正如杜威在《学校与社会》，尤其在第二章“学校与儿童生活”（TheSdtheLifeoftheChild）中所显示的那样，杜威所谓作为小社会的学校，有以下两个基本步骤。

第一，学校不是靠背诵和考试来进行被动式学习的场所，必须成为儿童在其中充满兴趣的积极从事社会生活的小社会。

第二，这个小社会，不单纯是儿童进行自发活动的小社会，必须是代表现代社会生活之历史进步的小社会，因此，学校和社会之间需要活泼的互动。学校在这两个步骤中必须成为被“单纯化、纯粹化、均衡化”了的特别环境。而儿童被编为小社会的成员，使其在发展各自经验的时候，能够获得大社会进步的最确实保障。杜威如是说。

这样的思考，贯穿了杜威在中国的各种演讲。

蒋梦麟在杜威访华之后，立即发表了《教育与社会》（1920年3月）一文，呼吁“平民教育”的必要性，认为“教育必须使个人在社会中都能平均发展，若只有一部分的个人发展，社会还不能进化”，从其所用的词汇来看，受杜威的影响是很浓厚的。

关于陶行知和杜威的关系，戴伯韬在《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1949年）第一章“陶行知与杜威”已经论及。戴伯韬曾是晓庄时期陶行知的学生，1930年和陶行知一起逃往上海，出版《儿童半月刊》和《师范》杂志，并参加了1936年以后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活动，可以说是陶行知的亲信。

戴伯韬的《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由《写他在晓庄时代》、《写他在国难内时期》和《写他在抗日和民主斗争时期》三部组成，也是我们了解晓庄时代陶行知的基本史料。戴伯韬指出，陶行知在晓庄的教育实践（1927—1930年）过程中，“推翻”了杜威的学说，树立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理论。“美国是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杜威的教育目的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培养国民和人才，……杜威的教育主张，在当时的美国还勉强行的通，拿到中国来，当然要碰壁了。……”他在南京乡下的晓庄，开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在这个时期，他推翻了杜威的学说，把“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翻了个筋斗，改成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这就是生活教育的萌芽。

如上所见，杜威在中国所论述的“平民教育”之内容，带有演讲性的特征，是极为平易的东西。

但是，从几种文献来看，可以完全肯定，邀请杜威的南京教育人士，他们所谋求的实际上并非“教育哲学”之类，而是一线教育的具体内容，即教育经费、学区制、职业教育、教育观察、跳级制、义务教育等（《南京教育界人员与杜威先生之问答》，1919年）。

这一点与陶行知不同。陶行知是通过教育“实践”来追求“理念”，同时在杜威那里谋求与“实践”相连的“理念”。

陶行知早在1919年就应哥伦比亚大学同学蒋梦麟（比陶行知大七岁）的要求，为《时报·世界教育新思潮》撰写了《教学合一》。

在《教学合一》（1919年2月24日）中，陶行知说：“对于一个问题，不是要先生拿现成的解决办法来传授学生，乃是要把这个解决办法如何找来的手续程序，安排停当，指导他，使他以最短的时间，经过相类的经验……自己将这个方法找出来，并且能够利用这种经验理想来找别的方法，解决别的问题。得了这种经验理想，然后学生才能探知知识的本源，求知识的归宿，对于世间一切真理，不难取之无尽，用之无穷了。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自得’，也就是现在教育家主张的‘自动’。”

此处所引用的孟子“自得”，出自《离娄下》，我们注意到他一面比拟孟子的“自得”，一面来解释“自动”。“自动”是杜威在演讲中有时会用到的概念（英语的active或者actively）。更进一步地说，这是杜威在演讲稿（汉语）中经常能够看到的概念。大概是受了杜威的影响，1919年，“自动”一词在中国颇为流行，反过来也产生了种种“弊害”和“误解”，这是陶行知自身也讲到的，他主要是针对政治上“过激”化的学生“自治”运动而讲的（陶行知《学生自治问题之研究》1919年10月）。

有意思的是，杜威也谈到了“自动”与“自治”的关系（《自动与自治》，《晨报》1921年5月3日、4日、5日）。这说明杜威在中国不单是从头到尾在讲述自己的学说，而是观察并了解中国的状况，在演讲内容上也下了番功夫。此外，关于“自动”，可能杜威也有意识地把中国的传统“旧教育”视为“被动”的东西而多予以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以“自动”（或谓“发动”）为主题，在演讲中进行强调。陶行知以此为基础建构了自己的教育思想。此后，陶行知也时常谈到“自动”。又过了很久，陶行知在《育才二周岁之前夜》（1941年）中，认为“自动是自觉地行动，而不是自发的行动。自发的行动是自然而然的原始行动，可以不学而能”，解说了“自动”与“自发”的不同。附此以供参考。

1923年，陶行知辞去大学教授一职移居北京。在北京专心从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与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活动。

在陶行知写于此时的《平民教育概论》《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4期，1924年10月中，主张“中国现在所推行的平民教育，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我们要用最短的时间，最少的银钱，去教一般人民读好书，做好人。我们深信读书能力是各种教育的基础”。总而言之，他心目中的平民教育是识字教育。

其后，1927年3月（同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作为“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一项事业，在南京郊外（老山即“劳山”山麓，根据陶行知“在劳力上劳心”学说改称）开办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来，随着学校规模的扩大，改称晓庄学校。关于晓庄学校实态的解明，至今依然有着史料上的制约，难有进展。现在主要依靠回忆录之类。在后来编纂的《陶行知一生》（1984年）中，收入了当年师生的回想。例如，王琳《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许士骐《峥嵘岁月现状巡礼》、易铁夫《在陶先生的熏陶下》、夏孟文《回忆晓庄》、严钝《生活教育实例五则》、李相维《晓庄师范生活会议片段》、陈宏韬《忆晓庄念陶师》等。许多研究者以此为依据。

在晓庄学校的实验不得已于1930年关闭，虽然仅仅3年而以“失败”告终，但是可以看出，通过教育实践，陶行知的教育理论逐渐得到锤炼。

陶行知的《中国教育改造》（1928年）是他最早的著作，收集了他的早期论文。晓庄时期发展发表的演讲、文章之类的大都收在这本《中国教育改造》。该著作的出版，说明了在晓庄进行教育实践中，迫切需要将自己对“试验”性“新教育”的意图进行一番整理，公之于众。也就是说，这是晓庄学校的“教育纲领”。它清楚地体现在《中国教育改造》第一章“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中。总之，对于陶行知来说，晓庄学校是“新教育”的“试验”（实验）场。

陶行知自1922年至1927年所主张的“教学合一”，在晓庄学校时期发展为《教学做合一》（1927年），可以视为对杜威“做中学（learningbydoing）”的批判运用。陶行知一方面重视“做”的这个主张进行锤炼，另一方面减少了对杜威理论（或者说是杜威的“平民教育”）的提及。尽管杜威返美之后，中国的“杜威热”有所降温，但这与陶行知开始摆脱杜威的直接影响，开展自己的实践与思索有关。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陶行知此时对杜威提倡的“自动”（active或actively）进行了重新解释，向“学校即社会”“生活即教育”理论发展。通过这个时期所写的一系列论文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的另一方面。

陶行知差不多写于同一时期的论文有如下数篇。

在1927年11月3日举行的，即《教学做合一》演讲翌日所做的《在劳力上劳心》演讲中，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是真的一元论”。陶行知批判王阳明非但不能“格物”，反而陷入了“格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