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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陶行知上海工学团运动的研究1（第3页）

1932年1月末，日军继前一年“九一八”事变，即侵略中国东北地区之后，攻占了上海[146]。国家、民族面临存亡之际，当时隐居于上海的陶在《申报》上展开抗日论证[147]。他指出“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要想起死回生[148]，首先必须培养全民‘应对国难的能力’[149]”。此能力可以通过同年5月之后发表于《申报》上的连载小说《古庙敲钟录》[150]中提起的“六大培养”[151]得到培养。“六大培养”即①培养普遍的军事能力、②培养普遍的生产能力、③培养普遍的科学能力、④培养普遍的识字训练、⑤培养普遍的运用民权的能力、⑥培养普遍的节制生育的能力。[152]

于是，为协调实施这“六大培养”，陶设想了与之前学校不同的全新的教育组织。这个教育组织就是本文将主要论述的“工学团”。它不能称之为学校，它既是“小学校”，同时又是“小工场”“小社会”[153]。“工学团”是工场的“工”，学校的“学”，社会即团体的“团”组合起来而得名，其意图也包含在其中。即它体现了“小工场”“小学校”“小社会”分别包含着生产的意义，长进的意义，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意义[154]。同时，“工学团”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155]的组织，因此“小学校具备教授儿童科学的意义”。也就是说，“工学团”的目标在于发展成为通过兼具这三个意义，同时实施刚刚提到的“六大培养”的这样一种教育组织。

那么，为什么设想“工学团”兼具这样的三种意义呢？以下，分别根据工场、学校及社会来分析一下。

首先，工场制造就是生产财富，通过这点可以看出其意义。生产活动在受贫困困扰的中国社会，作为支撑孩子生存、生活的基础必须受到重视。但是，当时职业学校中的实习与学习内容是完全“不相关联”的[156]，培养出来的全是“能说却不能做”的人[157]。在陶看来，这种职业学校应当受到谴责。但是，由于它们打着学校的招牌，标榜“生产教育”，所以实际上它们并没有受到社会的“攻击”，继续存在着[158]。因此，他不把新设想的教育组织称之为学校，而是重视生产劳动，直到要把学校“改变成为工场”的地步[159]。同时，由于此项教育事业的教育经费无法确保，所以必须经济自立[160]。但是，由于工场可能会滋长“拜金”主义[161]，而这种“拜金”主义比起人命来更加重视利益，所以又要避免将其发展成为工场。

最后，将社会视同“团体”或者说“团结”[165]，它们具备成员平等互助且自卫卫人的意义。当时，大家普遍认为中国社会存在“人如散沙”[166]的问题。陶认为这些如同散沙、没有合作精神的人们的集合体不能应对“国难”，也不可能建设“共和”国家。因此，他想要“矫正”这种问题，力求国民“大家的力量得以发挥”[167]，形成以人民大众为中心的平等互助且自卫卫人的共同合作的人民关系。“工学团”具备了这个意义，才首次成为濒临灭亡的民族的“救生圈”[168]。因此，陶很重视“工学团”内部的自治性团体活动，祈求“工学团”如同“细胞”“分裂”一般，在区域社会中得到“繁殖”，从而进一步扩大到全国[169]。

“工学团”在达成目的时，上述的三种意义缺一不可[170]。也就是说，“工学团”是促进儿童成长、发展的完备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之下儿童通过生产劳动支撑自己的生存、生活，同时成长成为具备主体性、能动性的存在，通过集团生活成长成为具备诸多自治性能力的自觉性组织主体，成长成为创造“新村、新国、新世界”的“主人公”。于是，期待“主人公”首先完成“国家统一”“救国”的任务[171]。那么，上述构想的“工学团”运动是怎样的过程呢？

二、过程

陶在小说《古庙敲钟录》的连载结束后的1932年8月中旬，着手将“工学团”的构想具体化。他将当时是晓庄学校学生的马侣贤[172]派到上海市北郊，让他调查当地20多个农村的生产、生活、文化状况[173]。同时，他将设想的计划告知农民，请求他们配合。得到农民理解后的陶在离宝山县大场镇东南方向约2公里的一个叫作孟家木桥的地方租了一家民房，9月15日在此设立了山海工学团的“总团部”[174]。10月1日，条件具备之后，他们召集了当地附近的学龄儿童，开始了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同时，江苏省宝山县教育局将“总团部”周围1公里内的村落作为实验区域实践，他们以山海实验乡村学校的名义申请，并于1933年1月得到县政府的正式许可[175]。

于是，“总团部”周边的农村也陆陆续续设立了“工学团”[187]。另一方面，城市里也组织设立了晨更工学团等工场劳动者的机构。这些机构都是以创建新的共同体为目标的，它们不仅仅是儿童的组织，还是包含着幼儿到成年的所有年龄阶层的组织。根据团员的年龄差别，这些机构分为幼儿团、儿童工学团（7岁到12岁，也有包括16岁的少年工学团的情况）、青年工学团（16岁以上的妇女儿童，称之为妇女儿童工学团）。另外，组织形态上分为三大方面：①存在年龄差异的作为“工学团”的独立组织，存在劳动内容差异的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等，以及劳工幼儿团、浦东女工读书团之类的组织。②虽然是学校，但是教学课程的重点是生产劳动、社会奉献活动等。③被称为合作社的合作组织，一方面强化生产劳动，另一方面进行文化及团体性的自卫活动。[188]

在这里，特别面向学龄儿童的儿童工学团包括“电核团员”和“电子团员”两种。前者是每天在指导员（即教师）的指导下学习的人，后者是由于工作或经济关系，每周来一次，接受集中指导的人。前者负责几名后者，前者有职责到不能每天出席的后者家里去教授他们内容[189]。

运营方面，“工学团”的大部分是由劳动收益，各界进步人士的捐款，甚至陶的书、文章、演讲的报酬支撑着[190]，也有地方政府当局给予的一定的补助金、经费等[191]。另外，比如，“总团部”里还附设有图书馆、小工场、诊所、小剧场等设施[192]。

另外，“总团部”还邀请许多领域的知识分子前来演讲、参观。团员通过他们进一步加深了时事、政治、哲学、经济等的学习[196]。比如，沈钧儒、李公朴、邹韬奋、田汉等[197]当时引领着上海文化界的人们都不止一次地来访问。而且，1933年10月，国际反战大同盟的代表团[198]及1936年春天美籍女性作家史沫特莱（A。Smedly1892—1950年）[199]等人的到来、参观，使得“工学团”运动不仅在国内更加受瞩目，国际上也备受关注。

另一方面，“工学团”运动进一步推进了教育普及活动，并于1934年春正式实施、发展小先生制度。陶自己也在同年秋设立了中国教育普及助成会，编辑发行了识字教科书《老少通千字课》，1935年他以中国教育普及助成会主编的身份在《晨报》上刊登每周一次的《普及教育》，甚至开办了名为《三十分钟教育普及》的午休广播[200]。而且，陶将自己的教育普及论汇总成《普及教育》，后续又发表了续篇、第三篇，试图唤起大家对教育普及的关注。

这里，我就“工学团”运动得到支持、维持的主要原因进行论述。首先，积极努力地与地方教育行政保持相互合作的关系，这是一定的成功因素。例如，将山海工学团的事业不断扩大的江苏省宝山县教育局局长冯国华高度评价了陶的事业，为各种“工学团”的创建提供支持[201]。陶也回应其支持，在该县义务教育速成计划、电教化教育方面积极地提供建议[202]。而且，上海市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华人教育处也从法律上奖励小先生制度[203]，陶的出生地安徽省的教育局局长亲自请求陶推广该县的教育普及工作，他也答应了对方的请求[204]。另外，上海行政机关、教育医疗机关及民间团体等共同合作，热心投入到沪郊农村工作促进会（1935年3月成立）中，身为干事的陶被任命为教育普及委员会负责人，他提议编著《沪郊各县初步普及教育办法》[205]。而且，他主动与上海地方协会会长、《申报》的经营者史量才，身为国民党要人的同乡冯玉祥，田汉等著名的有识之士，以及对蒋介石国民党政权持批判态度的人们密切地交往，获得了资金援助，并且拥有了更多的支持者，这些也是该运动受到支持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该运动由很多共产党员支撑也是可以例举的一个方面。当时，学校都有义务教授“党义”即国民党的教义，所以国民党的教员被派往各个学校[206]。当时，陶不接受这些被派遣来的教员，他不让教育实践受到政治的压力、干涉。因此，“工学团”对于共产党员而言是“比较安全”[207]的环境，以原晓庄学校学生王洞若为代表的共产党员、左翼大众团体会员[208]作为“工学团”的指导员或者团员参与该运动，且积极地活动。陶深知“工学团”可能会遭受国民党的镇压，但是他还是接受了他们。可以说他的这种姿态表明着他的政治或者说思想立场。

就这样，“工学团”运动一边抗击着国民党政府的镇压，一边采用多种形式维持着。但是，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八一三”事件再次使得租界之外的地方演变成中日两军的战场[211]，“学校、村屋及农作物被日本帝国主义轰炸、火烧，全部被破坏了”[212]。因此，“工学团”的指导员、团员们撤离当地，搬入租界，参与救济成了难民的农民及援助他们子女的教育[213]，甚至参与抗日救援活动[214]。于是，上海被攻占之后，团员们留下方与严、张宗麟等一小部分人，其他人立刻转移到政府机关的转移地汉口，之后转移到重庆及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零零散散地散落于各处[215]。一部分团员在王洞若的指导之下，组织了“孩子剧团”，参与全国的抗日宣传活动[216]。总之，“工学团”运动在日本全面侵略的影响之下，维持之前的组织形态变得十分困难，据记载“转化成抗战的形态而停止了”[217]。但是，抗日战争之后，上海的学校纷纷重建，当地农民们亲自在原“总团部”附近的叫作沈家楼宅的村落里重建了山海工学团[218]。

在经历了上述过程的“工学团”运动后，团员们又经历着怎样的日常生活呢？接下来，我们通过具体的例子看一看教育实践的情况。

第二节关于工学团的教育实践

工学团教育实践可以分为：①教科学习，②生产劳动，③集团生活，④社会服务四类。工学团有劳动、学习、集团三方面的意思，就是相当于刚才说到的前三个方面。最后的社会服务也是由陶先生的课题教育普及得出的小先生制理论。本节将具体讨论这四个方面。

一、教科学习实践

关于工学团的教科学习，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已经接触的五个教育目标（①健康的身心，②农夫的身手，③科学的头脑，④艺术的兴趣，⑤社会改造的精神）之中，培养科学的头脑是主要的目标。国语主要是四分之三人民大众能够理解的“白话文”“大众文”。文字和数学是因为日常生活中能够经常被用到所以受重视。历史和地理分别是明确中国民族活动和文化的发展，明确中国的资源、生产、配置的学科。科学则是为了防御自然的学科。另外也设置了（人格的陶冶·精神的创新）音乐或者绘画，为了促进身心健康的卫生、体育等学科[219]。

首先，对作为识字教科书编辑的、小先生普遍使用的教材《老少通千字课》[224]进行探讨。这是以儿童和文盲的大人等为对象，每日1课，每册28课，共4册，以4个月能够完成为目标而编写的。由日常生活必须的900个汉字构成，从短句到并列句，还有比较复杂的汉字、拼音等。被选用上的主题的特点是，与孩子和普通民众的生活密切相关[225]，以小谜语[226]和诗歌的形式[227]编入，是比较容易学习的教材。内容方面有：①能够让人们切实感受到的，对过着贫困生活的孩子和一般民众的描写[228]。②讲述劳动的重要性，通过劳动成为自立的人的必要性和讲述团结友爱的重要性[229]。③批判过着安逸生活的特权阶级[230]。④唤起打倒帝国主义，光复东北四省的爱国热情和民族意识[231]。

由此可见，识字教科书多以唤起广大人民的劳动意识和抗日民族意识等政治主题为主，陶先生想通过这本教材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识字能力和教导广大人民作为中国国民所应该具有的必要的知识和态度。考虑到这些，教材比较容易背诵也更加注重了激发学习热情这一方面。

另一方面，作为纪念活动的临时教材，企划了突出儿童地位的“儿童节”，作为中华民族应该自觉和骄傲的“双十节”“五四”，反抗侵略我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形成抗日意识的“五九”“九一八”“一·二八”等活动[232]。工学团重视活动，特别把社会改造、社会服务等活动放在了重要的位置。所以工学团号召周围的住民，以地域组织的形式活动。

在这里，1934年9月以总团部为中心的戴自俺[233]提起的《九一八教学大纲》[234]为基础组织了纪念“九一八”的活动。这次活动与同日举行的其他活动，日常的教科教育，教科外教育等都进行了实践。

首先，在《大纲》里，关于这次活动设定了两个教育目标。一方面是以儿童及其父母还有附近居民为对象，理解九一八事变是帝国主义者进行殖民地分割的事件，还有为即将爆发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做积极的准备。另一方面，中国国内的被压迫阶级为了实现自身的生存而寻求自身的解放就必须打倒帝国主义，这一点一定要让儿童及其父母还有附近居民都充分认识到。总之，工学团的教育对象即附近居民及其子弟，教育他们要知道自己是被压迫阶级，要牢牢把握九一八事件的本质，理解为了解放自己，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从而站起来是我们活动的目标。

教育的课程从编辑的角度讲，各个学科教育可以分为社会、自然、国语、算数、艺术、劳动、体育卫生7个根据具体内容不同而划分的学科。社会属于学科的领头位置，其活动内容超过20项，比起其他的10项左右的学科划分明显更加详细。项目包括，重点设置的日本军的侵略的事实经过，“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和结果，以及被占领的东北四省（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的地理和历史，当时的日本政府的侵略政策等相关的研究。同时还有学习国际联盟，紧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争论焦点及世界的动向，理解国内政治经济的现状，提高抗日反帝的认识等。还有关于被日本侵略的东北四省，以其资源和产业的实际状态为主的自然学科，还包括这四省的人口、面积、资源受这次事件影响造成的损失的计算学科，还有地图制作等的艺术学科。通过以上的学习，使儿童们片刻也不要忘记帝国主义的侵略。在其他方面，国语学科主要是对事件的事态进行报告，创作抗日的歌曲[235]。散文、文艺科主要是创作救国歌曲和义勇军军歌，并且表演话剧。劳作科除了日常的农作之外还积极准备小枪的制作，体育卫生科经常进行抗日、反战游戏的实施，还有卫生检查和护理方法的学习，高年级还要学习军事训练。

在教育课程的编排上，根据儿童年龄的不同，课外活动分为幼儿园、低学年和中高学年。前者主要学习教科外活动“生活环境的创造”，主要是学习日军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抵抗相关的地图信息，抗日救国的儿童歌曲以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反帝歌曲。相对而言，后者的教科外活动主要是在每天早晚的集会和每周的“生活周会”进行时事报告、演讲和讨论，以及发行刊登抗日反帝时事新闻的报纸，世界战争的图表等。然后以《大纲》为基础，激励同学们的日常学习，向附近居民积极宣传，这就是纪念九一八活动的结果[236]。

这个《大纲》的特征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①在教育内容的层次方面未必和儿童以及人民大众有直接联系。例如，重视从世界的角度和历史的认识进行取材。②以“抗日救国”为大前提的教育课程全体再编的尝试，7个学科之中社会科最被重视。③不停留在简单的知识层面上，必须把学过的知识通过各种样式和各种层次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抗日救国这个民族生死攸关的问题上，通过运用各种学科学到的知识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表现出来，确实可以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国难的处理能力”以及生活所必须的“生活力”，并寄予解决问题的厚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