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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尔孟禄与中国的近代教育1（第2页）

此外，国际研究所通过丰富地提供各种有关外国教育的课程与演习，训练他们成为拥有广阔视野的教育专家，也是该所对留学生指导、帮助的宝贵一环。根据该所向洛克菲勒财团呈送的报告书，该所在1923—1938年的15年间提供的比较教育课程与课堂讨论、实习等，包括以上述的外国留学生为对象在内的“美国教育入门课程”和“美国的学校考察”，达156门课程，出席者总数达7545人。[13]国际研究所大量地提供有关外国教育的课程、演习，有其扎实的基础，这就是研究所设立的第二、第三目的，即外国教育的现场调查及据以对外国政府的指导、帮助等成果为基础的。以孟禄为首在1920—1930年大张旗鼓进行各国的大规模调查，包括菲律宾（1924—1925年）、中国（1924—1925年）、波多黎各（1926年）、伊拉克（1932年），均是应美国政府陆军部和国务院或各国政府的要求，作为国际研究所的正式活动实施的。这些活动，除大型调查报告书[14]之外，还以孟禄的著作EssaysinparativeEdu，康茨编辑的著名研究年报EdualYearbookofIionalIeachersCollege所收的论文等方式正式出版，这是众所周知的。

孟禄一面作为所长统辖研究所，一面以亚洲、中南美、殖民地附属国的教育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尤其是中国常常是他所关注的问题的中心。孟禄有关中国教育的主要研究成果如下：

&oionineriEdualAiioion，3rdSeries，No。4，1922。StudentPolitia，Forum。No。76，1926。

atioion，1928。

&udetowardWesternCulture：Summary，eseSodPoliticeReview。No。13，1929。

MosaicWhichuria：Abridgemeio。No。2，1931。

WhatWesterionMayLear。AmeriAssoofUyWomenJournal。No。25，1931。

EssaysinparativeEdu。RepublishedPapers，1931。

&ifiEduFntries，SdSoo。47，1931。

国际研究所与中国留学生

在上述背景之下，许多外国的留学生、研究人员来到国际研究所学习。据该所报告书称，如表1所示，自1923年开设以来的15年间，该所接收的各国留学生达15个国家，其中仅次于加拿大学生数居多的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达565名。

表1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外国留学生在籍状况——上述15国（1923—1938年）

[出处]ReportoionalIoTheRockefellerFoundation；Jan。1939。

当时有多少中国的教育学徒在师范学院学习呢？从华美协进社的调查也可以明白。据称19世纪中叶以来100年间（1854—1953年）在美国的大学学习、毕业的中国留学生总数2万人（20906人）中，专攻教育学的达943人，而超过半数的488名（51。7%）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毕业生。[15]他们在该校毕业后，许多人归国就任大学教授或教育行政官，在以美国为模式的中国教育的近代化事业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组织者——孟禄

利用庚子赔款的对华文化事业

由上可见，孟禄以种种方式加深着同中国教育界的联系，而使其影响力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就在于他作为庚子赔款的管理运营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以下简称中基会）的核心人物的活动。

众所周知，美国真正开始致力于接近中国的努力是进入20世纪之后的事。其时美国采用的方略以教育文化先行为特点。基督教传教会的传道活动，以洛克菲勒财团为代表的非宗教民间团体的社会、医疗事业、利用庚款的文化事业等就是其代表性的活动。其中给予中国的教育文化界以最大影响的，是利用美国政府的庚款的文化事业。

美国的庚款文化事业可分两个活动时期。1910年庚款的第一次退还事业，是以清华学校为中心实施的官费留学生派遣事业。1924年的第二次退还事业，以中基会从事的各种在华文化事业为中心。孟禄参与了这两种事业。尤其是在第二次的文化事业中，从退还讨论之初就深深地介入，作为中基会的文化事业的促进者，起着核心的作用。[16]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成立

1924年，美国决定实施庚款的第二次退还。当时美国国内不消说，即令在中国的政财界、教育界，也高度评价利用庚款的留学生教育事业对增加两国间的相互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要求进一步促进利用剩余赔款进行文化交流的呼声高涨。孟禄早就成为这一活动的中心人物，他热心游说利用庚款在中国开设公共图书馆，振兴科学教育与科学研究，促成了赔偿时机的成熟。

1924年8月，美国政府就庚款的用途问题，派遣孟禄来华同中国方面磋商。孟禄在华逗留一个多月，同中国政府当局和各种教育团体的代表人物充分协商，并大体按照他的思路，决定了庚款的用途及其使用方法的方针。孟禄在协商时提出的想法如下：

①庚款应专门用于教育文化方面的经费，不得挪作道路建设之类的他用。

②庚款不得用于弥补校舍建筑费、各校的经费、人件费的不足，应用于教育实质性改善的事业。

③科学的发展是中国的进步不可或缺的。在这次的事业中，应重视直接有助于一般人民的知识增进、生活改善的农工业、卫生等应用科学的研究。

④必须改进科学教育，尤其是中等学校的科学教育。为此首先得充实教师培养机构中的科学训练、科学实验。

⑤承担庚款的保管运筹的委员会不受两国政府的牵制，独立执行业务。由中国方面9名（后10名）、美国方面5名组成。[17]

中国政府同意上述方针，于九月设置庚款的管理运筹的两国合作的机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TheBoardofTrusteesofdatioioionCulture）。中国方面任命颜惠庆、顾维钧、施肇基、范源廉、黄炎培、蒋梦麟、张伯苓、郭秉文及丁文江为理事，美国方面则任命孟禄以及杜威（后换为W。维洛比）、R。哥林、C。贝纳托、J。贝克。顺便提一句，上述的中国方面的理事中有6名系美国留学出身，其中3名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孟禄的弟子。

翌年（1925）6月，中基会第一次全会在天津召开，顾惠庆任理事长、孟禄和张伯苓任副理事长。该年会提出如下方针以实现庚款的文化事业，获全场一致通过。

①发展科学知识，及此项知识适于中国情形之应用；

②其道在增进技术教育，科学之研究实验与表证，及科学教学法之训练；

③促进有永久性质之文化事业，如图书馆之类。[18]

尽管在1928年国民政府全面改组了中基会，但这个活动方针一直贯穿始终。

中基会除成立以来每年一次年会外，还召开例会、执行委员会、座谈会等等，协商、决定推进事业的方略，并付诸实施。孟禄自1924年中基会成立至太平洋战争爆发的1941年为止一直担任副理事长，领导该会的活动。每年召开年会之际，他屡屡不远万里来华出席，这也是作为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所长的正式活动的一环。[19]

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活动

中基会采用①辅助事业、②合办事业、③直营事业，从多方面促进文化事业。该会用于这三方面事业的费用，从1925年中日战争至1936年的12年间有1563万元左右。其中所占费用最多的是辅助事业，占经费总数的41%。其次是合办事业占37%，直营事业占22%。[20]下面，略述几个代表性的案例。

1。辅助事业

中基会具有代表性的活动，可举对学校和各种团体的辅助事业。以1931年度为例，接受中基会辅助金的各种机关、团体名及其用途，归纳成如表2所示。

表2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的辅助金拨款状况（1931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