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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陶行知02（第4页）

通过对陶行知的改革设想细节的考察，发现其中不仅是吸取了杜威的理论——即便形式有所变换——还有传统儒家学说的影响以及对其他一些西方思想财富的接纳，如基督教、德国哲学和教育学，[164]布朗最终得出以下结论：“更仔细地考察陶同中国进步主义运动的一致性，便得出结论：可以毫不含糊地把确切存在他思想和行动中的事物归诸进步主义的影响，是很成问题的。从其作品来看，陶显然使用了进步主义的修辞，然而，若就任何具体事物作较仔细的检查，那么他所依仗的实质，至多只是部分的，而且有时整个都可怀疑。许多中国进步主义者都是这种状况，但陶行知尤其如此：他可能接受了进步主义的见解和朝气，在有些事上接受了杜威所提倡的专门实践。尽管如此，他观念和行为的源泉、延伸和远景，极显然是扎根于陶的个性，他使中国适应社会上存在的文化类型和使西方文化移入的模棱两可性，以及中华民国发展中的历史形势。毫无疑问，陶受到了进步主义的影响，但却是略似太阳的引力使掠过它的星光偏移的方式，而星光的源头和归宿是在别的地方。”[165]

对这篇很值得玩味并颇具启发性的作品仍须提出几点值得商榷的批评意见：

（1）作者在第二章以“从儒学至进步主义至马克思主义”这样的标题，试图指明陶行知精神世界的三段历程。这个路标却令人困惑，因为它有悖作者所提出的其他西方思想对陶行知的影响。布朗还认定，陶行知在30至40年代在转向马克思主义之前，便拥有一种比杜威和晏阳初更为倾向于通过革命解决中国弊端的观念。[166]这种认定同样与作者对陶行知与中共关系的亲密性所做出的限定截然矛盾。[167]关于陶行知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态度及其与共产党的关系，本论文将在下面第五章中进一步探讨。

（3）布朗指出，陶行知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想在重庆开办一所新的晓庄学校，但设想未能实现，“所冒出的是育才，是一所为有天赋的孤儿办的学校，它尽管是成功的，但却远非陶的意向”。[170]他的这种说法尽管还用了陶行知同事的个人回忆加以佐证，但仍与事实不符，因为陶自己所言与之相悖。1938年夏陶行知结束了环球之旅，在香港的欢迎会上就宣布了他的“回国三愿”：①创办晓庄研究院，培养高级抗战人才；②办难童学校，收容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才幼苗；③在港创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动员侨胞抗日救国。[171]布朗的思考也不无道理，人们会由于陶行知突然投身培养天才儿童的艺术教育而产生疑问，陶是否背离了他一直遵循的大众教育呢？对此，核查结论依然是否定的：

（1）陶行知一直将穷苦人受到教育视为天职。恰恰因此，那些孤儿和难童在战争时期是最需要教育的人，所以也是陶最为关心的人。

（2）艺术和音乐起着塑造人格的作用，这不仅是儒学教育传统的重要理念，现代教育改革家亦然。[172]正如布朗本人也注意到，受杜威的建议和“设计教学法”的启示，陶行知在晓庄及其相关学校和重庆育才学校，都采用了演戏作为一种教学手段。此时，育才学校得到了中外援助组织资金和人力的赞助（如红十字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美国援华会等），还有中国各类的艺术家的支持，使得陶行知愿意且能够在育才学校继续推行和拓展艺术教育。

（3）似乎“育才”一词——按照德文Talentf?rderung意为“培养天才”或“开发天赋”——会引起人们对陶行知教育目标的延续性产生怀疑。陶行知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中给出了最好的解释，他严词拒绝培养“小专家”和“人上人”，“不是要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干这特殊的教育。”[173]

至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学者一直偏好研究杜威与陶行知的关系。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教育学者帕米娜·吉亭（PamelaKeating）博士进行了一项比较研究，并于1989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的世界比较教育大会和1990年在美国加利福尼亚举行的比较和国际教育协会年会上提交讨论。该论文1992年被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发表。吉亭认为，像杜威那样，陶行知献身于民众教育以求建立一个新的有价值的社会。他们两人都坚信，教育具有促进社会变革的价值。因此，他们努力把教育与实际的生活经验联系起来，改变了传统教育的师生间的紧张关系，阐述了新的教学理论。陶行知把教育的目的似乎置于教育的外部，即学校之外的社会。教育，无论是正规的还是非正规的，在本质上都是工具性的。他从这一立场出发阐述了改进教育，进而改进社会的各种计划与实施方案。但对杜威来说，这种具有教育性的、发展的与相互作用的过程本身就是目的，也就是学校应该在社会中具有更大的、实在的社会性。于是他在哲学和教育学两方面上集中于民主的过程，认为社会目的是权威性的，教育实践发展性的。陶行知对杜威教育哲学在中国教育领域中批判性与创造性地运用，揭示了哲学家与教育家之间的区别以及在教育发展中社会政治背景的意义。[174]

1991年美国杜克大学出版社在达勒姆（Durham）和伦敦出版了陈明銶和德利克合编的专著《国立劳动大学，1927—1932——无政府主义与近代中国教育革命尝试》，书中披露了上海国立劳动大学与晓庄师范学校之间一段有趣的史实。[176]本论文在后面的第五章第五节中引用这一史料。

（二）加拿大

文幼章（JamesG。Endicott）博士是个中国通，[177]也是少数与陶行知有私交的加拿大人。陶行知为有天赋的战争孤儿兴办教育的热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1946年陶行知去世之后不久，文幼章即撰文《悼念我的朋友陶行知博士》，文章对陶行知的创造力和业绩表示钦佩，称陶行知为“创造性教育的天才”。[178]1952年他与夫人访华，其间在上海参观了一所由陶行知创建的艺术学校。回到加拿大后，文夫人于1953年出版了《五星下的中国》，记录了他们中国之行的见闻。书中也回忆了陶行知的伟大功绩，表达了对这位中国朋友的怀念：“一位如此勇敢、有才华且高尚的人却英年早逝。他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而献身。”[179]该书于1956年被翻译为德文在当时的民主德国出版。

多伦多约克大学历史学家玛戈·S·格瓦茨（MargoS。Gewurtz）研究民国早期中国职业教育及其开拓者黄炎培和邹韬奋（1895—1944）。[180]他1978年的论文《社会现实与教育改革：中华职业教育社的个案考察1917—1927》，[181]在叙述历史和教育政治情况时提到了陶行知，并摘引了有关文献。同时，约克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威尔莫特（D。Willmott）在他的社会教育研究中也注意到了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实践。[182]

值得提及的还有一篇法语硕士论文《陶行知的教育哲学》（Delaphilosophiedel'édudeTaoXingzhi），是由中国大陆留学生的严南德1988年夏在蒙特利尔大学教育系提交，指导教授为拉蒙塔涅（Lamontagne）。作者还有意将此论文进一步拓展成博士论文。[183]

三、欧洲

（一）德国

令人惊讶的是，德国很早就有了陶行知改革活动的信息。在陶行知建立晓庄师范学校一年后的1928年，正在德国留学的中国教育家许本震（即许恪士，1896—1967）——他于1924—1928年在耶拿大学师从著名的改革教育家彼得·彼得森（PeterPetersen，1881—1952）攻读教育学——在其博士论文《欧洲改革影响下的中国教育状况》[184]中介绍了中国教育改革，包括中国改革教育家们提出的主张和平民教育运动采取的措施，如编印《平民千字课》等。尽管这位也来自于安徽歙县的同乡在论文中没有直接提及陶行知的名字，但有一段介绍显然涉及陶行知的改革工作：

这些乡村师范学校欲实现那些德国在创办乡村教养院时发挥过作用的思想。学生们要自己修建他们的校舍和其他建筑设施。这些乡村教师要始终围绕着孩子的圈子，生活在农户圈子之中，每天直接感受并亲身参加农民的劳动，以此来熟悉他们的职业和进行职业培训。由此可见，大众群体既是这种乡村教育机构的出发点，又是它的落脚点。”[185]

此外还可以从论文后附的文献目录证实，作者在论文里参考引用了陶行知用英文撰写的《民国十三年中国教育状况》里的很多资料。[186]

该论文虽不是对陶行知的专门研究，但在笔者所掌握的材料中毕竟是首次涉及陶行知，而且受到了彼得森的肯定，且立刻收录于他主编的论文集《教育科学研究与论著》丛书的第11卷，并于1928年在魏玛公开出版。彼得森还在他对该论文的鉴定中赞许道：“作者显示出对自己祖国过去和当今发生的教育运动，以及他所注视到的外国教育运动有着卓然的了解。他表现出作为一个成熟的、独立思考的人，是完全可以寄予期望：他将为我们大学，也将作为教育学学者在其故乡赢得荣誉。”[187]

奥地利医生兼时评作家弗里茨·詹生（FritzJensen，1903—1955）博士曾于1939—1948年作为医生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人员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在重庆结识了当时正积极为战争孤儿兴办育才学校的陶行知。1946年他刚到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工作不久，便传来了陶行知猝死的噩耗。为了表示哀悼，他当即写了一封唁函。[188]自1953年起他又作为奥地利《人民之声》和民主德国《新德国》两家报纸的驻远东特派记者，再度来华工作。在此之前，他曾于1950年在柏林出版了《中国腾空而起》[189]一书。他在书中向德国读者简略地介绍了“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陶博士”的业绩，例如“小先生运动”和“育才学校”等，而且还附了几幅相关的照片，并配有详细的说明。

德国对陶行知的学术研究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初。当时的联邦德国在经历了战后50—60年代的“经济奇迹”之后，国内新旧社会政治矛盾不断加剧，国内人民，特别是青年人强烈要求社会变革，加之诸种国际因素的影响，如中国的“**”、美国的侵越战争和以1968年法国的“五月风暴”为**并波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工人和青年运动的高涨，在联邦德国也爆发了以大学生为主，以反传统、要求社会政治改革为特征的青年学生运动。在这场对德国社会发展意义重大的学生运动中，各大学里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和汉学等人文科学学科要求研究现代中国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有关20世纪中国的学术或学位论文越来越多。恩斯特·诺格保尔（ErnstNeugebauer）1971年在汉堡大学提交的博士论文《中华民国教育发展援助之开端，1931至1935年》便是在该背景下产生的。[190]该论文提供了国联（联合国的前身）教育考察团1931年对中国教育考察工作的许多珍贵细节，特别是考察团成员内部的争论和对美国教育在中国泛滥的批评以及中外教育家对中国教育状况与改革的各种观点和谋略。当时陶行知刚从日本短期流亡回到上海，但官方的“通缉令”尚未撤销，使他无法直接接触这个政府邀请的高规格考察团。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要讨论那个时期的中国教育改革，都不可能避开陶行知。因此诺格保尔的论文也不例外，其中多处提到陶行知。[191]

艾哈德·内克曼先生曾在汉堡、柏林、东京学习汉学、日本学和社会学。1975年于西柏林自由大学毕业后，在该校汉学系担任助教，并从那时起开始从事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1975—1976学年冬季学期由他主办了一期以陶行知的生平与著作为重点的中国现代教育研讨班，并与参加研讨的学生团队共同整理了一本《生活即教育——中国改革教育学家陶行知之生平》。[194]这本文献汇编由12篇陶行知原著和评论文章的德文译文组成，共分为三专题：

（1）杜威教育哲学对陶行知的影响；

（2）创立发展自己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办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陶行知教育学的争论。

其中包括7篇陶行知的作品、1篇晏阳初的著述和《人民教育》1950年第4期社论以及钱俊瑞、邓初民和潘开沛的争鸣文章。除了总序言外，每个专题前均有一篇缜密的导论，同时在每篇译文中都有详尽的注释。

1978—1980年内克曼先生来华任教期间，积极收集各种相关资料，为他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博士论文做准备。他的研究方向主要是陶行知与胡适的比较。

他利用在华的有利机会，到晓庄师范学校和陶行知纪念馆实地参观考察，并在北京对刘季平，在西安对金堤等陶的学生和同事进行了采访。任教期满回国时，绕道东京，拜访了日本著名的陶行知研究专家斋藤秋男先生，并在以后的一段时间里保持着联系，互相交流见解和交换资料。回到德国后，他又翻译了几篇陶行知的文章，对19751976年在西柏林自由大学校内发行的“文献汇编”进行了修改补充。公开出版该修订文稿的愿望却至今未能如愿。1981年纪念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之际，内克曼在德中友好协会会刊《新中国》上发表了题为《陶行知——被中国重新认识的人民教育家》[195]的纪念文章，还将该文压缩改写成一篇相同标题的广播稿，由“自由柏林”广播电台在“高校与社会”节目中播出。他想通过这些方式向德国读者介绍陶行知，并引发德国社会对这位中国教育家的兴趣。十分遗憾的是，由于职业和其他原因，内克曼先生放弃了撰写博士论文的计划。

由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资助的科研项目“中国二十世纪的教育”，主要是研究中国改革教育的历史潮流。[198]其中，来自南京的日耳曼学学者丁伟祥在科隆大学教育系对陶行知进行了几年的专题研究，准备以此撰写博士论文。然而他因突患重病被迫放弃了原计划。丁伟祥的博士论文虽然没能最后完成，但已完稿的部分由他的指导教授克尔斯滕·赖希作为出版人，采取研究项目论文的形式，并以《陶行知——中国二十世纪的改革教育学家》为标题于1993年初公开发表。该文由六章构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