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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陶行知02（第2页）

这部作品是作者1979年应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来华进行了三个月的实地考察的成果，对陶行知的生平做了更广泛、更深入地研究。例如，斋藤秋男在分析中涉猎了陶行知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关系、陶的教育方法对解放区教育界的影响等。他提出了归纳性的论点“回归民族土壤”，并以此来刻画陶行知的思想转变过程，认为陶在接受和超越了杜威的教育哲学之后，其立场最终又回归了民族的精神土壤，并在这片沃土之中创造了自己独有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另外，作者在第三章还详细讲述了陶行知在日本流亡的经历和日本对他教育理论接纳的历史；在第四章列举了陶行知的10篇文章，并加以了点评。

日本在战后惊人的经济奇迹使之迅速成为亚洲最现代化工业国家，同时也在教育领域酿成了新的问题：社会、学校和家庭愈来愈高的要求给学生带来了时间和学业成绩的压力日益沉重，巨大的心理负担妨碍了个性的自由健康发展，导致了越来越多的“青少年问题”，诸如缺乏理想和抱负，精神空虚、抑郁、暴力、自杀等。日本的教育工作者面对这些现实和为了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在20世纪80年代对“日本教育向何处去？”的问题展开了理论探讨，从中产生了新的一代陶行知研究者。[114]

新生代陶行知研究者中数名古屋大学教育学副教授牧野笃最为杰出。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中国当代教育思想发展史为选题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已经发表了他博士论文中有关陶行知章节的初稿，[115]并于1985—1987年到南京大学访问研究。他凭借着出色的中文和英文能力做了大量的实地考察，深入地钻研了大批历史资料，从中文原始材料中选用了不少十分有价值的史实，使他在研究论文中能够直接引用可信的第一手证明材料来支撑论证，如对事件见证人的亲自采访。

尤为引人注意的是，牧野笃对斋藤秋男“回归民族土壤”论点提出了异议。他认为这个论点掩饰了陶行知思想发展必然性和延续性，因为它仅是建立在陶行知接受杜威学说的基础上，而忽略了对陶行知思想发展奠定基石的幼年和青年时代。牧野笃认为，陶行知赞成其导师杜威的学说是毋庸置疑的事实，然而仅从这个事实出发审视他与杜威理论的碰撞，人们从中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陶行知并没有胜过杜威，而仅是超越了他自己。基于这种思路，牧野笃对陶行知的成长经历，特别是所受的中式和西式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案例研究，例如：《陶行知教育思想之根基——金陵大学时期对王阳明思想的解释与吸收》、[116]《陶行知童少年时期的活动与教育》[117]和《关于陶行知在美国留学期间学习与生活的若干考察》[118]，并得出如下结论：“早在陶行知接受杜威理论之前，他就已经为此奠定根基。他对杜威思想的接受就是建立在这个根基上，绝不是全盘接受，而是与中国‘土壤’进行了比较。……陶行知的思想在亲自实践后形成，他自己也发生了改变。他内心深处的思想以及实践与杜威不同。这就是他的‘根基’。因此，陶行知不是‘回归民族土壤’，而是其思想历程的自然发展结果。”[119]

另一位值得提及的研究者是东京大学教育系学者世良正浩。由于他主要的研究领域是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教育发展史，因此，他理所当然地要着重研究陶行知，而且至今已有了不少研究成果。

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在日本不仅仅是大学里的学术讨论议题，而且在中小学校里也有所应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岩手县的盛冈女子高中的实践。该校校长西田洁1984年在日本专业杂志《高校教育》中发表了《坚持生活教育的方向》一文。据文中介绍，该学校遵循“生活即教育”的原则，反对教师和学生偏离这个原则的做法，如“为考试而用功读书”；推行一套贴近生活、结合实践和联系社会的教育，所施行的许多具体措施和方法都是依照自陶行知的教育箴言，如“手脑相长”、“社会即学校”和“与农民共同劳动”等。此外据斋藤秋男透露，兵库县的一位小学校长东井义雄长期以来一直在他的学校里推广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和教学方法。[120]

（二）香港、台湾地区

这里将香港和台湾划入“国际”范畴虽是有争议的，但鉴于历史和政治造成的现状，此处意在将这两个地区的陶行知研究与中国大陆加以区分。

1936—1939年间陶行知曾三次在香港逗留，不仅为抗日做政治宣传，而且也为促进成人教育而尽力。他为职工的继续教育发起创办了“中华业余学校”，并担任校董会长。[121]陶去世之后，许多香港的朋友和同事也都撰文缅怀和纪念。[122]因此，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在香港很早就为人知晓。但有一个事实令人遗憾，从1950—1980年的三十年间，这个英国的殖民地仅在1966年出版了一本有关陶行知的书。[123]按周洪宇的见解，主要的原因之一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陶氏的批判和“**”的消极影响所致。[124]这个见解只是一种假定，而值得深究的问题是，这种消极影响是否在香港起到作用，那里的教育主权在英国人手中，并对教育具有主宰性的影响力。直到80年代，毕竟有少数教育工作者开始钻研陶行知的教育遗产。值得一提的是香港中文大学教师兼作家卢玮銮，她1980年在香港《开卷》杂志上发表了《陶行知在香港》，向读者介绍了陶行知在香港的政治和教育活动及创作的六首诗歌。次年10月19日，她又以笔名“小思”在《明报》发表题为“敲钟者”的文章，将陶行知喻为开创了中国教育新时代的敲钟者。

1949年蒋介石与共产党交战失败后逃往台湾，1950年又自封“中华民国”总统，并为巩固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教育措施。其间又重新提出了他早在30年代推行的“新生活运动”[125]的口号，其内容是提倡一些儒学和西方的道德及教育观念，如“名礼仪、知廉耻、守纪律，重秩序”等。他在此基础上要求青少年，按照这些原则改进生活作风；同时要求教师实行“新生活教育”。台湾的教育部根据他的旨意制定了“生活教育方案”，并于1962年以训令颁发。虽然这种教育政策措施在理论上与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毫无关联，但陶行知的一些学生和同事利用这个机会，重新唤起台湾教育家对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的记忆。

陈启天教授（1893—1984）曾在20世纪20年代与陶行知共同编辑《平民千字课》，30年代担任上海行知学院院长。他修改了1930年的旧作《最近三十年中国教育史》，并于1969年更名为《近代中国教育史》在台湾再版。在这个修订版中对过去那些关于陶行知及其教育学的正面描述和评价未加任何改动。

被戏称为“野史馆”的传记文学出版社深受读者的欢迎，1977年出版了《民国人物小传》第二册，其中有秦贤次编写的陶行知传略。秦认为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教学做合一”等思想为辟一新蹊径，创办工学团，并发明“小先生制”，在普及教育史上为划时代的创举。

晓庄师范学校第一期学员程本海（1899—？）曾于1930年在《在晓庄》一书中报道陶行知在学校的工作情况，1978年又撰写了《陶行知先生与我》一文，发表在台湾的《艺文志》1978年第152期上。

几乎同时，台湾师范大学教授郑世兴发表了论文《我国近代乡村教育与文化建设》，[126]在文中对所有早期乡村教育改革的举措和其重要的推动者做了比较和解析。他在198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却为了吹捧蒋介石的“新生活教育思想”，贬低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一般生活教育所强调的生活，它包含有严肃的和轻松的生活，过去的和现在的生活，落后的和进步的生活，平时的和战时的生活，而新生活教育思想所强调的生活，则专指新的、严肃的、现代的、进步的及战时的生活……此实较一般生活教育思想更进一步，更具卓见。”[127]

教育官员周邦道（1898—？）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曾是陶行知的学生，1933年主编了《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他长期研究20世纪中国教育家的生平历史，并于1981年出版了《近代教育先进传略初集》，在260篇传略中也包括陶行知，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陶行知的生平。

为推动中国近代思想史和教育史研究，余英时于1984年将他的专著《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在台湾出版。作者时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政治与历史高级教授，他在该书中用一章的篇幅对杜威的两个著名学生胡适和陶行知做了比较，并从不同的层面进行了审视。次年，台湾文化大学再版了1973年在美国出版的《杜威在华讲演录》[128]。该书编者兼译者吴俊升（1901—？）还附录了他1983年撰写的《杜威在中国的逗留：讲演及对中国思想和教育的影响》，文中阐述了杜威对陶行知及其他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和陶行知对杜威教育理论的态度。[129]

研究国民教育史的学者吴鼎在他1985年发表的论文中，对不同的教育改革举措进行了历史回顾，将陶行知的晓庄师范学校视作一个最重要的事例。[130]

在笔者掌握的文献资料中，1987年简溎琴撰写的《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与实际》是来自台湾最新、最长的研究论文。作者一方面基本认可陶行知对中国的教育事业，尤其是对乡村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另一方面却又对陶行知自由的政治态度提出了带有党派色彩的批评：“无可否认的，陶行知为了唤起民众，实现民主政治，而全力推动普及教育，确实是一个正确的努力方向。不过，教育事业，尤其是民众事业，还是借助政府用全力推行为佳。陶行知的教育事业脱离了政府有计划的指导，其创办事业之组织体制，常与政府规定相违，如育才学校，乃不依法立案，故致困难丛生。……若陶行知能将个人的意见贡献当局，在政府的支持与赞助下，‘生活教育’的优点当可获得高度的发挥……然其主张多不与当局相同，每致被人误会，乃益主偏锋，此乃其坚主民主的信念使然。平心而论，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对当时的社会来说，不啻为一股清流，只可惜由于时局激**的关系，未能与政府主流相合。”[131]

这段话一方面明显地表露出台湾对陶行知功绩评价中的官方立场，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这种态度的延续性，因为它显然是早期批评的新版本。上述引文的基调与1936年版《中国教育思想史》中的观点如出一辙。[132]

（三）其他亚洲国家

在亚洲的其他地区基本无陶行知研究可言，但陶氏的教育学说，尤其是他的生活教育在一些华裔人口比重较大、并历来开办中文学校的国家里早已为人所知。例如，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印度尼西亚和缅甸的一些教育工作者（有晓庄学校的毕业生，也有生活教育的追随者）就开始尝试在当地学校里推行陶氏的教育方针。其证据可以从一些海外华人的回忆录中找到，文中讲述了他们各自于所在国，如缅甸、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推行陶行知的教育学的体验。此外，中国大陆还刊登过几篇有关生活教育在亚洲的历史影响以及陶行知研究在日本的文章。[133]

二、美洲

（一）美国

从以上的生平介绍中可见，陶行知一生中与许多外国人有交往，尤其是与美国人。他与杜威和孟禄直至逝世前都保持着联系。杜威取消了他的第二次访华计划或许与陶行知的去世有关。[134]据笔者查阅，在杜威和孟禄20年代和30年代所写的有关访华及中国教育情况的作品中，均没有提及陶行知及其工作。[135]有趣的是，1929年杜威在访问苏联后撰写了《苏联与革命世界印象》（ImpressionsofSovietRussiaaionaryWorld），文中却肯定了陶行知对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理念的修正。[136]

1929年10月25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克伯屈（atrick，1871—1965）应陶行知之邀参观晓庄学校，在演讲中兴奋之情溢于言表：“这学校，是我这几年天天所思而想要看到的一个学校。……大家在这学校，不读死书本，是在生活上直接接触。……就是小朋友，也是很幸福的。因为不是过那呆板的固定的生活，是顺应世界变化的生活，这也是很幸福的！……我曾到处找这一种运动的地方，找一种试验的学校，找有科学根据的试验，现在却给我找到了一个。它的实施的方针和方法，以及发动的理想，进步的过程，都合乎我的标准。这也可以代表整个民族的精神……我现在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宣传在中国的晓庄有一个试验学校，把这里的理想和设施宣传出去，使全世界人知道。”[137]

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JohnK。Fairbank，1907—1991）也属于陶行知的朋友圈。他作为美国驻华使馆的文化和新闻专员，1943年与陶行知在重庆结识。回国之前，陶行知、郭沫若和茅盾等于1946年7月6日在上海为其举行欢送晚宴。陶行知即席祝词：“希望费博士快快地回到中国来！希望美国政府慢慢地援助中国！等中国成立了民主的联合政府之后再大量援助！”然而，仅20天之后陶行知便撒手人寰了。1946年12月9日，费正清在纽约与杜威、克伯屈、鲁格和毕莱士等共同举行悼念会，在悼词中回忆了陶行知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学习生活。[138]1948年，他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还写道：“陶行知博士的经验就是一个例子。陶在伊利诺斯大学就读和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杜威的教导后，回中国从事乡村教育，并帮助开展“小先生”运动，使学童成为其他文盲的先生。这种识字运动形成连锁反应，特别是在1937-1938年政府迁到武汉时的统一战线时期。这项工作显然有点像政治炸药。”[139]

陶行知的溘然离世令他的美国朋友十分悲痛，纷纷挥笔撰写了一系列纪念文章，但今天只能找到中译文本，其中包括：

杜威的唁电[140]

卡特夫人的唁电[141]

贤明大将军J。D。《哀悼陶行知博士》[142]

毕莱士：《纪念陶行知博士》[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