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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各种教材复习资料的印制与发行（第4页）

其实，教辅也罢，教科书也罢，都难以独自承担起加重学生负担这样的“罪名”。还是前面已经讨论过的，教育问题是无法离开社会和历史背景来考量的。

记得2007年5月，我第一次踏上宝岛台湾，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美丽风光，便先遭遇了一道熟悉的风景线：满街的家教辅导、补习班广告扑面而来，书店里“汗牛充栋”的教辅图书琳琅满目。除了用来吸引家长和学生的遣词略有差别，几无二致。

三、悲喜创收

某市教研室调整，主要领导换届在即。因为曾经连任，各种创收积累颇丰，其时正值购置商品房大潮，于是准备按照教研室成员工作年限和业绩，将其中部分加以分配。然而报告打上去后却未被教育行政部门批准。事情已经过去若干年，至今，当时与闻其事的教研员仍然耿耿于怀：这些钱主要是教研室创收所得，最后全部充公了，有失公平。

教辅是教研室创收的渠道之一，教研员们对此并不讳言：

“不许乱编教辅，在2000年前后风声特别紧。所谓乱编，就是没有书号，印白本。现在，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辅全部由政府买单，每科限定一本，对内容、篇幅等方面都有控制。具体的，各个区都会自己编一套教辅，主要是为了符合自己学生的情况，实现教学自监控，当然，也有经济的利益在里面，但经济利益是次要的，如果不管，更乱。”（LT，2010）

那么，这种创收对于教研员们利益究竟有多少？这位教研员回答了我的疑问。

我：教研员的收入比普通教师如何？

LT：前些年普遍好些。现在吗，一般来说，与中小学教师相比，属于中等。也就是说，比起条件好的学校的教师，要低，但比一些条件一般或者较差的学校的教师，要高。

我：这个中等包括了教研室创收所得的分配吗？

LT：当然包括。

我：如果教研室彻底放弃创收行为，只靠上级下拨的经费发工资，可能会怎么样？

这位负责人用观察白痴的眼光看看我；“很简单，我们立刻散伙，”说得云淡风轻。

“单位作为单位人安身立命的场所，一度也是唯一的场所，单位行为免不了为教职工谋福利的目的。人不能拽住自己的头发脱离于地球之外——人是在比较中生存的，别的单位都在为自己的职工谋利，教育单位不可能也不必免俗。这样的谋利行为合法化后，单位成员的安全感提升、相对剥夺感降低，单位使命感油然而生。”[7]不错，同在教育领域，要求教研员们心甘情愿地满足于国家经费支持的工资，在今天很不现实。

与许多同行一样，我一直认为“教育产业化”是一个比较恶劣的提法，在这个提法的掩护下，各种本来至少还遮遮掩掩的背离教育精神的行为变得有恃无恐，更糟糕的是，催生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敛财“法门”。教研室和中小学一样，是全额拨款的事业单位，靠拨款维持工资的起码水平没有问题，但要吸引优秀人才，维持队伍稳定却是无从谈起。中小学依靠各种创收吸引优秀人才、维持教师队伍的稳定早已经不是秘密，同理，教研室不可能独守清高。按照目前基础教育的整体投入，至少在相当时期内，收取费用的教育服务仍然会存在。杜绝“教育产业化”大旗下的种种不正当行为，只有两个选择，或者大幅度增加投入，这种期望在近20年围绕4%的喧嚣中早已令人们几乎放弃，那么另外的选择就是，建立合理合法且强有力的有偿教育服务制度，所谓管起来。许多中小学生家长已经从自己子女苦不堪言的“补课”经历中感悟到，既然纯粹商业性的各种补习学校可以大行其道，为什么不可以让学校适当介入类似业务？这样至少可以规范些吧。

许多教研员表示，教研室是隶属教育行政部门的，前述河南省教研室的腐败，其实局限于比较小的范围。也就是说，真正能够大肆挥霍教辅所得的并不是一般的教研员。

如同要不要编写教辅资料一样，关于创收的明智做法，恐怕也在于制度的健全和管理。

四、“柳暗花明”

如果说教研室逐渐退出或者淡出教辅编写队伍的确令教研室蒙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上的损失，另外一个新情况却又使得情况柳暗花明，这就是近十年来的教科书多样化。新中国成立以来，全中国中小学基本都是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教科书。这种不同地区使用同一教科书的状况早就为人所诟病，1986年，成立了《中小学教材审查委员会》，意在鼓励教科书多样化。1993年，教育部曾经组织编写八套半义务教育阶段教科书，此外，某些科目也尝试将部分内容留给地方，由各地自行编写教科书，如地理课程中有关乡土地理部分。但就总体而言，所谓多样化在很长时期内极为有限。21世纪初的课程改革，第一次大规模地实现了教科书多样化。教育部规定，参与课程改革的地区必须采用两种以上的教科书，同时以行政力量大力推动教科书多样化，当然也由于教科书丰厚的利润回报，在政策鼓励之下，各地都积极地投入了教科书编写。

集中了大批优秀教师的教研室，自然成为教科书编写最具资格者之一。据了解，目前参与教科书编写的主要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教研室，在全国范围，应该不在10家以下。县（区）级教研室即使参与，多半也是以教研员个体的形式。

教科书多样化，以竞争来促进其质量的提高和改善，确属善举。只是由于操作略嫌仓促，事前准备不足，制度更欠完善，难免出现各种乱象。比如说，面对教科书的多样化，却没有合理配置相应的教科书选择和决定制度。目前，这个权力掌握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手中。毫不奇怪，围绕着教科书市场迅速形成了灰色地带，其间暗流涌动，滋生着新形式的龌龊和腐败。2007年暑期，我在南方某省函授。一位教师十分苦恼地告诉我，在她任教的生物学科，连续三年，每年更换一次教科书版本：

“当然，不同版本各有千秋，可是这样频繁地更换，对于教师的压力太大了。刚刚教了一轮，摸到点门道，又换了其他版本，还要重新熟悉，哪里有精力多琢磨教学。说到底，吃亏的还是学生。”

教科书多样化路途漫漫，教研室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是一个新的问题。

不论是之前的教辅，还是现在的教科书，无非与教研室的收入相关，却又始终没有给出名正言顺的说法。“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全社会、各行业理直气壮追求富裕的今天，显然这是一个应该正视并且予以解决的问题。教研室需要创收吗？如果不需要，依靠什么来吸引优秀教师？通过什么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教研室能够创收吗？如果可以，应该遵守哪些规范和章程？藉此，也许教研室终将摆脱如上所说的种种纠结。

[1]姜涛。新课程教辅图书的开发[J]。大学出版，2005（2）。

[2]刘秀兰。对提高教辅图书质量的几点认识[J]。大学出版，2007（2）。

[3]何宗焕。编后记：教辅可以有灵魂吗？[J]。湖南教育，2006（3）。

[4]王冰，张爱玲。教辅图书，几家欢喜几家愁——北京地区中小学教辅图书状况的调查[J]。中国编辑，2005（1）。

[5]何娇。北京市高一学生使用数学教辅图书现状的调查研究[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06：1。

[6]学生课业负担过重教材是罪魁祸首？[N]。北京青年报，2008-09-23（D1）。

[7]王晋。一个称作单位的学校[D]。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