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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神圣陶行知节选1（第2页）

12月1日，灵柩由上海运抵南京晓庄公葬，由全国53个人民团体发起的规模浩大的隆重的公葬仪式，使追悼活动再次出现**。

当灵柩到达南京和平门车站时，沪宁等地前来迎灵送葬者千余人。在“万世师表”和“民主之魂”的旗帜后面，是沈钧儒和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队伍。队伍后面则是晓庄四乡农民自动组成的锣鼓哀乐队。与沿途武装警宪如临大敌严密监视相映衬者，则是群众自发的路祭，五步一祭桌，十步一祭台，焚香致哀。灵柩11时到晓庄，12时开始公祭。灵堂前有毛泽东、朱德和中共代表团所送三个大黄**圈。陈鹤琴代表各人民团体宣读祭文，泣不成声。下午3时，由沈钧儒、翦伯赞及家属扶柩放进劳山墓场。之后，在陶行知当年曾栉风沐雨奋斗数年的地方出现了一座新墓。墓碑“陶行知先生之墓”为沈钧儒手书，墓道前的牌匾是陶行知遗墨“爱满天下”，牌联则是郭沫若所书陶行知联，“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陶行知在当时确实被视为人民民主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先驱，在他身后紧紧追随着一支浩浩****的群众队伍。我们不妨再引用一部分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悼诗悼文，以为印证，以为注释。

重庆《新华日报》接连发表的纪念文章再度表达了中共方面的态度。9月22日的悼陶特刊载有吴玉章的《回忆陶行知先生》，高度评价其革命精神和创造精神，把有人称扬的“一代完人”具体化为：“陶先生的思想是正确的，见识是高超的，志愿是宏大的，意志是坚强的，生活是刻苦的，做事是勇敢的，对人是诚恳的。”张友渔则在同日发表的文章中肯定陶行知还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由人民大众作主，为人民大众服务”，既是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也是他的政治思想。因此，他不仅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还是一位非常坚决的新民主主义者。12月6日，董必武在报上发表悼诗《哭陶先生》，这是中共高层人士又一次的高度揄扬。“敬爱陶夫子，当今一圣人。方圆中规矩，教育愈陶钧。栋折吾将压，山颓道未申。此生安仰止，无复可归仁。”

民主人士的纪念文章或歌或哭，或怒或骂，感情色彩显得更浓烈些。郭沫若以《痛失人师》为题，把连丧民主运动三员大将的七月，称之为“多事的七月，可诅咒的七月”。“古人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逢。’这话在今天尤其感觉真切。有学问知识的人比较容易找，而有人格修养的人实在是如凤毛麟角。陶先生就是这凤毛麟角当中的一位出色者。”[7]叶圣陶在挽诗中则称之为导师，“汇为巨力致民主，庶几精诚报导师。”[8]与逝者有32年交情的陈鹤琴以《近百年来的大教育家》为题作文，痛惜知己之死，“实是中国苦难人民不可补偿的损失，也是全世界善良人民的重大损失。”[9]史良用诗化的语言写陶行知的倒下及其影响，“悲愤，刺激，反动势力的威胁，竟会把你的血液沸腾得爆炸！爆炸得和我们永别呢？不！千万个‘不’！我希望这个爆炸，就是沸腾整个民主潮流的原子弹！”[10]邓初民干脆起了一个“陶行知主义”的新名词，这样就在中国近代史上平添了一名能以“主义”称名的新人。邓所谓的“陶行知主义”，即“人民至上主义”。邓认为，它有自身特有的实现其主义的路线、方法和工具等。因此，陶行知就是陶行知，不能把他简单地和其他人相比。他不是一般的教育家、政治家和诗人，他是陶行知主义的教育家、政治家和诗人。[11]

在陶行知去世后很短时间内，同国内引起如此广泛而强烈的影响相呼应，在香港、南洋华侨和国际友人中产生的回响也十分巨大。以下仍摘录有关报道。

8月25日，香港、九龙各界举行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追悼大会，到会900余人，蔡廷锴主持大会，萨空了、陈其瑗报告三烈士事迹，彭泽民、沈志远等l0余人相继发言，群情悲愤。

9月15日，新加坡华侨举行三烈士追悼大会，有100多社团、1500余人参加，会堂内外遍挂挽联轴幅。胡愈之代表民盟星洲办事处报告三烈士事迹。陈嘉庚发言痛斥国民党独裁统治，与他的挽联所示相一致：“君等入地登天，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但凭赤手空拳，洒尽人间血泪；我亦痛心疾首，反对独裁，反对贪佞，悉本侨胞公意，只求图跻三强。”[12]

国际和平战士、加拿大朋友文幼章撰文《悼念我的朋友陶行知博士》，文称：“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知道中国的真正需要，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勇敢果决的为大众教育、为民主的组织与实践奋斗终生。”[13]

美国援华会总干事、热情支持陶行知创办育才学校和中国儿童福利事业的华莱士女士，深信那些具有良知的在华美国人，都是陶行知事业的理解和同情者，“战争时期里在重庆认识陶博士的美国人，都一致地赞扬他和他的学校——育才学校。回国的士兵们都说陶博士对中国大众教育这一艰巨的问题似已有了答案。”[14]

12月9日，美国纽约举行追悼会，到会有美国教育界名流及中国游美人士300余人。追悼会由陶行知的导师杜威博士和挚友冯玉祥将军担任名誉主席，以讲演逝者一生主要活动事迹的形式进行。先后在会上讲演的有杜威、克伯屈等著名人士。[15]讲演之后，由著名演员王莹和刘良模合唱陶氏生前喜爱的《锄头舞歌》《义勇军进行曲》和《你这个坏东西》等。大会最后由冯玉祥讲《中国人民对陶博士之哀感》。大会印发悼念材料并在会上进行募捐。戴爱莲决定次年三、四月间在美举行舞蹈表演，为育才募捐。这次追悼大会之后，成立了一个美国陶行知先生纪念委员会，负责在美筹办有关活动，以使陶氏在美国的朋友进一步了解并从经济上支持其未了的事业。[16]

上引材料，还只是整个悼念活动中的一小部分。按照中国传统习惯，有一定社会影响的人物去世之后，照例多有称颂文字。贪名者还每常以重金聘请名人为自己树碑立传，以求身后骥附名人文集而求不朽。而贪利慕势者也每常为传主撰夸大失实的溢美之文。于是，在中国泱泱文化典籍中涌现了一批死后才被“发现”并“私谥”的圣人之徒或节烈之妇。有识者鄙薄此等行为此类文字，用“谀墓”一词称呼它。于是，在中国浩瀚的贬义类词汇中又新添了一个名目。应该说，逝者留在存者心目中的真正分量，才是逝者真正的社会价值。权势或金钱纵然能产生放大效应，左右一时舆论，影响人心取值方向，却永远不能蒙蔽历史老人。否则的话，史册不早被善于钻营的若辈王公大臣占满了？就此而言，陶行知逝世后千千万万群众同声一哭，各地追悼会上普遍而又自发形成的哀痛逾恒的气氛；各种追悼词中共同而又自然流露的惋惜悲愤的感情，以及来自各界各方充满深情的纪念文字，无一不是陶行知一生价值的真正定评。持续数月的悼陶活动，很容易使人们想起当年鲁迅逝世的情况。10年前，在抗战爆发前一年，人们在反外侮、争民族生存的强烈氛围中哀悼鲁迅的去世。10年后，在抗战胜利后一年，人们又在反内战、争民主权利的高昂口号声中寄托对陶行知的哀思。鲁迅殡殓时遗体上覆盖“民族魂”的锦旗，又恰与陶行知身被的“民主魂”遥相呼应。这两颗文化和教育巨星的陨落，共同发出震天动地的响声，成为令当代和后代惊叹不已的一种社会现象。

还应指出，持久而又广泛的悼陶活动又是一种特殊的政治现象。从国共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悼陶活动同此前规模巨大的对昆明惨案、校场口惨案、下关惨案以及李、闻事件的抗议活动和此后由“沈崇事件”激起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以及“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一样，都是中共精密组织领导的政治战役。争取民主人士，争取处在中间地位的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从而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启发动员千千万万人投入斗争，这就是毛泽东开辟“第二条战线”的战略思想。它同“第一条战线”即正面战场的斗争紧密配合，互为犄角。因此，整个悼陶活动都不妨放在中共争取人心的战略大背景下来观看。正是在这一特定的背景下，去世后的陶行知才比在世时获得更大的知名度。如果把党的高层领导成员带有根本方向性的评陶文字视为指挥这一政治战役的原则意见，那么由各地中共组织直接参加并由民主人士推波助澜的悼念活动，便是对这一战役的具体实施执行。对此情况，我们仍可以陶行知为名的政治现象视之。

[1]原载《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田汉：《安息吧，伟大的灵魂》，载《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61页。

[3]《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3页。

[4]转引自《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5]转引自《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页。

[6]分别转引自《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4、37、40页。

[7]《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63页。

[8]陈辽：《叶圣陶传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195页。

[9]《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121页。

[10]《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11]《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版，第59页。

[12]《星洲日报》，1946年9月16日。

[13]《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

[14]《纪念陶行知》，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42页。

[15]在会上讲演的题目为：罗格博士（费正清代）《陶博士1914—1915年间在伊利诺大学学生时代的生活》，杜威博士《1919—1920年间在东南大学时代的陶行知博士》，克伯屈博士《晓庄学校》，哈斯先生《1930—1940年间陶行知先生参加的爱国工作》，温费尔与兴顿先生《1940—1944年间育才学校校长及生活教育社理事长的陶博士》，原育才舞蹈教师戴爱莲《1944—1946年间育才教师所见的陶博士》，华莱士《陶行知先生在上海逝世情形及其未来计划》。据《新华日报》1946年12月30日。

[16]香港《华商日报》1947年7月21日报道，该委员会在陶氏逝世将两周年之际，聚会于副主席克伯屈博士家中，商讨纪念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