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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1（第2页）

陶行知在漫长的教育实践中努力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新教育途径，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曾得到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评价。1941年，延安成立了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1942年3月17日，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和延安新教育学会在延安大礼堂举行纪念生活教育社诞生十五周年大会，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徐特立、李维汉到会并讲了话。李维汉号召大家在整顿三风时特别要学习陶行知坚持民主与科学，反对老八股、洋八股的精神。徐特立、范文澜还致信陶行知，称誉陶行知的教育事业，“在中国教育史上，实占了光辉的一页。这不仅对摧毁中国传统教育起了很大的革命作用，同时也为中国新教育树立了一块基石。”[22]

六

抗战胜利以后，中国面临着两个命运、两种前途的激烈争斗。陶行知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为争取建立独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国而努力奋斗。

1945年8月—1946年3月，陶行知全力以赴地投入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斗争，他是国统区民主运动和民主教育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从“一二·一”惨案到“李闻惨案”，几乎每一场重大的民主斗争，都有他英勇战斗的身影。他在赴重庆各界群众追悼昆明“一二·一”死难烈士大会前，曾给爱人留下遗嘱：“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去，是不会有痛苦，望你不要悲伤。”表明他面对国民党的屠杀政策，已将生死置之度外，抱着义无反顾的决死斗争信念与敌人作最后的斗争。1946年4月，他在由重庆返回上海的途中，专程去南京梅园新村拜会周恩来，接受党的领导。他到上海后，即与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互相密切配合，共同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的最后一百天中，他日夜奔忙，筹备和组织民盟在沪的各项工作，到各学校、团体演讲，抨击国民党的独裁、内战政策。6月23日，他在上海各人民团体联合举行的欢送赴京和平请愿团的大会上，向十万人民大声疾呼：“八天的和平太短了，我们需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国民党反动派对他英勇无畏的斗争惊恐万状，在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后，又将枪口对准了他。周恩来曾嘱托中共上海工委劝告他休养一段时期，他的挚友郭沫若、翦伯赞等人也提醒他当心国民党特务的黑枪。然而，他面对死亡的威胁，坦然地向朋友们说：“我是黑榜探花”，“我等着第三枪”。表现了一个革命者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7月25日，陶行知因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患脑溢血不幸逝世，终年五十五岁。

陶行知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对他的一生作出了高度的评价。周恩来惊闻陶行知逝世，痛心至极，当即推迟与马歇尔的会晤，赶到他的身边，拉着他那还不十分僵硬的手说：“陶先生，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当天，周恩来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十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地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23]8月11日，延安隆重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会。毛泽东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的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的精神。”陆定一在代表中共中央所致的哀词中指出，陶行知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他真正做到了“与共产党携手奋斗”。他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这正是鲁迅、邹韬奋等人所走的同样的道路。中共中央还号召全体党员学习陶行知密切联系群众，刻苦耐劳，坚强不屈，视死如归的模范精神。[24]上述评语充分肯定了陶行知与共产党亲密合作，为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明确指出了陶行知所走过的历史道路，是由一个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成长为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

纵观陶行知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可以看到二者的合作共事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五四”时期，陶行知只是从民主主义立场出发，采取了同情社会主义的态度。推行平民教育时期，他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言行会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发生某种程度的联系。直到从事乡村教育时，他才在新三民主义的政治思想基础上，与共产党建立初期的合作关系。晓庄学校被查封后，迫使他重新思考中国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他从中国革命的实际斗争中体验到只有共产党才真正为民族和人民求解放。从此，他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这一发展过程既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的发展变化，也体现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的认识。那就是，只有跟随共产党，才能争取民族和人民的彻底解放。

[1]原载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基金会编：《为中国教育改革探路》，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2]《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05、108页。

[3]《列宁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26页。

[4]邓中夏：《思想界的联合战线问题》，载《中国青年》，1924年第14期。

[5]Y。C：《平民教育运动的几点意见》，载《中国青年》，1924年第24期。

[6]《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33页。

[7]《毛泽东选集》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694页。

[8]《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40-141页。

[9]刘季平：《回忆我与陶行知先生及晓庄师范的关系》，载《文史资料选辑》（全国）第72辑，第174页。

[10]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11]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97页。

[12]《陶行知全集》第四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98页。

[13]《陶行知全集》第三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9-10页。

[14]《救国时报》，1936年第60期。

[15]《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页。

[16]萧三：《中国的大众诗人——陶行知》，载《救国时报》，1936年第72期。

[17]《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53页。

[18]《新华日报》，1939年9月10日，1940年4月9日。

[19]《新华日报》，1939年9月10日，1940年4月9日。

[20]戴伯韬：《陶行知的生平及其学说》，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120页。

[21]转引自楚图南：《关于陶行知先生赞扬武训的看法》，载《光明日报》，1951年7月15日。

[22]《解放日报》，1942年3月19日，1946年8月12日。

[23]《周恩来选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38页。

[24]《解放日报》，1942年3月19日，1946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