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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神圣陶行知节选1（第1页）

《平凡的神圣——陶行知》（节选）[1]

第一章“陶行知现象”

巨星陨落四海同悲

1946年7月25日12时30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跳动了。

这颗心脏的停止跳动，顿时成为当时中国政治生活中一桩引人注目的事件。噩耗传来，人们震惊，普遍把它视为民主政治运动的不祥之兆。

这颗心脏的停止跳动，自动节省了特务枪管中一颗罪恶的子弹，自动勾销了黑名单上位居第三的名字，却增添了印刷工人的许多劳作，揾了许多忧心国事者的手帕。

人们清楚地记得，就在这颗心脏停止跳动的一个月前，即1946年6月26日，南京当局在完成了发动全面内战的准备之后，终于彻底撕毁停战协议，以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走上了分裂和内战的道路。与此相应，对后方民主运动也重开杀戒。在昆明，继李公朴7月11日被杀后，闻一多又在7月15日遇害，响遍全国的抗议之声未止，而今又传来陶行知新丧的噩耗，人们怎能不深痛深忧？

同所有真正有分量的知名人士一祥，陶行知的倒下迅速成为牵动千千万万个人心的大事。消息刚刚传出，至交好友迅即赶赴现场。爱国老人沈钧儒得讯后，立即携带从医的长子赶到，著名作家田汉得讯后，也立即偕同一位医生朋友前来抢救。中午正在接见一批记者的周恩来，得讯后立即把接见之事交与助手，驱车奔来探视。面对一大群热泪纵横的在场者，素来冷静理智的周恩来也无法抑制自己的感情。他紧紧抓住田汉的手，倾吐出对逝者的深情和对生者的关心。“你们都得保重啊，文化界的朋友们无论如何再牺牲不得了。你喜欢喝酒也别那么喝了。”接着，他又俯下身来，拉住陶行知那还不十分僵硬的手说，“陶先生，你放心去吧。你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未了的事会由朋友们，由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开展下去的。你放心去吧。我立时就要到南京去了，我们必定要争取全面的、持久的和平和实现民主来告慰你的。朋友们都得学习你的精神，尽瘁民主事业直到最后一息的。陶先生，你放心去吧！”[2]

按照原定计划，周恩来当天下午飞赴南京后要同马歇尔、司徒雷登进行谈判。陶行知的突然去世，使他改变了计划。据当日《文汇报》南京专电：“周氏因陶行知先生今晨在沪逝世，情绪不快。彼抵京后，即以电话通知马帅及司徒大使，因精神不佳，今晚在家休息，定明日往访马帅及司徒大使。”但就在推迟谈判的当天下午，他却把陶行知去世的情况向中共中央作了详尽的汇报：“在离沪前，陶行知于今晨忽得脑出血，我们赶到时已断气，痛心至极，唯握手时，体温气色未动。据沈钧儒子（系医生）云，确系脑出血，尚无其他中毒症候。为慎重计，我们已商定将尸体在殡仪馆放过12时，看有无变化，然后入殓。”“如无其他原因，陶先生确是死于劳累过度，健康过亏，刺激过深。这是中国人民又一次不可补偿的损失。10年来，陶先生一直跟着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路线走，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我这次去沪，曾意识到陶先生的安全，提出要上海工委劝他休养一时期。话未传到人已不在。假使陶先生临终能说话，我相信他必继韬奋之后请求入党。”“请中央将南京新华社关于陶先生逝世的报道广播全国。”[3]

很快，当天就从延安传来了由毛泽东和朱德署名的唁电：“惊闻行知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家，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4]

同日，以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李维汉和廖承志署名的中共中央代表团也发来唁电：“伟大人民教育家和民主战友陶行知先生不幸逝世，实为中国人民大众政治解放和精神解放的最大损失。相信陶先生之死，将振奋无数崇仰先生思想事业人格作风之男女，更加坚强起来，为人民大众服务。特电致唁，并希节哀。”[5]

新闻界对此最早作出报道的是中共南京局以民间形式所办的《联合晚报》。该报当天就以“民主运动又一大损失，陶行知今午逝世，在友人家突患脑溢血”的大号醒目标题刊出。从第二天即7月26日开始，沪、宁、津、渝和延安等各地数十种报纸，纷纷以消息、报道、唁电、讣告、社论等形式对陶氏去世作出反应。在随后几个月中，纪念性的诗文持续不断地以特刊或专栏等形式整版整版地排印出来。在中共和民主人士的大力推动下，悼陶活动与反内战争民主运动相联相合，很有声势。可以说，数百上千篇大大小小的悼陶文字，足使陶行知成为1946年下半年中国新闻界报道的一大重点人物。

陶行知大殓仪式揭开了悼陶活动的序幕。7月26日上午，包括中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在内的上海50余人民团体在上海殡仪馆为陶行知举行大殓。一群群青年学生、工人、农民、店员、伤兵、教师以及文教界的许多知名人士，络绎不绝前来致奠，瞻仰遗容。

陶行知遗体上覆盖着“民主之魂，教育之光”的锦旗。沈钧儒主祭，许广平、黄炎培、马叙伦、茅盾等陪祭。郭沫若的祭诗把数千名祭奠者的悲痛心情倾泻无余，“要不哭，我们不能不哭。要不喊，我们不能不喊。不是长哭先生，而是兼哭人民。中国人民为什么这样的多灾多难？”“我们想把眼泪揩干，但也没法把眼泪揩干。就让我们流着眼泪向普天下的人民呼唤：我们要抢救中国，抢救和平，抢救教育。就算要死它一百万遍，我们也不丧胆！”会场上悬有很多挽联，不少挽联因报章转载而脍炙人口，如：

死不得也斗士，教育战场要你，民主战场要你，文化战场更要你，人民时时需斗士；

责未了也先生，教育事业寄谁，民主事业寄谁，文化事业更寄谁，我辈殷殷哭先生。

——生活教育社

死了倒安心，黑色名单无须挂；

活着反受罪，无声子弹不胜防。

——无名一群后死者

两语足千秋，岂限于广大青年，至今妇孺皆知，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万方同一哭，又夺我无双战士，所幸音容虽渺，浩气在宙，遗爱在人间。

——晓庄同学会

大殓后，各地纷纷举行追悼会，使悼陶活动很快向**推进。

8月4日，在陶氏抗战时期长期工作过的重庆，育才学校、社会大学和生活教育社开会追悼。由史良主持，邓初民主祭，吴玉章等陪祭。

8月11日，延安各界代表2000余人在边区参议会举行追悼大会。礼堂四周布满各界人士所送花圈和悼词。毛泽东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朱德题词：“学习陶行知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屈不挠为独立、和平、民主而斗争。”追悼会主祭人林伯渠、谢觉哉、陆定一、徐特立。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讲话，并宣布边区政府决定将延安中学改名为行知中学。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讲话，高度评价陶行知一生致力于救国事业、民主事业和教育事业，号召共产党人和解放区的教育界，要继承他的遗志，争取独立和平民主，争取新民主主义新中国的实现。徐特立在被邀讲话时强调指出，陶行知是近代中国的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优秀的人民教育家。大会最后还通过了大会通电，并决定组织陶行知纪念委员会，由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习仲勋、张宗麟等10人组成。

8月12日的延安《解放日报》几乎是纪念陶行知的专刊。除刊载以上诸人讲话材料外，还刊发了延安理论界高度评陶的文章。胡乔木说，“陶先生的死是叫我们一下子损失了三个有独创性的伟人——一个政治家、一个教育家和一个文学家。”钱俊瑞肯定他是“不折不扣的中国新教育——人民教育的奠基人”，“是一个革命的大思想家、大诗人和大政治家，是一位伟大的革命战士”，又特别指出，“他是国家之宝。我们祖国有了他，是我们极大的光荣。在世界范围内，他为我们祖国添上万丈光芒。”张仲实则把他同鲁迅、邹韬奋并提，称之为“近30年文化战线上，最有创造力，最有成绩，因而在人民中间影响最大的”“卓越的人民领袖”。[6]发自延安的这些评论，显然具有不同寻常的指导意义，为此后各地持续不断进行的悼念活动定下基调。

9月22日，重庆各界追悼大会在沧白堂举行，到会2000余人。国民参政员许德珩的讲演博得听众热烈掌声：“贪官污吏汉奸都不死，偏偏陶先生死了。谁使他死了？是中国的社会！”中共驻渝办事处负责人吴玉章在讲话中指出，“陶先生是一个前无古人的教育家，是一个时代的英雄。陶先生认识了广大的人民，忠心为人民服务。陶先生的思想是前进的，科学的，民主的……我们纪念他，要继承他的学说，更要继承他为人民、国家及民族奋斗的精神。”大会发言持续3小时，各团体前来公祭，从中午12时到晚上9时，络绎不绝。

10月27日在上海震旦大学礼堂举行的追悼大会把这阶段的悼念活动推向**。那份有280余人署名的追悼大会发起人名单足以说明问题。中共方面有周恩来、邓颖超领衔，国民党方面则孔祥熙、孙科等人列名，其余各党各派各界知名人士几乎都可在长长的名单上找到。参加追悼大会的中外人士达5000余人之多。大门口悬有“爱满天下”的横额，台前上端悬有蓝底金字“民主之魂，教育之光”八个大字，与对壁“民主魂”三字遥遥相对。礼堂四周上下，挂满挽对诔词，中国民主同盟的挽联最为引人注目：“死生以之，为中华民主奋斗；行知合一，是先生教育精华。”陶行知遗像前遍置宋庆龄、冯玉祥和美国援华会等所献花圈。田汉读祭文，内容凄婉悲壮。祭文称逝者为“和平民主的坚贞斗士”，“地狱里的中国儿童的救主”，“多灾多难的中国人民的导师”。祭文还称，“你的伟大的死，已经唤起广大人民的觉醒。你的汗，你的血，你的热情，已经延长了垂危民族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