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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峙与融合 20世纪的教育改革节选1（第2页）

在经济方面，中国的人口在18世纪至少增长了一倍。费正清（JonnkFairbank）在《剑桥晚清史》中分析说，这固然带来了如赤贫、农民起义等问题，“然而，人口的增长决不只是一种灾难。它意味着消费人口的巨大增长，因而促进了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对土特产品的需求，其结果便是，由于商业的发展和刺激，进一步建立了银行业和信贷业，运用了行会和商会这种新型组织，以及采用了如汇兑银票这类新的业务。”[16]

总之，清末商品经济的发展比起明中叶时期来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这必然会导致新旧价值观的冲突和新价值观的发展。平等、自由的社会意识在增长，“士农工商”的传统等级观受到了挑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时代的思想家们从王学反传统理学的思想中找到了借鉴。王氏理论中包含的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张扬，对个性发展合理性的肯定，对平等意识的鼓吹以及对传统价值、传统是非标准重新估价的萌芽，被新时代的思想家大大地发扬了。正如马克思形容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那样，他们是穿着古人的衣服，说着今人的话。王学受到重视成为19世纪末中国思想思潮十分突出的现象，从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主义者到宋教仁、陈天华等革命党人，直至后来的陈独秀、青年毛泽东、郭沫若等，都非常推崇王氏学说，拿它作为战斗的武器。在这样的形势下，就可以理解陶行知为什么赞赏和信仰王学，他说：“阳明子人皆可以为圣贤之义，实隐符近世共和对于个人之希望。夫人皆可以为圣贤，则人安可不勉为圣贤乎？”[17]是非常自然的了，也就可以理解他是从怎样的出发点赞赏阳明子了。

陶行知虽然是杜威的学生，受过西学的浸染，可他的教育理想和教育主张是典型中国式的。中国文化传统中特别注重教育与教化的作用，特别注重人格养成，特别注重道德伦理实践等精神，在陶行知那里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而且，陶行知强烈推行打破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生活的界限，可以说，陶行知所推行的生活教育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中国近代史上的一场社会革新运动。

[1]原载《对峙与融合：20世纪的教育改革》，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伪君子篇》，载《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7页。

[3]《伪知识阶级》，载《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85-97页。

[4]《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2页。

[5]《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1-42页。

[6]《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45页。

[7]《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87页。

[8]《论语·雍也》。

[9]《孟子·离娄》。

[10]《荀子·劝学》。

[11]《传习录一》。

[12]《书林司训卷》。

[13]《新青年》第2卷第6期。

[14]《天下郡国利病书》。

[15]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16]费正清著，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译：《剑桥晚清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15页。

[17]《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