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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生平事迹五考（第2页）

面临着晓庄学校被封自己亦被通缉的突发性灾难，陶行知于4月12日夜乘23点的火车离开南京走避上海，匿居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同乡友人程霖生家中。然而，在灼热难耐的夏天过去后，随着中共在长江下游谋划城市暴动失败，东北军易帜拥蒋接受“中央”领导，蒋、冯、阎大战以冯、阎通电下野而渐至结束，当局追捕陶行知的风声也日益紧迫，上海成了陶行知的又一处“梁园”——非久留之地了。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因友人劝告，遂去日本考察”。由是他走上了近代自康有为、梁启超以来一些革新志士面对专制高压的屠刀而常常被迫选择的一条路——东渡日本。

与第一次出洋相比，陶行知此番身份乃“朝廷通缉犯”，其风景与当年相异截然，其行踪自然也悄然无息。故直至今日，人们找不到半个字的材料，来确定他离沪赴日和由日返归的准确日期。好在这位“大众诗人”教育家有诗为“证”，能让人们从其诗作中窥视到他的行程大概，知其此次东渡来去不及半年光景。

关于他去日本的时间，现根据他的高足戴自俺的留世文字，可以断定在1930年10月10日左右。在《从儿童的队伍里来》（上海儿童书局1935年版）一书第63页中，戴氏写道：“（10月）6日我由涡阳动身，9日抵达南京，停留一宿，第二天抵达上海。在上海会见几位友人，有许多事拜托他们，正好花了八天时间，就离开上海。”从文意可知戴自俺于10月10日抵达上海。又同书第112页戴在致一位儿童朋友的信中又如是告知对方：“我有一个先生（指陶行知——引者注），他是世界上最爱孩子的人。我去上海的时候，先生正好由上海动身到日本去。”联系到陶行知由南京逃亡上海后，一些晓庄学生陆续秘密前往，商量今后的教育革命和改造工作如何进行，以及戴所说“有许多事拜托”在上海的“几位友人”，可以推测此次戴往上海，极有可能就是前去为陶送行并帮忙安排陶出走后的有关事宜。

至于陶行知自日本归国的日期，《平凡的神圣——陶行知》考证为1931年“3月底4月初之间”。现据陶行知自编《行知诗歌别集》（又名《清风明月集》）有关诗作的内容和时间，笔者断其归期在3月中下旬间：3月15日，陶行知写下了《久病初愈》一诗，向人们透露了自己在日本曾大病一场。在《清风明月集》的编序上，此诗之后陶编入了《雪罗汉》（3月20日）、《雪狮子》（3月20日）两诗。这两首写“雪”的诗作，显然描述的是东京下雪的情景（或追忆东京雪景）。再后又编入《爱之酒》（3月22日）、《愁云》（3月23日）、《种菜者与友和唱》（未注日期）、《绿豆粥》（又作《无量之福》，未注日期）。其中《愁云》诗乃回答方与严的赠诗《愁云诗》而作，且回赠方与严；《种菜者与友和唱》乃因仲霞以晓庄学校被封一年为题作诗赠陶，陶随即和诗二首应答。值得注意的是，陶在诗中列有小标题：“昨夜仲霞先生赠吾一诗”；“吾依原韵和答之”；“又和之”。陶亡命日本乃孤身一人。“昨夜”仲霞赠诗他即能“和答”，显然两人在一起，可知陶作此“和诗”时一定在上海！再《绿豆粥》一诗起首一句为“三个蟹壳黄”，陶为此自注为：“沪语‘蟹壳黄’是烧饼。”显然此事又发生在上海。再后陶编入的诗是《逼上诗山》（3月24日）、《笔病》（3月25日）、《愁云》（3月25日）、《问五柳先生》（3月27日）。其中《愁云》仍然是有感于其时在上海的方与严的《愁云诗》而“换一写法”；《逼上诗山》和《笔病》乃回答友人“为什么久不见诗作”的询问，告知实因自己遇上了穷、病、愁“三大盗”；《问五柳先生》一诗，显然是借诗向所有关心自己安危的人们暗示：“五柳先生”今安在，且又“要招诗人与酒友”了。由上述一组诗作的编序及其所叙内容，可以判定陶行知自日本归国的日期最迟在3月24日之前。这就是说，陶行知第二次出洋的归国时间当在1931年3月15日至24日之间。并由此可知，他第二次出洋仅5个多月时间，比较第一次出洋历时3年和第三次出洋历时2年又一个半月（即1936年7月11日至1938年8月31日）来说，这次因政治避难而“去日本考察”的时间却短得多。

[1]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6页。

[2]《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3]《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38-139页。

[4]章开沅、唐文权：《平凡的神圣——陶行知》，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5]《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6]《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27-728页。

[7][美]司徒雷登：《我所认识的陶行知》，载《陶行知先生纪念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46年版，第5页。

[8]《美大使痛悼陶行知逝世》，载《联合晚报》，1946年7月27日。

[9]缪秋笙：《四十年来之中国基督教宗教教育事工》，载《金陵神学志》第26卷，第1、2期合刊（1950年11月）。

[10]郭中一：《金大60年来宗教事业之概况（1888—1948）》，载《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55-258页。

[11]艾迪演讲词题为《中华民国之将来》，载《金陵光》，1913年第4卷第2期。

[12]《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728页。

[13]《陶行知全集》第五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14]《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367-370页。

[15]先是“对于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的人物”郭秉文，于1925年1月被北洋军阀免职，这位完全献身于事业的职业型教育家的下台，“意味着新教育改革运动开始衰退”（[美]Barry：《郭秉文、蒋梦麟、陶行知与新教育改革运动》，转引自周洪宇编《陶行知研究在海外》，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65页）。继之“当时影响最大的教育刊物”《新教育》杂志在出版11卷53期后被迫停刊，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舆论阵地和理论基地由此被毁。再是改进社的要人们如张謇、范源濂分别于1926年8月和1927年2月去世；蔡元培于1926年2月自欧洲从事学术研究归国后“误入歧途”——支持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协组新政府；汪兆铭成为一名典型的政客；李建勋正忙于改组清华学校为清华大学；黄炎培则于1925年后忙于实现“大职业教育主义”，后又与国民党闹“别扭”而遭通缉。

[16]《熊希龄集》（下），长沙，湖南出版社，1996年版，第2040-2041页。

[17]《陶行知全集》第二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89-191页。

[18]其中变易情况，参见《熊希龄集》（下），第2040-2041页。

[19]参见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载《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1982年），以及南京大学高教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有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