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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陶行知试验主义教育思想及其现实意义1（第2页）

其一，从指导思想上看，教育对社会发展有着重大作用，教育的改革要重视实验研究，这在任何时候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陶行知从改造社会、振兴中华的目的出发，反对传统教育，提倡教育改革，主张要为造成一个新国家而办合于需要的新教育，把教育提到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密切关联的高度，其教育立国思想中的合理成分与我们今天的科教兴国战略思想有着历史的一致性。重温陶行知对教育历史使命和社会功能的深刻认识，有助于牢固树立“百年大计，教育为本”的观念，采取切实措施，保障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处于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让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先进的民族之林。

教育要适应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就必须进行改革。改革首先应该解决方法论的问题，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教育。在近代新教育运动中，陶行知把试验主义看作是科学的方法论，为教育从传统向现代过渡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我国正在加快教育改革的步伐，教育实验仍是改革中的重大课题。教育问题的解决、规律的探索，需要教育理论的指导和教育实验的不断深入，陶行知的方法论启示我们：重视教育实验的功用大有必要。

教育科学的生命在于实验，没有教育实验，就不能准确地揭示教育发展的必然规律；没有教育实验，就不能很好地检验我们的设想是否真正符合科学，新的教育理论就很难建立。所以，陶行知的试验主义教育思想可以也应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赋予它更加深刻的内涵。教育要改革、要创新，必由之路在试验，绝不能纸上谈兵。我们要大力开展教育实验，深入办学实际去探索教育新路，及时总结实验的经验教训，让各种教育研究机构和实验学校更好地成为教育理论的发源地、实验室，为教育改革探索出行之有效的途径和方法。

其二，从思维方式上看，正确对待古今中外的教育经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是实施教育试验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

陶行知论述试验主义有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博采众家之长。在他出国前，他对王阳明的学说颇有研究，对其治学方法上强调“知行合一”的观点倾心相与。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后，他接触到杜威的学说，两相比较，发现二者有相通之处，但更让他看到了王学的不足，早年的那种信奉开始出现动摇。他是在王学的启诱下，进入西方试验主义的殿堂，但他并没有把国外的这种教育理论直接生搬硬套回来，将头脑中原本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彻底毁除，而是善于从双方优秀成果中汲取营养，将它们融会贯通。他的试验主义教育思想来自他对中国各家各派教育经验的总结，来自他对中国当时教育状况的考察，来自他对国际先进理论的借鉴。既具有民族性，又顺应了世界教育的发展趋势。

不仅在建设试验主义理论体系时如此，在反对近代中国的“老八股”和“洋八股”教育中，陶行知同样表现出他辩证思维方式。他强烈反对不考虑现实条件的改变而一味按旧法行事，指出“今昔时势不同，问题亦异。问题既异，方法当殊。故适于昔者未必适于今”。同时，他还针砭不顾不问国情、盲目西化的倾向，多次强调“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如何对待古今中外的教育经验，正确的做法是用选择的态度来接受。在理论结合实践中，经过现实生活的过滤，有分析、有批判地吸收。他深信，“一个国家的教育，无论在制度上、内容上、方法上不应常靠着稗贩和因袭，而应该遵照那国家的需要和精神，去谋适合，谋创造。”

陶行知的这种思维方式和对待古今中外教育经验的态度在今天特别值得借鉴。在教育国际化的大背景下，当今教育领域里，民族的、世界的、传统的、现代的各种各样教育思想充斥并活跃着。我们从事教育改革，一定要从切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对于国外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它；如有不适用的，就回避它”；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它；如不适用，就除掉它”。适用不适用，要以试验作为中介，经过试验的探索和检验后再作判断，避免盲目排外和全盘西化的倾向。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中国教育与外国教育之间的关系，切实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创建出既适合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趋势的中国化现代教育理论。

其三，从素质要求上看，教育工作者所应具备的科学态度、创新精神以及正视困难的勇气和毅力，是从事教育试验不可或缺的动力和保障。

教育要试验、要改革，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任重而道远，需要相关的才智做后盾，高尚的精神做支柱，才有可能成功。在这方面，陶行知给我们树立了很好的榜样。他的试验主义教育思想与实践极大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其中折射出的科学精神、创造精神和守恒精神也深深地感染和熏陶着一代又一代学子及教育工作者。

教育试验是一项严肃的科学实践活动，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和“科学的工具”，每一个细节上都不能少了科学的态度。在陶行知看来，设立试验的学校、成立教育研究所等都是科学的行事路径；教育统计、教育测量等都是辅助试验的科学工具；试验还要注意步骤，先存疑、考察，再进行试验；对于试验的结果，要“条分缕析，开会逐一讨论”，讨论时忌讳“闲谈、盲从、成见、武断”。其实，把握住这种科学精神的实质，在今天看来，我们也可将其理解为实事求是、按客观规律办事。教育规律是不能臆造的，只能通过实践从客观事实中揭示出来。我们在实验中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科学设计实验方案并认真落实，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力求一丝不苟、精益求精，透过现象认清本质，努力获得丰富的研究成果。

陶行知的试验主义理论是创造性的理论，他的一生是在试验中创造的一生。他看重试验的创造特征，发现试验“既能塞陈旧之源，复能开常新之道”，然后提出崭新的试验主义教育思想。他既不抄袭前人旧说，也不生搬硬套洋货，之所以教育理论源源不断、日新又新，在试验中创造，又在创造中试验，不失为一个重要契机。我们当前的教育理论研究、教育现代化建设同样也是创造性的活动，需要的是创新型的人才。

在20世纪初期，要从事教育试验的理论探索，条件极其艰苦，陶行知毫不畏惧。新制度、新方法的试验是一项谨慎的事情，难度很大，没有一定的驾驭能力难以胜任。而且教育试验和自然科学试验相比，周期比较长，会面临各种情况，可能不会短期成功，也可能不会一次成功，空有能力而缺乏精神只会导致半途而废。就像陶行知说的那样：“试验者，当内省其才，外度其势；视阻力为当然，失败为难免；复贯以再接再厉之精神，然后功可成也。”

总之，陶行知的试验主义教育思想具有很强的理论探讨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我们应该充分挖掘这一思想的精髓，继承其中的合理内核。同时也要认识到，任何一种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会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也不例外。而且，他当时初登教育舞台，对教育理论的探索尚处初创阶段，不可避免地会带有某些局限性。因此，我们在学习时也不可过分拔高，有必要将他的试验主义教育思想放进其整个教育学说中去理解，在创造中加以运用，不断注入新的现代化气息和养分。

[1]原载《教育研究与实验》，2009年第6期。

[2]在陶行知留世的文字中，常将“试验”与“实验”互替使用。“试验”是杜威教育哲学的要义之一，同为杜威的学生，陶行知多用“试验主义”，而胡适多用“实验主义”。

[3]转引自单中惠：《陶行知与杜威》，载周洪宇、余子侠、熊贤君主编：《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4]《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9-60页。

[5]《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91页。

[6]《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112页。

[7]《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02页。

[8]熊明安、周洪宇主编：《中国近现代教育实验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61-262页。

[9]《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73页。

[10]《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1页。

[11]《我的简历及志向——致罗素》，载《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727-729页。

[12]《遗传论》，载《陶行知全集》第八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1页。

[13]《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5页。

[14]《陶行知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