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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教育与公民教育从教育救国谈起1（第2页）

三、当今公民教育的缺失

《礼记·大学》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其实，“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不仅是“大学”之道，更应是所有教育之道。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其他教育救国论者、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等，无不是将培养合格的公民作为教育的首要追求。他们均将教育与建立共和国联系在一起，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联系在一起，都是与培养共和国国民联系在一起的。教育培养的是学子的社会担当精神，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和义务。即使在战火纷飞、国难当头的三四十年代，教育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这一使命。

西南联大将雪千秋耻、促中兴业、迎新国运、驱除仇寇等重任赋予她的学子们；复旦大学用“师生一德精神贯、巩固学校维护国家、先忧后乐交相勉”来激励自己的教师和学生；浙江大学则将“求是求真、有文有质、有农有工、开物新民、树我邦国、天下来同”视为自己的使命；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更是将“茫茫海宇寻同志、共事业、励精神、一心为平民、务把文盲除尽、唤醒旧邦人、大家起作新民、意诚心正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作为自己的不懈追求。而传唱了半个多世纪，影响了无数学子的《毕业歌》，将民族自救、天下兴亡的重任赋予了未来的公民——它让同学们“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倾听“大众的嗟伤”，关注“国土的沦丧”，唤醒大家“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去做“社会的栋梁”！

在这些校歌、会歌、毕业歌中，无不渗透着教育对于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责任和忧患，无不体现出教育对于社会的强烈担当意识。而在当今应试教育的背景之下，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天下的兴亡在我们的教育中到底还占据着多大的地位？

我们有自己的教育方针，但在实际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又有多少人关注过它？或者说又有多少人是按照这样的方针在办教育的？我们所采用的教育教学方法又有多少是与教育方针相一致的？在教学过程中谁又把贯彻教育方针当回事！我们希望通过教育来造就国民的创新精神和能力，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创新型国家，但美好的愿望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中，在现实中我们又为之付出过怎样的行动？

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学生的成绩越来越成为社会、学校、家庭关注的焦点；学校和教育越来越远离社会和生活；分数越来越被人们等同于教育质量；成绩、升学率越来越成为社会、教育部门评价教育、学校、教师、学生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的指标！我们的教育完全变成了升学教育、分数教育、知识教育，而不是做人、做公民的教育。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公民教育付诸阙如。

我们一直在强调学生的全面发展，一直在强调素质教育。但为什么素质教育离我们反倒越来越远？为什么我们深陷在应试教育的泥淖而无法自拔？为什么公民教育在我们的教育中难觅踪迹？除了我在2009年发表的一篇文章[20]中所谈及的四种因素之外，还有两个最根本的原因：一是僵化不变的教育体制，二是缺乏教育哲学的引领。由于前者，教育改革虽然持续了30多年，但终究只是限于技术层面的改革，并未能阻止应试教育的蔓延；由于后者，我们的教育改革迷失了方向，也迷失了自性。

生活教育以及诸多教育救国论者的教育都是指向民族、国家、社会的，而我们当下的教育几乎全是指向个人的。这两个不同指向反映的是截然不同的教育价值观，而截然不同的教育价值观则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指向个人，很可能使人成为只顾自己而忘了他人、民族和社会的利己主义者，使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的“单子”；指向社会则可以使他成为既知道权利又明白责任和义务的公民。单单指向个人的教育与公民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陶行知非常注重的是教育的社会功能，有人据此说陶行知是一个社会本位主义者。但如果我们认真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就会发现，他在注重教育社会功能的同时，也十分注重教育对于个人的意义。他说过：“社会是个人结合所成的。改造了个人便改造了社会，改造了社会便也改造了个人……办学和改造社会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改造社会而不从办学入手，便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不能改造人的内心，便不是彻骨的改造社会。反过来说，办学而不包含社会改造的使命，便是没有目的，没有意义，没有生气。所以教育就是社会改造，教师就是社会改造的领导者。”[21]对陶行知而言，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个人”的状况如何，直接决定着“社会”的状况。教育无疑应促进社会的进步，所以他说“教育就是社会改造”，而社会改造必须通过人的改造来实现。这改造人，就是使人成为合格的公民。所以使人成为“合格国民”，成为“社会邦国之主人翁”，就是教育的重要使命。

总之，如果我们的教育还是升学教育、应试教育、工具教育或者就业教育，而将完善人格、培养合格公民的功能排除在教育之外，那么和谐社会、充满生命力和创造力的社会就将始终都是一个虽然美好但却无法实现的梦！而一旦我们的教育找回了自己的“魂”，恢复了教育的本真，这样的梦才可能变成现实。这也许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的教育之“道”的“自然”。

[1]原载《中国教师》，2011年第12期。

[2]《蔡元培全集》第三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3]《蔡元培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第9-16页。

[4]《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5]《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124页。

[6]《晏阳初文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5页。

[7]《陶行知全集》第六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456页。

[8]《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2页。

[9]《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10]《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4页。

[11]《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5页。

[12]《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13]《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14]《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15]《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页。

[16]《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219页。

[17]《陶行知全集》第一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08-309页。

[18]《陶行知全集》第四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357页。

[19]《南中周刊》，1927年9月6日。

[20]《立人立国：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当代价值述论》，载《南京晓庄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

[21]《陶行知全集》第二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