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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冲突视野下的陶行知节选1（第2页）

二、海外陶行知研究现状：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改革家

与国内陶行知研究主要是从教育学、教育思想史的角度不同，国外陶行知研究主要是从哲学、社会学的角度对其教育思想和教育活动进行历史的分析，并将对陶行知的研究放入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中，从当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角度对其进行综合研究。但现代化的视角有时也暗含一种西方中心论。例如，在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方面，仅仅将其作为美国进步主义教育家杜威等人倡导的进步主义教育在中国的一个分支。国外汉学界主要是从对中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社会状况的研究中开始注意到陶行知、梁漱溟、晏阳初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的。

（一）德国的研究

参照黄冬在1999年所做的陶行知研究，德国对陶行知的学术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恩斯特·诺格保尔于1971年提交了博士论文《中华民国教育发展援助之开端，1931—1935年》，该论文研究了国联教育考察团1931年对中国教育考察工作的许多珍贵细节，特别是考察团成员内部的争论和对美国教育在中国泛滥的批评以及中美教育家对中国教育状况与改革的各种观点和方案，其中多处提到陶行知。虽然该论文不是对陶行知的专门研究，但却是首次涉及陶行知其人。1972年，托马斯·沙平发表了专著《民主同盟及其先驱者，1939—1949年：介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中国知识分子》。陶行知作为18名民盟中央常委之一和民主教育委员会主任，及其机关刊物《民主星期刊》的发行人，《民主教育》的主编，在该组织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虽然在这本150多页的书中仅有一处出现了陶行知的名字，但却为研究陶行知的民主思想和后期的政治活动间接地提供了许多重要的背景材料。

马蒂亚斯·利斯勒1973年开始研究中国的职业教育，他于1988年完成其博士论文《中国的职业教育——又红又专》，详细叙述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历程，分析了与之相关的各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关联，提出了对中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职业教育发展战略的一些建议。在第五章“杜威及其对中国教育的作用”中，他对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做了概括的介绍和积极的评价。作者引用美国学者孔飞力（PhillipA。KlJhn）的观点，认为陶行知采取的这些措施和行动是唯意志论的，企图以榜样和信念来改造社会，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失败的。

艾哈德·内克曼从1975年开始专门研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翻译整理了一本文献汇编《生活即教育——中国改革教育学家陶行知的生平》。其内容包括：（1）杜威教育哲学对陶行知的影响。（2）创立自己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办法。（3）新中国关于陶行知教育学的争论，其中有7篇陶行知的著作，1篇晏阳初的著作，《人民教育》1950年第四期社论以及钱俊瑞、邓初民和潘开沛的争鸣文章。1978到1980年间，艾哈德·内克曼考察参观了南京晓庄师范和陶行知纪念馆，在北京对刘季平、在西安对金堤等陶行知的学生和同事进行了采访。他打算写一篇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博士论文，其主要兴趣和研究重点是陶行知与胡适的比较。但内克曼后来却放弃了这一工作。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学术交流不断增加。南京的丁伟祥在德国科隆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准备撰写关于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博士论文，但不幸病逝。其导师将他已完成的部分于1993年公开发表，名为《陶行知——中国二十世纪的改革教育学家》，该文由六章组成：（1）陶行知生平；（2）陶行知对传统教育的批判；（3）陶行知基本理论的系统概述；（4）陶行知的教育实践；（5）其作用与影响的历史；（6）总结。

马堡大学的余蓓荷教授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和教育史，对王阳明颇有研究。20世纪90年代后欧美汉学界出现了一股民国研究热，她也将部分研究转向民国人物。陶行知自然引起了她极大的兴趣。1992年她发表了一篇论文，名为《为新中国担起半边责任——妇女在二十年代初中国合作运动中的作用》，文中提到了陶行知，称其为“独特的教育家”。

黄冬本人在马堡大学从1996年开始，在余蓓荷教授的指导下撰写陶行知与德国教育家莱希·维恩（AdolfRei）比较研究的博士论文。内容包括陶行知生平事业与著作概述、新中国国内对陶行知教育思想的争论、国际陶行知研究状况与评价、菜希·维恩与中国、陶行知与莱希·维恩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比较、两人民主思想的比较以及异文化观的比较。

（二）日本的研究

日本研究陶行知的第一个人是斋藤秋男，他主张对陶行知进行整体研究，不仅注意到陶行知作为人民教育家的一面，也要注意到他作为大众诗人的一面。阿部洋等人对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代的陶行知做了详细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关于陶行知在留学时期的事件及细节，这些事件和细节很多是国内陶行知研究所不清楚、不知晓的。

1930年晓庄被国民党政府武力封闭后，陶行知逃亡到日本。中野光、王子瑞征、钟清汉等人研究了陶行知这段时间在日本的生活。陶行知曾在1930年秋到1931年初这段时间从上海秘密逃往日本，先后到过东京、京都等地。陶行知对日本一步步走向军国主义的社会动向十分关注，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考察了国立图书馆、东京大学。在京都，陶行知仔细观察了前来明治天皇陵墓参拜的日本人的表情，敏锐地发现劳动人民对这个天皇制国家的赤诚之情十分淡漠。日本陶行知研究者认为这件事对研究陶行知的生平思想很重要。

中野光等人研究了日本的生活教育，讨论了日本池袋儿童村小学校与陶行知的关系。池袋儿童村于1924年4月建校，由4名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者创办。它是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自由教育发展到顶点的标志。该学校的老师包括校长在内不到10名，学生约50名，分成3个年级。存在时间是从1924年4月到1936年7月。它被日本军国主义政府所关闭，其师生受到了政府的迫害，这一点与晓庄学校很相似。1935年1月，一位名叫牧泽的老师在由生活教育研究会创办的月刊《生活学校》的创刊号上，以中华民国的新教育为题，介绍了陶行知在晓庄学校开展的新式教育和小先生运动。这是日本教师写的第一篇关于陶行知教育运动的论文。池袋儿童村小学校的重大特点是以孩子们的生活为基础展开教学活动，这与晓庄学校很相似。该校老师野林记载过他的一次课：

一天早晨，已经过了上课时间，却没有一个孩子来学校。莫非是途中发生了什么意外？正在担心的时候，孩子们成群结队、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仔细看时，发现他们还牵着一只小狗；很多人手里拿着小木板、小木条。野林问：“你们为什么集体迟到？这些木板、木条准备做什么用？这只狗是谁家的？”孩子们七嘴八舌地说：“老师，我们来学校的时候遇上了这条狗，它一直跟着我们寸步不离。后来我们商量了一下，准备把这条狗养在学校。我们向水果店老板要来了小木条，准备给狗搭个小房子。老师，你能教给我们怎么做吗？学校里有没有锯子和钉子？”事情虽然让野林感到很意外，但那一天他还是满足了孩子们的要求，和孩子们一起高高兴兴地给狗搭了个小窝棚。事后，野林无法断定这种情况能否划入教育的范畴。这时校长告诉他：“像给狗搭窝棚这样的生活实践就是教育，或者说是教育的基础。”

从总体上看，日本教育界的专家学者对陶行知及其教育理论与实践做了很多研究和介绍。特别是“二战”后20世纪50年代，由于斋藤秋男等人的努力，日本教师逐渐知晓了陶行知的名字，在大学教育课程里也经常介绍陶行知。但是在中国“**”结束后，日本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失望感、不信任感大大增加，导致关注陶行知的人越来越少。那时在日本年轻教师之中，知道陶行知名字的人几乎没有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1982年教科书问题之后，日本教育界再度开始关注陶行知。现在日本关注陶行知的学生和年轻研究者渐渐增多。

（三）英美汉学界的研究

美国汉学界在研究陶行知时，主要是将他与进步主义教育联系起来考察，其中尤以巴雷·基南（BarryKeenan）所做的研究最为著名，已经成为美国汉学界对这段历史的标准化解释。他那篇精彩而简洁的叙述是1974年做的，发表在《亚洲研究杂志》第33卷上（1974年），中文名为《中华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他还写了一本书对这个课题进行更为透彻的探讨，名为《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权力》（1977年）。美国当代许多历史学家多多少少注意到了进步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如休伯特·布朗1990年的论文《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论文从另一个角度对陶行知的教育改革进行了解释。著名汉学家孔飞力也写过一篇关于陶行知的论文，名为《陶行知，一位教育改革者，1891—1946》发表在《中国论文》第13卷上（1954年）。论文将儒家心学与西方唯意志论哲学做了比照，把陶行知所信奉的“知行合一”的实践原则，解读为一种唯意志论。在这样的解释框架里，陶行知就被解读为一个试图以榜样和信仰的力量来改革中国教育、拯救中国社会的唯意志论者。孔飞力的研究对海外陶行知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影响。

蔡宝琼于1996年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比较研究。他认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发生了三种不同的乡村教育运动。一是晏阳初在定县实施的平民教育实验；二是梁漱溟在山东进行的乡村建设；三是陶行知在各省农村推行的教育改革。这三个人对中国乡村问题的认识各有其独到见解。蔡宝琼认为，晏阳初、梁漱溟获得了国民党政府的资助，陶行知得到共产党的支持和合作。晏阳初从小信奉基督教，深信农村衰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农民无知和社会混乱，他把中国的“社会病”概括为“愚、穷、弱、私”。他相信教育能够扫盲、攻愚，提高生产技能，丰富卫生健康知识，使农民团结起来，建立自给自足、秩序井然的和谐社区。晏阳初对乡村问题的界定以及所提供的解决方法体现了文化化约论和教育万能论。因此，他日后成为共产党方面教育工作者猛烈批判的对象，被谴责为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问题，对中国农村存在的剥削关系视而不见。与晏阳初相比，梁漱溟的计划更加系统。他认为乡村问题既包括旧的社会关系的破坏，也包括统治阶级的日益腐败。因此，他要恢复传统的乡绅政治，强调伦理道德的作用。两人的计划在本质上都是属于文化和教育领域的。蔡宝琼认为，陶行知彻底贯彻五四“到群众中去”的精神和信念，这也正是共产党对陶行知教育理论和实践感兴趣的一点。与前面两人不同，陶行知是坚定的唯物主义者，他清楚地看到城乡之间存在着剥削关系，认为乡村问题是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城市不仅将乡村远远地抛在身后，而且还带走了乡村中的人力和物力。解决方法在于通过基于农村的教育运动，把解决人民实际生活问题作为首要的任务，从而使人才回流。陶行知对劳动人民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与农民打成一片正是他在性情和工作作风上有别于前面两人的地方。晏阳初、梁漱溟强调的是与农民相对立的少数精英们的有效领导，陶行知则是全心全意向农民学习，帮助他们挖掘自己的潜力，解决生活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

英美汉学界还将陶行知等人的教育思想以及教育活动纳入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研究中。蔡崇平在1996年的研究中发现，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选择发展战略时，将面临进退两难的境地。中国要么不顾国内城乡两极分化而继续引进和开发先进的科学技术，继续依靠第一世界国家的帮助；要么依靠代价少、水平低的科学技术，使农村能自给自足，但这样与发达国家相比，会处于更加落后的地位。晏阳初毫无遗漏地采用上述计划，从而陷入窘境，这说明把科学发展与自给自足对立起来的计划是行不通的。梁漱溟并不像关注文化复兴一样关注技术和经济成果，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他陷得不深。他信赖东方文化的内在力量，不在乎是否依靠外国。他对乡村建设问题的实际处理方法是内省式的，仅限于社区内部。陶行知认为，实现农村自给自足并不会与发展科技相矛盾，小先生制与科学下嫁运动都是以尽量少的花费向下层社会的广大民众传播最新的知识。出人意料，陶行知向学生传授的知识，在总体水平上并不比城市中条件好的教育机构差。这种知识具有有机性，它们都是通过身边现实问题的解决而获得的。

三、国内外陶行知研究现状的比较：文化冲突视野中的陶行知研究

国内外陶行知研究基本上都采用了某种西方中心的模式，所应用的理论框架我们可以用柯文在1986年发表的《在中国发现历史》一书中所概括的三种西方中心模式来说明。（1）冲击—回应模式：此模式认为，在19世纪中国历史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或主要线索是西方的入侵，解释这段历史可以用“西方冲击—中国回应”这一公式，从而严重夸大了西方冲击的历史作用。（2）传统—近代模式：此模式的前提是认为西方近代社会是当今世界各国万流归宗的楷模，因此中国近代史也将按此模式，从“传统”社会演变为西方的“近代”社会，中国历史在西方入侵前停滞不前，只能在传统模式中循环往复或产生些微小的变化，只有等待西方猛击一掌，然后才能沿着西方已经走过的道路向西方式的近代社会前进。（3）帝国主义模式：认为帝国主义是中国近代史各种变化的主要动因，是中国百年来社会崩解、民族灾难、无法发展前进的祸根。这三种模式都认为西方近代的工业化是一件天大的好事，而中国社会的内部，始终无法产生这种工业化的前提条件，需要西方入侵提供这些条件。19、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一切有历史意义的变化只能是西方式的变化，而且只有在西方冲击下才能引起这些变化，这样就堵塞了从中国内部来探索中国近代社会自身变化的途径，把中国近代史研究引入到一条狭窄的胡同。

在采用西方中心模式研究陶行知时，英美等国多采用“冲击—回应”和“传统—现代”的模式，国内教育界多采用“帝国主义模式”。国内外研究者大多把陶行知放在中国近现代化的框架下来分析，多用改革、发展、变化以及革命等词来描写陶行知的思想和行动。

国内外陶行知研究的不同在于，英美等西方国家多将陶行知在中国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改革看作是杜威实验在中国的翻版，或者看作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中国的发展。国内在批判陶行知时将他归到杜威实用主义的行列，在纪念陶行知的时候，以及为陶行知平反后，着重讨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和杜威有本质的不同。日本主要是从生活教育的角度来研究陶行知的思想和行动的。

此外，在国内外陶行知研究中，对陶行知身份的界定也是多种多样的。国内主要将陶行知看成是人民教育家、万世师表、共产主义战士。西方主要将陶行知看成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家。日本学者用隐喻的方式将陶行知看成是一个政治抒情诗人。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的何荣汉博士在其博士论文《陶行知：一位基督徒教育家的再发现》中将陶行知看成是一个基督徒教育家。金林详主编的《20世纪的陶行知研究》一书认为，陶行知的身份主要还是一个人民教育家。这些用来描述陶行知身份的词语的意义实际上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分析的，但这些词之间到底有多么大的差异呢？例如，人民教育家是一个指称非常广泛的头衔，它可以用在任何时代的个体身上。相反，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家这个头衔，却只能用来指称一个相对比较短的历史时期中存在的个体。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语境下，“人民教育家”和“进步主义教育改革家”这两个词的所指和意义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不同，但如果我们从意识形态层面上去解释，这两个称号就具有巨大的差异。

以上是本文对中外陶行知研究现状及成果进行的一个初步的、总体的描述，目的在于使读者对陶行知的研究状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也使本文从文化冲突的视角研究陶行知有了一个坚实的文献理论基础。在描述中，本文主要参考了周洪宇等人编写的《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一书的叙述，在此深表感谢。希望本文能够以前人的研究为起点，为陶行知研究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

[1]原载谭斌：《文化冲突视野下的陶行知》，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