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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的教育型 陶行知在中国的工作19171946节选（第2页）

（五）工人教育试验、小先生运动和上海的众多活动（1930—1936）

1930年4月，由于政府签发了逮捕证，因此，陶不得不离开晓庄前往上海隐居在法租界。[22]是年秋，由于政府通辑，陶离开上海到达日本。1931年春，他回到上海。[23]归来后，他创办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和“自然学园”，发起了平民科学运动。他在科学领域为儿童和民众撰写了许多文章，编辑了一系列的科学读物。[24]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占东北。为了响应学生们的呼吁，政府立即开始在学校进行普遍的军事训练。日本入侵东北后，中国政府要求同日本举行和平谈判，呼吁国际联盟迫使日本有所节制。因而，中国政府命令军队后撤，实质上没有抵抗侵略者。是年11月，笔者目击到，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0名学生会聚南京敦促国民政府向日本宣战。1931年12月8日起，上海正式打响了历时三个月的战争，加速了国家抗战的准备，中国人民抗日的决心大大地增强了。

在外国侵略强加于中国内陆的背景下，由于陶十分崇尚教育，所以他在上海实施了很多教育试验。从1932年起，陶创办了“工学团”，其宗旨为“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25]强调公民教育和生产教育。该项工作是新局势下晓庄试验的继续，也是陶的重要贡献之一。

1933年，陶组建了中华教育普及助进会社，发起了“普及教育运动”。由于师资缺乏，陶实施以“小先生制”和“传递先生制”闻名的试验。这是基于“即知即传人”的原则。[26]由小先生承担的“十分钟教育”和“送教上门”的实验取得了成功。这是陶的理论的又一重大贡献。同年，陶创办了著名的“生活教育社”来设计新教育思想和可操作性的教育实践，并让人民了解抗日救亡的道理。1938年，该社正式向政府注册。1933年以来，他也是一系列书刊的编辑。《乡教丛讯》和《生活教育》半月刊有着广大的读者，最具影响力。

1934年，在完全占领东北后，日本人接着入侵热河省、察哈尔省和绥远的东部和北部地区，这些都属于内蒙古的部分地区。1935年，日本人入侵中国北部地区，而同年冬，在各地城市，号召对日宣战的学生运动热烈高涨起来。该爱国运动给予了全国各地的政府官员和中国人民最大的鼓舞。其间，陶博士响应时局的要求，发起了国难教育运动，起草了“国难教育宣言书”，组织了国难教育社。同时，陶也参与了“中国新文字研究会”的创建，起草了“中国新文字宣言”。[27]也就在1935年，陶非常积极提倡“抗日全国统一战线”的理想，即联合所有的政党抗日救国。

（六）周游世界（1936—1938）

1936年5月是内忧外患的艰难时期，民间组织联合起来派遣陶博士作为民间大使出访东南亚、欧洲和美洲的28个国家。此行使命的主要目的在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抗日救亡的决心。陶鼓动两亿海外华侨帮助祖国。1936年秋，陶抵达法国。在陶的鼓励和帮助下，欧洲成立了抗日救国会。[28]接着他访问英国，应邀参加世界新教育联合会的年会。在会上，陶阐述了“生活教育”“教学做合一”和“小先生制”。[29]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将军响应共产党人的主张，软禁了蒋介石，要求蒋停止内战对日宣战。蒋获释后，国共两党军队之间的战斗暂停下来，准备抗日。1937年春，日军占领了北平和天津地区的许多要塞。此时，陶博士已从欧洲来到美国。他发奋工作，向美国人民讲述中国危机，并组织了海外华人留学生帮助他。他也访问了文化机关，同著名的约翰·杜威和威廉·克伯屈教授交换意见便于更好地筹划中华教育。1937年7月7日，中日战争爆发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保卫家园。那时，陶博士呼吁美国人不要把军火卖给日本，他也尽力说服纽约港的码头工人拒绝装载运往日本的军火。

（七）重庆教育试验（1938—1946）

1938年夏，陶离美归国。同年10月25日，中国撤离中部地区最重要的战略性城市武昌和汉口。陶也去了陪都重庆。他参与创建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起草了战时教育计划，创办了“晓庄研究院”，发起了“民主教育运动”，其旨趣，也正是笔者所记得的，是“为所有民众的教育”。1938年后期，在他的倡议下，生活教育社在广西桂林举办了一次大会，他当选为总干事。同年，陶博士参加了由国民党政府召开的第二届政治协商会议。在会上，他提出了有关教育和政治改革的几个议案。政府给予他安徽省教育厅长的高位，可他拒绝了。

1939年，在重庆北碚，陶创办了育才学校（天才学校）。该校的筹办是为了促进学生的特殊才能和鼓励小组学习。通过民主性的团队学习完全发展个体的潜能是陶的基本思想之一。[30]

由于战时通货膨胀，每况愈下，因此，陶是在极端困窘的情况下从事试验的。然而，海内外的教育工作者和教育专家都高度评价陶的光辉事业。[31]

1940年7月27日，陶孜孜不倦地把其全部时间与智能用于办理育才学校和进行全国各地战时工作时，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下达了对日原油和废铁的禁运令，陶在1938年就敦促过此事。陶高度赞赏这位伟大政治家做出的人道主义决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同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使乔治·arshall）将军抵达重庆，代表国民党政府同共产党政府举行谈判要求组成联合政府。在之前和其间，陶博士曾提议建立联合政府，并参与“中国民主同盟”的工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他也获一致同意，当选为教育同盟委员会的总干事。[32]1945年，在陶的倡办下，《民主教育》半月刊和《民主》同刊出版了。[33]

（八）战后活动、著述与辞世

1945年后期在重庆，陶创建了“社会大学”，作为高等教育的补充。该校专为在业青年和成人提供补习教育，此外，该校还打算为他们创设更宽泛的、令人满意的文化体制和娱乐设备。它也被视为“夜大学”、“函授大学”和“空中大学”。[34]

1946年中期，陶从重庆飞往上海发展战后工作。

1946年7月25日，由于脑溢血，陶突然逝世于上海。这是中国人民的悲痛时刻。各国朋友表示哀悼，其中包括约翰·杜威和威廉·克伯屈教授，他们联合发电致哀，电文如下：

我们对陶博士为中国平民更好的教育所表现出的无人可敌的、英雄般的忠诚表示崇敬。我们必须永记其名，永续其业。[35]

陶辞世后不久，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欧尼斯特·奥斯伯恩（ErOsborne）教授在上海参加了陶的葬礼。1946年，在威廉·克伯屈和多纳德·推士（DonaldG。Tewsbury）的倡议下，陶的朋友们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陶一生之中写下了如下著作：《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和《斋夫自由谈》，他还写下了数百篇有关教育的文章和一卷诗歌。

（周洪宇译）

陶行知：现代教育的杰出代表[36]

陶行知是一位现代教育的杰出代表。在中国生活和社会的直接研究的引导下，在致力于严格评判中国传统教育后，在其他国家进步教育方法的激励下，他发展了与中国人民实际教育需求相符合的新颖而又具实践性的理论。他促进了许多教育改革，发起了一系列成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里程碑式的教育试验。他的洞察力、他的开拓精神和他的实践方法激励着其他的教育家，给中国人民，特别是给予参与他发起的各种计划的人们以希望。本结语部分，笔者希望归纳陶的教育思想和试验，并向他的激励性人格表示敬意。

前面的章节中已经对陶的众多教育思想进行了详尽的分析，这些思想可以归结为四个标题：民主教育、生活教育、教与学新概念和教育乃是社会改造的手段。

陶的全部事业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是“民主教育”。他坚信个体的崇高价值和尊严，应该充分完全地挖掘个人潜力以保障人力资源。但是，他认为个体发育生长本身是有终结的，不应该成为国家事业的工具。育才学校（天才学校）强调个体才智的充分发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中国传统教育专门服务于特权家庭的青少年儿童。它生产知识精英，使全国处于文盲无知状态。陶指出，这种传统教育实质上是贵族式的，非民主的。因为陶认为必须平等尊重人的个性，必须相信人类的自然权利，所以他宣传教育为人人。每个人必须拥有充分自由发展的身心。得到合适的教育是个人的权利。尽管他只是一个普通人，他仍可以持久地做大好事。无人因年老或因贫穷而不能向学。要是群众的潜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民主社会就不可能进步。为全中国人民办理教育是陶的伟人生活目的之一。相比而言，陶关心教育民众胜于关心个体潜能的最大发展。1922年至1927年陶发起的全国性的平民教育运动，是陶履行教育为人人思想的最大努力之一。

民主教育意味着“知识服务于大众”，那就是，知识不应该看作个人或私人财产。它不应该被垄断或被运用于个人目的；它必须奉献于大众，并作为改善大众生活的工具。基于和他人分享教育的原则，陶推行了小先生运动和传递教师运动。

陶非常高度地评价了个人自由，如演讲、集会和宗教自由。人民的自由是民主社会的基石。他视个体变动为珍贵之物。因此，民主社会必须充分允许智力自由，这意味着师生应该依据他们的最佳想象力，自由地从事教学。换句话说，他们应该拥有追求真理的自由。要是失去了学术自由，知识分子就会缺乏文化创新的兴趣和道德力量。陶领导的学校教师包含各党各派的成员，他们都很高兴拥有充分的学术自由。陶认为，为了国家安全的缘故，在国家处于危难时期时，必须对个体自由实施一定程度的限制。他批评那些忽视国家安全的人，因为他认为这是个人自由的前提。因此，陶提倡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他也宣传个人自由。

陶认为民主教育的目的应该在于教育人民成为自己的主人、国家的主人和世界的主人。某个人可以为人民说话，可从教育观点出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帮助他们为自己说话。自治政府和人民经济改善两者都是很重要的，但是，陶认为教育应该比建设经济和政治民主做得更多；它的终极目标就是人民文化知识发展的巅峰。中国民主教育的目的也应该在于生产“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希望为人民服务，没有传统教育下当官统治人民的想法。陶的民主教育思想清楚地被其南京郊外的晓庄乡村试验计划所证实。

陶的第二大主要贡献，他称之为“生活教育”。这是与人民需求一致的实用主义教育术语。由于陶注意到中国以前学校课程的缺陷和受到约翰·杜威和威廉·克伯屈的极大鼓励，1917年，离美归国时，他立即开始把新思想介绍给中国教育。他的理论成熟于1927年至1930年，这时他正在晓庄实施试验。

陶认为传统教育是以“文字为中心”的。它无助于人民的实际需求。它远离生活，甚至反对生活，因为它使学生变得书呆子气。他坚持把文字为中心的教育变成实用主义的纲领，即有名的生活教育。陶的生活教育的概念是以生活为中心的。对陶来说，生活教育概念意味着生活与教育的统一。

一方面，依据陶的思想，教育必须符合生活的直接需要。研究或学习的课题是改善生活的工具。课程应是人和环境之间自然的交互影响，不是传统下的强迫统制。教育根源于人类生存的现实情况。教育是为着现存的实际生活的。例如，生活教育应该助人把他的职业做得更好以提高生产率，依次类推，增加个体和社会财富。

另一方面，在物质和精神层面，教育也应该改善将来的生活。教育的真实向导是现实生活和应该追求的生活。生活教育挑战旧时知识分子乐学或本身作为终结的，不是为着改进生活的观念。传统上，学者们不参加劳动。既然教育是为生活的，所以它从来不应该妨碍人们的工作，学习与工作必须与时俱进。因为生活是变动的、运动的和发展的，所以教育既不是刻板定型的，也不是静态不变的；而是弹性的、有动力的和充满生命力的。由于陶坚持认为教育必须服务于生活，因此他多次批评以文字为中心的旧式教科书只包含孤立和垂死的词句。他强调需要鲜活的、有动力的、可操作的和真正有用的读物。

生活本身是教育，陶认为，人实际上向日常生活学习。生活是什么，教育就是什么。不管个体或团体的生活存在于何处，人都能够从中学习。依据传统教育思想，必须特别任命才能正式办理教育；然而，因为生活即教育，学与教不必是正式的，所以教育不须发生在教室里。传统上，学习期设定为在学校度过的时间，但是陶主张，因为生活本身即教育，所以人能活多久，就必须学多久。基于陶的生活即教育的思想，他介绍了关于师生的新概念。工友和朋友可以是我们的老师，而且我们也可以是他们的老师。一个紧密整合的社会里，人人既是老师又是学生。传统上人们认为老师是有特权的和有天分的人；师生属于两个不同的阶层，这种伪观念遭到了陶的批评。

陶认为世上没有孤立生活一类的事物。整个社会是一个鲜活的环境；本质上，生活永远是社会性的。因此，可以认为社会即学校。该理论意味着学校范围扩至包括社区、进而国家和世界，学校与社会的有机统一是重要的。因此，孩子们应该从学校虚假感和狭窄感的围墙中放出。既然整个环境影响个体和社会，所以社区生活总是具有教育性的。按照社区生活的目的，必须限定个人生长，必须强调哺育年轻人生长的社区生活的各个方面。社区生活必须完全引入学校，应该广泛地设计教材。书籍只是教材的一部分，教材来源应该包括与生活有关的丰富多彩的外部世界。课程材料是用之不竭的自然现象和社会活动。世界本身是一本伟大的教科书。

从1927年至1930年，陶在晓庄对生活教育理论进行了全面试验。他重新构建了课程，在学校和社区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学校对民众开放，学校教学大纲吸收了社区生活。后来，从1930年至1936年，陶也在上海创办的工学团里贯彻了生活教育的思想，从1938年至1946年，他在重庆的育才学校发展了该思想。

教与学的新概念是陶对中国教育第三大主要贡献。他公开批评那种认为人的思维控制人的全部活动的理想主义概念，因此他强调心智训练是教育的最重要目的。他也攻击把人类活动一分为二为精神与肉体的二分法。他强调肉体与心灵、双手与大脑的完整和相互依赖，以及精神和肉体活动的平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