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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国家的教育型 陶行知在中国的工作19171946节选(第1页)

《新兴国家的教育型:陶行知在中国的工作,1917—1946》(节选)

陶行知的家庭背景与教育经历[1]

一、陶行知的家庭背景

1892年11月16日,陶行知生于歙县的一个小村庄——黄潭源村。歙县属于华中的安徽省,因涌现许多大学者而闻名遐迩。陶行知原名叫文濬,系他母亲所取,意思是学问渊深,卓尔不群。后因他服膺“知行合一”的哲学,改名为“知行”,意思是“知先行后”。但当他后来发现“行是知之始”的道理,便又改名为“行知”,意思是“行先知后”。

陶行知的家庭虽然清贫,却很勤劳。他父亲陶位朝原有一家小店铺,经营酱菜。后来从父辈那里继承了土地,成为农民。陶行知的母亲,像所有勤劳的中国农村妇女那样,屋里屋外,样样活都要干。陶行知有个妹妹,叫陶文渼,在生活上和事业上给予他很大的帮助,协助他发展了大众教育事业。出身于穷苦家庭和亲眼目睹父兄的勤苦劳作,这样两个因素对于陶行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一生为人民大众而奋斗。

1914年,陶行知与他妹妹文渼的一个同学结了婚。有关他妻子名字的记载是不完全的,我们仅知道她叫纯宜。陶行知有四个儿子。在1936年陶行知访问英国时,他妻子在国内病故。1941年,陶行知又与他的一个追随者吴树琴女士结了婚。关于他第二个妻子的情况,除了知道她专门研究药学以外,能够披露的资料很少。

二、陶行知的教育经历

(一)在中国的教育经历

从1897年5岁的时候开始,陶行知在他的出生地休宁县一所私塾里学习了7年中国古代典籍。他在学业上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背诵孔夫子的“四书”“五经”方面,显露出超乎寻常的聪明。尽管如此,不切实际的课程内容和机械的背诵方法,后来都受到陶行知的严厉批判。

从1905年至1908年,陶行知在崇一学堂学读书。该校隶属于安徽歙县的“中国内地会”教派。英国校长吉布斯先生(Mr。G。W。Gibbs),中文名叫唐俊贤,非常赏识陶行知。1908年,陶行知从崇一学堂毕业后,考进了浙江杭州广济医学堂。由于经济困难,他无法在那里学习下去。于是,他投奔江苏苏州的表兄家。这一时期,他穷得经常要把衣服当掉来换饭吃。对于陶行知来说,这一饱尝困苦的人生经历无疑是个重要的教训。

1909年,陶行知19岁时,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考进了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著名的金陵大学。崇一学堂校长唐俊贤先生给予了经济资助使他得以继续学习。在金大,他主修中国文学和哲学,取得显著成绩。中国哲学家王阳明的“知行”学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钻研王学,特别是下述思想:“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原是两个学说一个工夫”。此外,陶行知也从王阳明的教育理论中受到启迪,王主张,儿童应该被允许发展他们的个性,教师只要诱导他们向正确的方向即可。

1911年10月10日,湖北武昌爆发的民族革命推翻了清朝。革命的浪潮迅速席卷全中国。这一期间,陶行知在金陵大学继续求学的同时,编辑《金陵光》学报,向人们发表演说,宣传辛亥革命的重要意义,发动学生开展爱国活动。此外,他还积极地从事课外有关的社会福利活动。

1914年,陶行知带着文学士的学位证书毕业于金陵大学。

(二)在美国的教育经历(1914—1917)

1905年,清朝皇帝颁发诏令,鼓励派遣大批学生留学西方国家。1911年的革命给中国的前途带来了莫大希望。许多真诚地想通过民主和科学来建设新中国的有志青年远赴欧美求学。

1914年秋,陶行知从亲友处贷得少量资金赴美留学。从是年9月起,他就在伊利诺伊州厄巴纳的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求学。1915年夏,获文科硕士学位。他主修政治学,并兼修如下课程:

1915年9月,陶行知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在那里,他颇受保罗·孟禄教授(Prof。PaulMonroe)、约翰·杜威教授(Prof。JohnDewey)和威廉·克伯屈教授(Prof。atrick)的器重。陶行知后来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此外,陶行知还与哈罗德·罗格教授(Pr)、唐纳德·特威克斯伯里教授(Prof。DonaldG。Tewksbury)等其他美国著名教授过从甚密。陶行知在师范学院所修的课程如下:

美国公立学校体制,职业教育,以社会为中心的学校,以儿童为中心的学校和实用主义等所取得的成就,都对陶行知日后的教育理论和实践有所影响。其中,杜威教授的学说对他影响最大,尤其是下述观点:“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社会生活具有教育意义”“思考是解决问题的过程”。

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期间,陶行知通过在餐馆和工厂里干活、写文章,到文化团体讲演来维持生活。

陶行知还发起了各种形式的学生活动。他是美国“中国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也是出版《中国学生季刊》的倡议者之一。

因缺少资料,陶行知无法在回中国之前完成他的学位论文。鉴于此因,师范学院主管学位工作的保罗·孟禄教授于1917年7月26日写信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评议委员会主席弗雷德里克·J。E。伍德布里奇博士(Dr。FredrickJ。E。We,政治学院、哲学院和纯科学学院院长),内容如下:

“我提议为W。T。陶得到博士学位安排一场初试。这属于特殊情况。陶先生业已完成他既定的研究任务,并正在撰写一篇题目得到认可的学位论文。除非他回到中国搜集有关这篇论文注释的数据,否则这篇论文无法完成。鉴于他即将参加中国政府的教育工作,不可能再从中国返回美国,我提议,立即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来主持一场考试,以便当这篇论文主体完成后对它加以评审。我建议,以8月2日星期四为考试日期。”

(周洪宇译)

南京的职业领导与全国活动(1917—1927)[2]

(一)南京的职业领导(1917—1920)

1917年9月,陶博士离美归国,担任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授、系主任和教务主任。后来,他担任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的教授和教育系主任。陶在南京从事职业领导时,他在课程改革和教法改进方面做出了显著的贡献。他写文章介绍新教育理论。1920年,他在国立东南大学开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暑期学校。在南京,他也开始了平民教育活动,两年后,该活动变成了广泛的运动。[3]

(二)新教育运动(1919—1927)

20世纪20年代的新教育运动具有伟大意义。从美国归国的留学生发起了该运动,陶是其中杰出的领导人之一。《新教育》月刊是新教育运动的主要杂志,1919年4月,在陶以及大众教育家蒋梦麟和胡适的发起下首次出版。在陶和其他学者的倡议下,教育改革最有影响的是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于1921年创建。陶当选为总干事,实际成为新教育运动的领袖。[4]

为了试验新的教育理念,1923年,陶在南京创办了安徽公学。[5]

(三)平民教育运动(1921—1927)

陶当选为中华教育改进社总干事之后,开创了平民教育运动。1923年8月,陶和晏阳初博士及其他同仁在北京创办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与此同时,分支机构也遍布全国各地。陶编辑并修订了《平民千字课》教材,为了普及平民教育,该教材使用并提倡“教学做合一”和“小先生制”。[6]他到过各省的许多乡村推进该工作。[7]平民教育运动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

这表明,在1917年至1927年,陶的工作被认为是他对中国教育贡献的第一步。

(四)晓庄的教师教育试验和乡村教育(1927—1930)

1927年,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向前迈开了一大步,同时,教育日益从属于政治目的。例如,所有不同层次的学校要求教授后来变为“三民主义”主题的“国民党党义”。[8]

1927年至1930年,陶实施了一揽子与新教育和乡村教育有关的新试验。[9]基于笔者的知识,认为该工作应是平民教育运动基础上的一个崭新发展。陶根据推行平民教育的经验,更清楚地明确中国需要的教育类型,而且,他进一步认识到应该发展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为了实践其理念,1927年3月陶创办了乡村试验师范学校,该校远离于南京郊外。这就是有名的晓庄师范学校,它成为了中国教育史上的里程碑。[10]他也创办了一系列的乡村学校。[11]此时,陶进行实验发展了他的理论,这些理论的精髓如下:“生活即教育”[12]“社会即学校”[13]“教学做合一”[14]“行是知之始”[15]“在劳心上劳力”[16]“乡村学校是乡村改造的中心”[17]和“乡村教师是乡村改造的领袖”[18]。

陶发展了的思想和试验为中国教育提供了动力和方向。1929年秋天,威廉·克伯屈教授访问了陶创办的学校,声称给自己留下了强烈的印象。[19]1953年1月,笔者对他进行了访谈,这位著名的教育家说他非常倾慕陶的工作。

1930年冬,陶在晓庄从事试验活动时,上海圣约翰大学授予他名誉理学博士学位。[20]

1930年4月12日,国民党政府命令关闭远离于南京郊外的晓庄试验学校并要逮捕陶。[21]关闭这些试验学校和逮捕陶的原因既有政治的又有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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