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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教育运动1（第3页）

用手不用脑，

饭也吃不饱。

手脑都会用，

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老。

育才学校招收六至十八岁儿童，最初有30名学生，后来增至300多，大约一半是从难童中挑选出来的具有高智商和特殊才能的儿童。这些学生来自全国十七个省及中南半岛，学校全年上课，四分之三的时间按部颁标准学习普通课程，四分之一的时间则按儿童的兴趣和才能学习特殊课程。特殊学习包括音乐、戏剧、绘画、舞蹈、文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等选修课。一旦准备就绪，还要开设另外两门选修课：农业和工艺。

这所学校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强调这样的原则：把学生自己的学习与周围未受教育的人分享。招收学生的条件就是能够依次把这种教育传给他生活周围的人。根据美国战争信息办公室的比勒（WilliamA。Beale）在1945年7月23日提供的一份报告，这个原则实践运用的结果是320名正规学生正在教学校周边地区的一千多名农民、煤矿工人、妇女和穷苦孩子。每个学生每天必须抽至少一个小时的时间来做这项工作。延伸计划包含经济、政治、健康卫生和文化等方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陶先生通过给数量有限的孩子提供教育，来教育数以百万计的其他儿童和成人。在育才学校取得一定成绩后，他还准备发动一场大规模的全民教育运动。在上面提到的同一份文件中，陶行知为全民教育运动写了如下的指导原则。

（1）民主第一，过民主生活以学民主。

（2）全民教育。不论宗教信仰、种族、财富及所属阶级有何不同，男孩与女孩机会均等，男子与女子机会均等，成人与儿童机会均等。

（3）全面教育。心、脑、手并用。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相结合。健康、科学、劳动、艺术及民主将构成和谐的生活。

（4）终生教育。培养求知欲。学习为生活；生活为学习。只要活着就要学习，一旦养成学习习惯，个人就能终生进步不断。

（5）婴孩期就必须奠定民主教育的基础。或许，目前处理这问题最好、最经济的办法是通过教父母兄弟姐妹，尤其是通过教母亲、姐妹及女仆来教婴儿。

（6）认识到中国还是个农业国，必定很穷。我们必须以最低廉的价格，给民众提供有益的文化粮食。

（7）社会即学校。动员社会上现有的一切可能动员的力量、学校及个人尽力为民众服务。庙宇、茶馆、监狱、兵营、商店、工厂、残废士兵医院、普通学校不上课时空出的教室，都应给识字小组及训练中心使用。八千万受过一段时间再教育的识字成人可作为教师，帮助家人及邻居进步。

（8）培养责任感、荣誉感及发自内心的与他人分享知识的迫切愿望。懂得真理的人有传递真理的责任和特权。学会一个字的人就够资格教那个字，也有责任教那个字。有了与他人分享知识的欲望，才会认为这样做是一种乐趣。

（9）根据与同胞分享真理的原则，我们开展了“小先生运动”，把它作为免费教育的先锋。

（10）重点放在农民及收复地区民众的教育上。

（11）鼓励民众边学习，边工作。决不要为一张学校毕业文凭而扔掉饭碗。

（12）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必要、有可能，就使用罗马化文字或拉丁化文字。

（13）最充分地利用广播、电影、飞机、铁路、轮船，把“民主教育”的思想、人员及物质输送到我国最边远的角落，以便使我国最落后的地方也能尽早实现民主。

（14）鼓励人民的创造精神，资助地方试验。

通过对计划中的研究、试验、训练、出版、示范、推动与晏阳初计划中的人民大学、人民出版社、人民电影、试验和示范中心作一深入比较，陶行知对计划的前景很乐观，他认为到1946年可能影响100000000人，在1947年至1955年，将影响另外的350000000人，这是最具有挑战性的。实际上，从中国需要民主和世界远东需要安全来判断，用十年的时间教育450000000中国人形成一个新秩序将是考虑到的所需要的最长时间。陶先生用自己的话描绘了他的“梦想”。

人民教育运动在民主的鼓舞下，有政府的支持，有现成的读本和材料，有自愿提倡教育、竞相办教育等活动在全国的蓬勃开展，几乎不容置疑，300699用“小先生”和“传递教师”武装起来的学校，一年后可以影响100000000人，再加上受过再教育的八千万有文化的成人的帮助，四年就可以完成全部任务了；即使把所有意外的障碍都估计在内，至多也只要十年他们可以完全成功。一旦养成学习的习惯及与他人分享教育的习惯，他们就会自己向前进，就会保证不断地朝着民主的方向进步。[7]

（李高峰译）

[1]原载赵冕：《为了民主中国的教育》，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育学博士论文，1946年5月。

[2]为了叙述“大众教育运动”，陶行知也用“大众教育”这个词，最初，他称之为“新平民教育”，目前陶先生使用“全民教育”这个词，这里我采用“全民教育”的目的是为了与前面提到的那些运动区别开来。

[3]此处原文有误，应为“三年零二十八天”——译者注。

[4]布克（PearlS。Buck）：《告诉人民》，第23-26页。

[5]《1938·陶行知》，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国际研究所教育年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38年版，第113页。

[6]此处原文有误，应为“1930年”——译者注。

[7]陶行知：《中国教育改造》（中文版），上海，亚东图书馆，192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