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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重建和民族重建陶行知工学团运动19321937102（第1页）

乡村重建和民族重建——陶行知工学团运动（1932—1937）[1]02

工学团运动

在1932年的夏天，陶行知发动了他的乡村工学结合试验。在“关于农村工学结合的农村教育试验的一个新的提议”中，陶行知呼吁朋友在中国农村形成孩子的工学结合和年轻人的工学结合。在陶行知新的规划中，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他强调控制权和领导权应该被那些地方人民所掌控，那些地方人民是“用自己的双手劳动获得食物的真正的农民”。反映在他的新的中篇小说《古庙敲钟录》中的这个观点是从在晓庄试验中视野的一个转变。陶行知认为这个状况是为了“防止这个重要的事业落入坏人之手，防止它成为为了获取自身利益的工具”。他似乎更多地关注要么在村里有权势的传统精英阶层，要么是从外部来的力量来控制这个运动。为了建立农村自治，陶行知坚持认为从外面来的农村改革者仅仅能处于“提升，发起和建议的位置”。农村的人们发挥他们的首创精神通过“主动性，自立，自我引导”来改革他们自己的村落。为了实现那个目标，陶行知对于一个村落的工学联合从开始到完成设计了三步走的步骤：（1）在开始阶段，作为运动发起者的外部的农村改革者应该组建一个农村改革机构用来征集资金，提供人员和指导，便于指导村落里真正的农民。（2）由村落的真正农民组成的管制委员会占据重要和领导的地位。他们利用农村改革机构的资金能够雇佣总工程师，他承担招募指导员的责任和工作。（3）在农村的工学联合达到经济独立以后，农村改革机构（委员会）将离开再在其他村落创造新的工学联合。[27]

1932年7月，陶行知派出4个他以前的学生去寻找合适的地方来开始这个试验。历经两个月，他们沿着铁路寻找了上海的北部和南部以及上海的城郊，但是没有收获。在9月9日，他们终于在临近沿着上海和太仓公路的一个农村找到一个古老的寺庙，可以把寺庙改造为一个学校。但是这个寺庙的主人拒绝了他们，因为这个寺庙是邻近的6个村庄的共有财产。陶行知的朋友从他们的经历中认识到真正的原因，就是许多村民对他们这样一群城里来的陌生人的真实目的存在怀疑，他们这些陌生人不会说他们本地人的方言却宣称要为他们的孩子办一所免费的学校。在这样一种情形下，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找个地方住下来，然后试着赢得村民的理解和信任。幸运的是，他们找到一个农民，他愿意租给他们一个两间屋子的房子。这样一群城里人来到这里要办一所学校的消息很快就在临近的村庄传播开来。第二天他们在去城镇市场的路上，有个种蔬菜的农民就接近他们，然后告诉他们，他有一个很大而且几乎是全新的房子可以出租，就在邻近的孟家莫桥村。那是一个有12个房间的很大的房子，包括一个厨房，一个院子和一个蔬菜园地。后来证实这个农民的三个儿子一个接一个的死去，尤其是最后一个孩子死在他们家已经移到新房子半年后。因此这个农民认为这个房子的风水不好，他们已经搬到他们以前的房子里了。而对于陶行知和他的朋友来说，把总部设在这个场地是很理想的。[28]

陶行知的工学联合试验在这两个村落开始实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在大场地区方圆20公里内覆盖了几乎27个大小村子。陶行知给这个试验命名为“山海工学联合”。起这样一个名字的原因有两个方面：首先，这个名字能够说明试验所处的位置，在宝山市和上海之间；其次，它意味着我们需要记得日本正是通过山海关入侵中国即将到来。从1932年9月至1934年1月，陶行知的朋友帮助当地的农民和孩子建立了13个各种形式的工学联合和其他一些场所，包括三个孩子的工学联合，一个青年工学联合，一个年轻人的工学联合，一个妇女工学联合，一个棉花生产的工学联合，一个鱼类养殖的工学联合，一个育儿所，一个木工手艺店，一个图书馆，一个诊所和一个茶室。陶行知的朋友组织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学习识字和其他技巧，执行贯彻社会改革和改善环境比如道路建设，开展医疗运动，植树造林和消除赌博。他们引进科学的农业方法，新的婚姻和葬礼习俗，对老的寡妇和鳏夫提供社会救济，提供社会服务比如免费的孩子照顾，免费的医疗，组织运动会和运动娱乐项目。农村的教育和重建的这些活动与陶行知在晓庄的试验或者是那个时候其他的农村重建计划没有特别大的不同。

陶行知的朋友关于在两个村落组织村民的两个成功的例子的报道使我们对他们对于农村重建的策略有了大概的了解。第一个农民工学联合——贾寨年轻人工学联合——被建立是作为一个晚上的学习认字的班级，这个班级有从这个村落和临近村落报名注册而来的44个农民。然而不久之后，参加者就逐步减少到仅仅只有两个或三个人。陶行知的朋友调查后发现，许多种植蔬菜的农民不得不早上四点钟起床把蔬菜拿到城里去卖。他们在下午回来之后也不得不在地里劳作。在晚上让他们学习一到两个小时是有点过分的。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感觉到识字对于他们的生存和生活来说是一个急切的需求。陶行知的朋友决定把教室转变为对农民来说适合于过社会生活的一个开会的地方。杨京城作为一个辅导员要承担起指导老师的作用，对那些需要问他一些关于解决他们自己问题的农民给予一些指导性的建议。通过这种方式，他可以与农民做朋友，了解农民的生活和农村的情况。

很快对于杨京城来说就有了一个机会来帮助组织村民。一天，一个小贩驱赶着牛群穿过这个村子破坏了这个村子的路。他没有按照农民要求修补公路，反而到地方法律实施部门错误地指责村民。这件事引起公共的愤怒，村民聚集在开会的地方讨论如何处理这件事。因为他们缺少法律知识，他们不知道做什么。杨建议他们收集目击者的签字并且起诉冒犯者。杨的策略发挥了功效。那个小贩看到没有打赢官司的可能性了，就通过仲裁人在法庭外解决这个纠纷并且对村民做出了赔偿。这件事情的成功使参与过这件事的人看到了团结的力量，他们决定成立一个“互助会”。一个成员就建议在村子里开个茶馆作为为社团成员和其他村民服务的一个开会的地方，这样也可以节省他们到城里的茶馆开会相当远的一段路程这样一个麻烦。陶行知和他的朋友用一些资金援助来支持村民的倡议。当茶馆开张的时候，互助会借开张的这个场合通过了关于互助会成员的责任义务和利益的决议和规则。很快茶馆就变成了这里和临近村落的一个社区中心。在陶行知朋友的帮助下，互助会发起了组织农民的新的决议。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组成了红庙养鱼工学联合，红庙儿童工学联合，红庙信用合作社联合体。值得注意的是，在仅仅一年前，当他们提出要为这个村子建一所学校的时候，陶行知的朋友还被拒绝。

另一个例子就是关于陶行知的朋友如何帮助村民组建了一个棉花生产工学联合。在组织农民进入工学联合时，对于陶行知和他的朋友们而言最困难的事情是如何使他们感觉到需要组建社团和把他们为了生活的工作和学习结合起来。通过在农民中调查，陶行知发现劳动的划分是认识农民的一个很好的方法。因为棉花的生产占据了宝山地区70%的农用地，就能很好地意识到应该首先组织棉花生产的农民。陶行知的朋友决定以申家楼村作为开始，这个村子是最大的棉花生产的村子。在1933年7月，张新福邀请17个大的棉花种植者开会，向他们解释科学种植，为生产提供组织和共同援助，抵抗帝国主义的经济入侵和一些不法商人操纵市场的好处。对于这些村民来说去参观城里农业实验基地是一个很受启发的经历，在城里的实验基地，专家向他们解释如何使用改良的种子，新的方式，正确的程序步骤，新的工具并且向他们展示在试验基地里种植的棉花。在申家楼村的村民用这些新的种子、方法、工具和互助合作，在同一年达到了一个大丰收，平均产量上升了75%，从1933年的42斤至1934年的75斤。受到成功的鼓舞，申家楼工学团发起了众多有关促进社会和经济进步的其他项目。甚至在日本人的控制区内，一些学员也组织起来相互提供帮助。1945年中日战争结束后，申家楼的棉花生产得到了恢复和重建，其生产合作扩大到了37个村。1949年春，中国共产党接管后，合作村庄的数量再次增长到98个。这两个例子有力地证明了村庄组织、互助合作的巨大潜力，也反映出这种方式是乡村重建的正确途径。

成功地把农民组织成工学团的秘诀至少包括四点：首先，取决于陶和同志们的贡献和智慧。其次，必须满足当地社区的基本需要。再次，必须招募有能力且热心公益的农民在组织中起带头作用。最后一点，但仍然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依靠陶的名望和社会关系来招募资金和争取热心改革的官员们的支持，比如，宝山县教育局局长冯国华。冯对陶的改革非常热心，因此他发誓要在全县范围内组织棉花生产工学团，要把宝山县100多所学校全部变成工学团。只是由于1937年日军入侵他不得不停止继续扩大陶的实验。[29]

尽管掌握了成功的诀窍，陶和他的同志们的有些实验还是失败了。运动开始时，他们买了很多手工织袜机，并且邀请熟练工教当地妇女织袜。然而，一年之内这种活动就被放弃了。这的确证明了陶博士在《古庙敲钟录》中的观点：农村手工业不可能与大机器工业相竞争。在上海一家银行的热心支持者的帮助下成立的信用合作社和消费合作社，由于农民无力偿还贷款和利息而不得不关闭。整体看来，这场实验似乎受到当地人的欢迎和支持，他们在抗战胜利后又重新进行。然而，实验展开的范围远没有陶期望的那么广泛。除了山海工学团之外，全国范围内大约出现了十几所这样的组织，包括上海的十所，江苏和安徽两省的两三所。把农民组织成工学团需要必要的人力和财力资源，而这些资源又相当短缺。尽管陶一再呼吁，但因为收入颇低，再加上中国农村艰苦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和受教育青年参加到这场运动中来。加入到这场运动中的中共党员有自己的日程安排，有时候会和陶的安排相冲突。[30]在这种情况下，陶重新将重点放在了组织和调动农村儿童和青年上。与组织农民所取得的有限的成就相比，陶的“小先生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功。

小先生运动

自从1928年成立以来，就像晚清政府一样，南京国民党政府同样关注教育的大众化，并将其视为政府建设的目标之一。1929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建一个委员会制定教育改革计划。教育部任命陶行知为委员会成员，负责义务教育小组。他起草了一份全面的计划，包括如何在二十年内对所有适龄儿童普及四年制教育，以及如何在六年内针对成年文盲普及基本的扫盲教育。尽管在1930年第二届全国教育会议上得以通过，但是就像南京政府期间其他改革计划一样，这个计划还是搁浅了。

1934年，重新审视他1929年的计划时，陶行知对其中的基本设想提出了异议。他指出，在外国帝国主义的控制下，中国薄弱的工业不可能为教育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中国的师范学校不能培养足够的教师，正规学校也不能提供合适的教育。陶认为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农业国，要解决全民教育的问题，唯有通过调动儿童和平民。

在过去的平民教育运动、晓庄试验以及当时的工学团运动中，陶见证并称赞了儿童在文化教育以及其他活动中所表现出的热情和智慧。不过在工学团运动的扫盲运动中充分调动儿童的做法实际上是由山海工学团的团长马侣贤发起的。1934年1月，儿童工学团的团员们讨论他们是否应该像其他正规学校的学生一样有寒假。由于同事们将要回家过年，马侣贤也不可能仅仅为了满足那些更加狂热的团员而继续开放儿童工学团。因此他建议他们在寒假期间在家乡组织“儿童自动工学团”，教家人和邻居们识字。学生们热情响应，短短一个小时之内他们就制订出计划，要在他们家乡所在的周边12个村子里组织这样的工学团。

1934年1月28日，山海“一·二八抗战”两周年纪念日。这一天，大场地区28处刚刚组建的“儿童自动工学团”聚集在一起发起了普及教育的“小先生运动”。这种新组织几乎在他们试验地区的每一个村庄都建立起来，这就使得陶和他的同事们能够不断吸收那些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参加儿童工学团的孩子们入团。通过这样的接力式教学，儿童工学团的成员就可以回到家乡教那些儿童自动工学团的成员。那些在中心组织和当地组织中都能教别人的孩子们还负责向家人和邻居们传授文化知识和其他技能。山海儿童工学团为个别的或小组的小先生们制定标准，做记录，举办竞赛，并进行视察。

与那些在他眼中既脱离群众又浪费的正规学校相反，陶认为工学团和小先生运动在农村社会中既能起到社会融合作用，也能带来经济效益。小先生们所使用的接力式教学方式既容易操作，也比正规学习班更加灵活。而且，将儿童开发为主要资源几乎不会花费多少成本，这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贫困人口大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长处。除此之外，陶希望这场小先生运动能有助于培养新一代热心公益的儿童和青年，他们不再将知识视为私有财产，从而构建一种平等互助的新型社会关系。

由于这些孩子在大多数家庭中还未成为整劳力，因此陶和他的同事们不收任何学费组织这些农村孩子学习文化和生产技能的做法在农村社会大受欢迎。相比那些年长的学生来说，这些小学生们，少受生活问题的困扰，也较少地受到将知识视为私有财产的传统思想的腐蚀，因此能够更容易地被调动和组织起来。陶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全国的教育改革者也更积极地响应小先生普及教育运动，而冷落了工学团，这就使得工学团更难组织。结果，在10个月之内小先生运动就普及到了23个省份和城市。中共控制区的扫盲运动也成功采用了这种方法。[31]

艺友制

在促进小先生运动的同时，陶也在寻找速成策略来培训他那些志同道合的有能力组织工学团的同志们。他提议每一个大县城或几个小县城都应该有一个机构来培训“工师”。“工师”这个他新造的词语强调了一名教师必须能够教授实践知识和技能。“这样的机构遵循了如下四个目标：（1）培训新的工师以建立新的工学团；（2）将当前的教师转变为工师，学校转变为工学团；（3）将当前的工人和农民转变为工师，将全社会转变为工学团；（4）对工师们进行在职训练，从而使他们能够跟得上社会知识的进步。”[32]陶为工师的培训以及工学团的普及设想了一个全面的步骤：

这种工师培训机构不像传统的师范学校那样把学生关在监狱一样的教室里死读书。工师培训机构的学生们被称为艺友。在掌握了一些获取知识的窍门之后，这些艺友们每两人一组被派往各个小社区，将小社区转变为工学团。每个小组一到达当地的社区，就必须和那里的儿童和民众交朋友。他们需要在这些民众和儿童之间寻找新的同志，并用艺友的方法对他们进行培训。一旦找到了成年艺友和小艺友，就可以再组成青年工学团和儿童工学团。这一步骤叫作个别指导或基本培训，也就是说将实际工作作为人员培训的中心。第二个步骤是通过视察的方式进行指导，也就是说，教师或工人培训机构的专业教师定期到工学团帮助艺友们克服困难或解决问题。第三个步骤是集中指导，每周举行一次，商讨原则，制订工作计划，补充实用知识，讨论困难问题，指点必要书籍，鼓舞士气。条件允许的地方，要利用收音机和电影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好的效果。[33]

陶认为，连同他的“小先生”的方式，他已经找到了一种更加灵活，经济，因而更有效的方式来培养一批新型的教师，从而在最短的时间内在中国普及生活教育：

按照师范教育的传统方式，一所拥有十名教师和两百名学生的师范学校只能培养两百个除了吃喝和拿文凭什么也干不了的书呆子。如果前面提到的方法能得以采用，十名教师可以指导两百名艺友，这些艺友跟四百名小艺友，四千名小先生，四千名自治的小主人就可以创造一百所工学团，从而就可以在一片拥有五万人口的一千六百平方里的地区普及生活教育。然后，就像细胞繁殖一样，利用最少2-3年，最多5-6年的时间就可以在全县范围内普及生活教育。用同样的方式，在至少3-4年，至多6-7年的时间就可以在一个省份，乃至全国普及生活教育。[34]

重建晓庄学校的失败，对于他的乡村重建的号召知识分子反应冷淡，日本的继续入侵，这一切都加剧了陶的危机感，也激励他设计更加灵活和经济的方式方法来普及他的生活教育，调动和组织中国农村和整个中华民族。1934—1935年，他制订了一系列在县城和全国范围普及教育的计划。他批判政府1935年颁布的普及教育的计划太保守，因为这个计划只针对适龄儿童。他提出了越来越多的措施，比如动员所有有文化的成年人成为接力教师，要求所有知识分子每年贡献出十天的假期投入到普及教育的运动中。他甚至建议城市中45的中学和910的师范学校搬到农村去。因此可以想象当时来自主流知识分子的消极反应。

鉴于他的紧迫感和急于寻找速效对策，陶提出的方法过于简单，并含有一种强迫性。对于他呼吁的乐捐制度公众如果不响应的话，他欢迎政府的干预以及社会施加压力，以帮助他实现目标。不难想象，陶会支持毛泽东的关于缩小城乡差距，缩小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差距的一些方针，包括为了中华民族的共同利益派知青下乡的举措。

1937年8月日本入侵上海，工学团运动被迫停止。当时，陶正在去往国外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随着民族危机的不断加深，陶积极地加入到了民族救亡运动中，并成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抗战期间，他在重庆为难民儿童开办一所学校。战争结束后，1946年4月，他刚刚回到上海，15名先前的山海工学团成员和当地农民找到他让他为重建组织出谋划策。一个月后，改名后的山海农村实验学校重新开放，七所分校和几个工学团及时成立。中共接管后，中心学校和分校都被合入两所公办学校，这两所公办学校和其他的公办学校没有什么区别。1946年7月，陶由于突发脑溢血去世，之后他的命运经历了起起伏伏。1991年陶行知诞辰100周年全国庆典举行。当时，在全国20多个省市已经建立起陶行知研究会。1981年，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先前的学生兼会长，刘季平，建议上海陶行知研究会以“建立一个劳动生产，文化技术学习，科技研究三结合的社会主义集体”[35]为宗旨，继续进行山海工学团实验。由于各级政府和广大公众的支持，重建的山海工学团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包括一座工厂，实验农场和研究所在内的组织。这些年以来，山海工学团资助建立了上海陶行知纪念馆，捐助全国和各地的陶行知研究会，并组织了很多其他社会服务和社区教育项目。

总结

陶认为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两大危机一个是人口过多，他认为这是中国当时所经历的各种复杂问题的根源；另一个是日本入侵中国领土的威胁，在他看来已是迫在眉睫。工学团运动正是他面对这两大危机所作出的反应。他也设想通过组织农民组成生产者合作社这种非资本主义的农村工业化方式实现中国向工业社会的转变。在工学团里，陶确信他已经找到了一种合适的方式，从普通民众开始，来重组，调动和鼓励整个中华民族进行乡村重建和民族重建。通过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每个人都将会是平等的，有生产力和创造力的。通过将每一个社会单元转变为工学团，成员们一起工作学习，他们将构建一种富有意义的新型社会关系，建立一个以平等，合作和互助为基础的真正的社会。一个这样转变了的社会和国家将变得团结强大，有生产力，从而能够经受各种挑战。

尽管他从来没有提及过，陶的工学团的主要思想来源和启发应该来自于五四运动时期各个中国社会主义团体所共同推崇的一个核心思想——“工读主义”。[36]这种思想认为个体将知识和体力劳动相结合就可以消除阶级分化和对立的基础，从而就可以实现一个自由平等互助的理想社会。这种思想在五四运动时期非常活跃，因此被冠以一种“主义”。确实，这种“工读主义”从此成为20世纪中国革命话语中必不可少一部分，得到陶行知等人的共同推崇。

五四运动期间，作为一个杜威式的改革者，和其他的哥伦比亚校友一起，陶忙于倡导他的良师益友约翰·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然而他一定已经了解了“工读主义”的基本思想和实验。他和晏阳初共同领导的平民教育运动中，陶开始向他的平民学生们宣传工读思想。[37]在他著名的晓庄试验中，陶创立了以杜威的教育哲学为基础的生活教育理论；然而，他的试验的最终目标——通过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结合创造新型男人和女人，一个新的社会和一个新的世界——可能是来自于“工读主义”，而不是杜威。[38]从名称，组织形式，以及中心思想和理想方面来看，陶的工学团运动和“工读主义”之间的相似处更加明显。反过来，陶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改革复兴和丰富了“工读主义”，从而为其做出了贡献。

为了他20世纪30年代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陶吸收众家之长，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1933年，陶和他的学生们组成一个学习小组，学习马克思的著作。1936年，陶在文章中将苏联奉为理性的和人性的工业化的典范。他的工学团的指导原则——过理性的人**，以及他针对中国当时面临的问题——人口过多，日本入侵和工业化——所建议的解决方案，虽然有时模糊，但显然表现出一种融合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的倾向。在他的晓庄试验中形成的最终目标仍然是培养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新型男人和女人，建立一个平等，合作，互助的新社会。在最后的分析中，鉴于他以个体和中华民族的根本转变为目标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陶是一名人道主义者，教育和社会革命者。

（于洋崔春燕译）

[1]原载《陶行知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2011年版。

[2]晏阳初1923年的平民教育实验使陶相信晏已经为平民教育运动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张伯苓帮助他以“教学做相统一”的方式表达其方法论。张健启发他在他的农村教育改革中如何赢得农民支持。他的共产党员同事们鼓励他在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的实验中强调集体主义。参见《陶行知作品集》第1卷，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593-594页，第125页；第4卷，第805页。戴伯韬：《陶行知生平与思想》，香港，三联书店，1947年版，第159页。

[3]这五项研究包括：（1）孔斐力：《陶行知，教育改革家，1891—1946》，载《哈佛中国研究论文集》第13卷，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59年版，第163-195页；（2）朱宕潜：《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模式：陶行知在中国的工作（1917年—1946年）》，台北，1966年版；（3）巴雷·基南：《陶行知与教育改革，1922—1929》，《中国的杜威实验：早期共和国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力量》，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第81-110页；（4）休伯特·布朗：《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陶行知个案》；露丝·海霍，玛丽安·巴斯蒂：《中国的教育与工业化世界：文化传递研究》，纽约，夏普公司，1987年版，第120-138页；（5）苏智欣：《教学做合一：中国师范教育中的杜威实验》，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1996年版，第126-152页。这些研究中，孔斐力、基南和布朗的研究更为重要。这三项研究都止于1930年，根本原因是他们认为陶在这之后的改革不重要了。孔斐力的观点最具代表性：“陶行知生命中的最后15年（1931—1946）是在一种流放中度过的，尽管他的热情和创造性没有停止，但与其说他的梦想已经实现，不如说他的梦想已经接近尾声。”（孔斐力，1959，174）关于美国学者对陶的评论，参见《二十世纪的中国》第27卷，第2期，2002年4月，第79-120页，姚渝生的文章《重新认识教育改革家陶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