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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重建和民族重建陶行知工学团运动193219371（第1页）

乡村重建和民族重建——陶行知工学团运动（1932—1937）[1]

美国学者对于陶行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他与杜威的关系，以及他的晓庄学校试验，他们也想当然地认为陶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在此后不再重要。这些共识使学者们的研究难以达到对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及晓庄试验更加全面的理解。另外一个共同的认定，是基于不充足的论证或者不细致的研究而得出的结论，即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已经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正如这篇论文所呈现的，陶行知的教育理想和实践在晓庄之后的时代仍然继续地发展深化。他是一位具有独立和创造性的教育改革者。

陶行知是20世纪中国最富创造性和影响力的教育家之一。他的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中国新教育和民族重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陶行知被研究现代中国的美国历史学者们看成是杜威模式的改革者。而事实上，陶行知的思想资源、社会视野、意识形态的导向以及教育理论和实践均是更为广阔和丰富的，这些都远远超过了这样一个标签。

陶行知的思想是兼容并蓄的，他自由地吸收各种完全不同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思想资源，比如孔子思想、基督教思想、杜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与他同时代的教育家和同事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也激励他产生新的理想和改革方式。[2]但是，陶行知的教育主要以其实用主义和平民主义而广为人知，与中国传统的和新的教育、主流知识分子和教育家之间表现出一种张力。陶行知自己试图通过教育和社会视角来实现国家重建的目标，使他能够超越杜威的教育哲学而创造出自己的关于生活教育的理论。

专注于陶行知的晓庄学校经历（1927—1930）研究的美国陶行知研究学者认为陶行知在1930年以后的教育改革都已不再重要。[3]这一共同的假设前提，是由于他们采用陶行知与其导师杜威之间的关系这一狭窄视角，正如直到目前缺少加以证明的来源，[4]这些都阻碍了他们更加彻底地理解陶行知的成就，包括在陶行知与杜威的关系这一问题。另外一个基于不充分的证据和仔细研究所得的普遍假设是，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变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5]我的关于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的思想与实践研究以及超越所面临的挑战，都是这些前提假设。正如我在这篇文章中将要呈现给大家的，陶行知的在晓庄学校经历之后的教育思想以及实践是继续演进的，他依然保持着独立性与创造性。

超越陶行知在晓庄学校时期对他进行研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要关注他在当时的中国乡村重建运动中的角色。中国的乡村重建运动是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30年代时期中一场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美国的研究者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都将关注点放在梁漱溟和晏阳初的身上，而忽视了陶行知。要更好地理解作为教育家的陶行知以及扩展我们对于他的角色的认知及其关于乡村重建的独特道路主张，我们就十分有必要将研究视角超越他的晓庄学校时期。这篇论文考察了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的教育和实践，特别是他的工学团运动（1932—1936）。这场运动实际上表现出了陶行知的晓庄经历与其乡村教育改革和重建的思想与实践的整体性。在这场运动中，陶行知始终追求着这样一个目标，即找到直接组织和动员中国的农村进行乡村重建以及国家重建的一条道路和一种模式。我认为，陶行知的教育理论以及他的工学团运动经历，代表了对中国的新型教育以及国家重建的一种根本论述。这种根本论述，既存在于他构建一个新型的国家和社会视角和教育途径当中，也存在于他的乡村工业化的战略思想中。

马尔萨斯困境以及陶行知推荐的解决方案

陶行知的晓庄经历仅仅持续了三年，之后晓庄学校就因陶行知与冯玉祥的联系而被视为破坏分子，于1930年4月被国家主义政府所关闭。[6]陶行知由于上了通缉名单，他只能在外国特许权的保护下匿身于上海。除了灰心与斗争之外，他甚至还被当时的一场组织农民党进行武装斗争的运动中所折磨。[7]然而，身处时历经济危机的日本的一段短暂的海外生涯，给了他一个马尔萨斯主义的新视角去审视中国的甚至世界的各种根本问题之所在。

在侨居日本五个月之后，陶行知在1931年3月底回到了上海。这时，国民党内部以及广东和广西军阀之间结成一个新的反蒋同盟这一事态吸引了中共政权的注意力。由于无法公开地走动，陶行知将其时间几乎全部用于为商业出版社进行翻译工作和为各种时报及《申报》撰写文章（《申报》是当时上海最重要的报纸）。因此，1931年和1932年被视为陶行知的晓庄学校日子之后的又一个理论创造顶峰。《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是陶行知当时写的最长的一篇理论文章，发表在1931年7月的《中华教育界》期刊上。《古庙敲钟录》是他当时所尝试写作的一篇长篇小说，连载于1932年5月21至8月15日的《申报》上。寻找和发现中国实现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转型的根本问题所在，成为当时陶行知以及其他知识分子的主要关注问题。实际上，1933年，在知识分子圈内，一场主要讨论和争论中国现代化的论争即将展开并上升。

《中华民族之出路与中国教育之出路》文章，可以被视为陶行知在晓庄时期之后的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以及他的解决方法这一观点的新发展。如果说，陶行知过去责备中国的新型教育由于疏远了和未开发自然而造成乡村危机，那么现在，他则将马尔萨斯困境（中国人口与土地资源之间的不协调的增长率）作为乡村危机的根本原因，并且坚定认为从整体上看，这也是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源所在。陶行知把一个拥有30亩土地的农村六口之家作为例子，来阐述这样一个道理：这种在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家庭要勉强幸存，只能将他们的孩子们送去学校。陶行知进一步论述，认为被中国的男性优先的再生产价值观所掩盖的人口危机，叠加于农村家庭中的“已婚儿子之间均分家庭财产”的实际，就足以导致众多独立家庭走向破产。另外，各种自然灾害和人为灾祸，包括地方恶霸、罪恶的乡绅以及帝国主义，都加速了这一危机的进程。

在考察了各种有可能使中国农民逃脱这一困境的多种道路之后，陶行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最天然的和最有效的道路”就是工业化。但是，那时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市场和资本投资的国外帝国主义，制造了一系列的障碍来阻止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陶行知后来在其文章中，添加了另外两个导致中国工业不发展的原因：（1）过量的人口消耗掉了剩余资金和产品；（2）中国的以书本为中心的科学教育无法提升国家的科学与技术。尽管陶行知认识到了这是一个综合的危机，但是毫无疑问的是，他认为人口危机是最为根本的，同时也是最为严重的。接着他就中华民族如何摆脱危机的问题建议了三条互为联系的途径：（1）实行家庭计划；（2）创造出一个富裕的社会，而不是富裕的个人；（3）创建一个平等的和相互帮助的世界。关于这三条途径，陶行知相信，家庭计划是根本的，因为它的实践将为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带来一个积极的变化。陶行知采用了一条教育途径，即渴望中国的教育家们领导一个教育阵营，来改变中国人的各种态度和观念。

在将关注目标转移到国际范围后，陶行知同样看到马尔萨斯困境也困扰着世界的其他民族。他警告说目前的这种在所有国家的无控制的人口增长可能导致另一场世界大战。

在对几位国内外学者所使用过的数据，在主要国家以及整个世界的可耕作土地与人口增长之间的不再继续变坏的比率的基础上进行对比研究后，陶行知得出了和他在中国问题研究中所得的同样的结论，“世界早已到了人口危机的程度。进一步增长（人口上）将降低文化水平，并且将会剥夺他人生存的机会。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必须完全觉醒并共同努力去找寻出一条控制人口的道路。”[8]

陶行知与马尔萨斯论述认为中国的和世界的各种问题在国际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内容中有所表现。从陶行知所用的来源资料进行判断，很明显，在当时马尔萨斯的命题在西方的和中国的学者中十分流行。陶行知关于在民族国家中和国际社会中实现平等合作和相互帮助的倡导，以及国内和国际体现出了强烈的社会主义意义对经济发展和人类再生产制定规划的计划。在当时中国的西方的知识分子中同样是一种上升的趋势。他为了使中国的民族和教育逃脱困境而建议的三条相互联系的道路，成为他的“生活教育”新的目标，并且在20世纪30年代指导了他的教育改革和社会重建（思想和重建）。

中国乡村的重建：陶行知的工学团思想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日本军队对中国东北的占领，标志着一次（种）新的民族危机，并激起民众强烈的抵抗呐喊。这一事态向蒋介石以及广东、广西的分离主义政府施加了压力，要求他们为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而之间达成妥协。通过紧张而复杂的谈判，蒋介石于1931年12月15日签署同意了（尽管后来被证明是不可实施的而被撤回）。为了在政治领导层的改组过程中获取优势，冯玉祥在第一时间联系了时任行政院院长孙科，要求恢复陶行知的自由和恢复晓庄学校，因为孙科曾是与陶行知一起在美国学习时的校友。1932年1月底，政府发布命令，正式废止涉及学校以及陶行知的先前那个命令。

五月，南京教育局从国家教育部正式收到相似的命令之后，陶行知派送了自己以前的六个学生，去重建晓庄中心小学和幼儿园。除了重开晓庄学校，他还有几个新计划：试验一些普及教育的有效和经济的道路；开办一个夏季学校来培训教师，使他们可以教授孩子们科学；开办一个专门的研究所，来促进对乡村师范教育和孩子的科学教育的研究。

然而，陶行知重新开办晓庄学校的意图并没有得到物质上的实际支持，因为保守的政府不可能会容忍一个独立的学校存在于自身的眼皮子底下。为其夏季学校招募上千名教师的海报也许使政府非常担心。另外，陶行知当时在《申报》上对政府的直言评论也使蒋介石非常恼怒，为此，蒋介石甚至发布个人命令，要求《申报》的所有者开除陶行知和黄炎培二人（当时这二人正站在该报所进行的改革后面）。重开晓庄学校的失败以及不断加深的民族危机，推动了陶行知去找寻一条重建乡村和民族国家的新途径，这就是他在《古庙敲钟录》这篇小说里所表达出来的。

下面的一个故事阐述了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如何符合了乡土中国，以及工学团作为一个新组织，如何能够被成功组建和运行，并且还延伸到了整个国家。这个故事与陶行知一年多前所写的《中华民族及中国教育的脱困之路》二者之间，在探索一个处于贫困、冷漠、人口过量和帝国主义等不利条件下的中国如何实现从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的问题上，既有着理论渊源，同时又有了新的发展。

无名的村庄及其并不特别的地理位置，使自己成为中国最一般意义上的村庄的典型（尽管该作者在后面给出了一点线索，即该村在上海附近）。钟儿是故事的讲述者，也是故事里的主角。钟儿是一个年仅16岁的孤儿，在一个旧寺庙中以敲钟和服务为生。他被刻画成一个有可能完成中国农村现代化改革的年轻人。作为那些几乎完全按照务农生活的自然环节来过完自己一生的其他农民的反面，钟儿是一个具有革新形象的人，并被描述为一个通过他所能收集的所有的传统几何学和天文学知识经历而具有一种更为现代的时间概念的人。尽管钟儿并没有上过学，但是他具有好奇心，自学成功了如何去读，如何去写，以及如何去制造简单的科学仪器设备和完成科学实验。他同样也创造了一种反对农村不平等以及压迫的正义意识。陶行知塑造的这一连接科学与平等的形象，明确地以为这是去支持他自己的民粹主义观点，即改革的主力军就存在于中国的农村之中，并且需要被发掘出来以领导乡村的重建。

故事揭示了存在于钟儿和自己和尚师父之间的一种冲突：正在成长中的年轻人如今认识到自己可以不去做那种从小就被命令去做的工作——为师父倒夜壶。他告诉作为自己生命最主要组成的师父自己去做这件事。因为这件事，他被逐出师门，而不得不准备去一个更大的世界中去找寻一份工作。随后夜里发生的一些事情不但为他保住了在旧寺庙中的工作，而且帮助他认识到了自己要为所有农村孩子开办一所学校的梦想。夜里发生的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师父和尚与一位寡妇关系暧昧，他恳求钟儿去劝说那些村民不要将他们送去乡村审判处。钟儿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善意，提出了一个为所有人接受的折中解决方案，包括和尚娶这位寡妇为妻并还俗，然后将寺庙转建成一所乡村学校。将寺庙转建成为学校，对于所有村民来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天生民主的钟儿号召举行一个村民大会来讨论这件事。从来都没有主持过会议的钟儿能够通过学习如何组织一次会议的手册来克服重重困难。（孙逸仙曾经著过这样的手册，这是众所周知的）通过钟儿所指导的民主程序，村民们匿名选举了一位会议主席，当选的标准是“通过自己的双手劳作来获得食物的真正的农民”“擅长农耕”以及“公平、热心肠、表达能力强”。钟儿自己则当选为秘书。钟儿为这次选举所设置的要求是：村民大会的主席必须是“一位真正的、纯粹的农民”。这一要求反映了陶行知的理想是乡村重建的领导不能是地主、乡绅或外来力量。陶行知在这个领导的问题上将自己的乡村建设与梁漱溟和晏阳初这两位的乡村重建领导的主张区分开来。

经过几次讨论之后，村民们达成一个共识，即在保留寺庙作为一个供奉地方的同时开办学校。包括村民会议主席钟儿和作为“极受尊敬”与“时刻准备帮助穷人”的宋姓老妇在内的一个为学校找寻老师的专门委员会被选举出来。这个宋姓老妇明显是来自于一个贫苦家庭。陶行知的新乡村领导者的标准主要关心一个人的品格、能力以及该人在村民中的声望。这些细节反映出陶行知的现代化计划是非排他性的，同时也是温和地对待人民的宗教信仰和贫苦阶层。

乡绅成员只是潜在的反动者，比如故事中的“大胡子王（汪）”。钟儿仍然可以说服他不去谋求学校老师的地位。看起来陶行知相信农村中绝大多数的矛盾都可以通过理性的和劝说的手段得到解决。他同样深信村民具有实践自己民主权利来选举他们的代表以及决定那些涉及自身利益的重要问题的能力。陶行知因此否认彼时甚至时至今日仍然流行的一个观点，即中国的农民没有实践民主的能力。这次选举景象明显是基于陶行知在晓庄学校时期的相似经历，那时的他曾经同意一个小学生主持一次村民大会来讨论在干旱时期如何更好地分享村庄的水资源。尽管那时是陶行知及其学生作为会议顾问，但是在故事中村民们被描写成完全由他们自己以及当中的积极因素的指导来进行实践。对这些事实的修改是为了显示农村民众有能力通过民主的实践来解决他们自己所面临的各种问题。

钟儿与学校筹备委员会的另外两位成员一起来到城市寻找合格的教师。通过宋姓老妇的说服（她看起来是大部分乡村农民的道德代表），城市生活的许多方面，如来自阶级的巨大差别到穿高跟鞋、吃西餐直到追求西方的潮流和个性都受到嘲笑。尽管钟儿的思想比较开放以及对城市文化持容忍态度，并且不会赞成像宋姓老妇那样的讽刺批评，但是他在城市中看到的积极事情，相比较如电灯和哈哈镜这样的现代科学与技术来说，仍然显得十分有限。这一点也许很好地解释了陶行知对于中国西化的城市文化所持的矛盾，这一痕迹同样可以从毛泽东的思想以及共产主义革命中看到。[9]

农村的代表们和朱姓教师发现彼此正是对方真正想要的。作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的发言者，朱姓教师代表着晓庄学校极力想培养的新型乡村学校的老师。在相互晤面过程中，朱姓教师对离间手工劳动与农民关系的传统学者和其作为代表的能够整合二者关系的新型教师作了区分。他同样也明确表达，中国人民需要老师去教给他们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去生产，因此，给予新型教师一个主导角色，他的教育改革的目标在于促进国家重建：

教会人民怎么务农的人是农民的老师。教会人民怎么更好地生产的人是工人的老师。那些教会四亿国民去精通自己的民众权利，去保卫国家，去丰富民众生活以创造出真正的中华共和，以及去联合那些平等待我的民族国家以创造一个平等和自由世界的人，才是国民甚至人类的老师。如果农民不尊重老师，那么他们必将走向破产。如果工人不尊重老师，那么他们的工作必将变得粗糙。如果国民不尊重老师，那么国家无法变得富有与强大。如果人类不尊重老师，那么世界将无法拥有和平。[10]

一回到农村，钟儿立刻急迫地向朱姓教师表示旧寺庙将被改建成学校。然而，朱姓教师却以一种新的学校和教育理念来开导他。他带着钟儿走出寺庙并绕村庄一圈，从铁匠铺和铁匠到建筑工地和泥瓦匠，再到蔬菜园和菜农，告诉他这些人都可以成为学堂和老师。这无疑就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注解：所有地方和所有人都可以作为学习的经历。然后，朱姓老师告诉钟儿他的关于人们生活和教育的三层境界：

人们的生活可以有三层境界，那么教育也一样。你所说的属于第一层境界。海里的鲸鱼、天上的鹤以及森林中的狮子是多么地自由和快乐！如果教育达到了这层境界，那么学校也就变成天堂了，学生也成为了活着的上帝……”“如果你是一只自由熟睡的狮子，这时一只老虎突然出现并攻击你，你将怎么办？”“我会将老虎往死里面打。”朱姓教师回答道：“对的。当直面它的敌人时，活物必须反抗。这就是第二层境界。”我说：“是的，我渴望自由。我渴望为自由而斗。”朱姓教师说道：“现在你看这颗种子！……如果这颗种子想发芽，想成长，想开花，想结果，你就必须允许它有时间躺在壳里面，埋在土里面，缓慢地吸收水分、营养、空气和阳光来成长。这就是第三层境界。[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