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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中的美国进步主义 陶行知个案102（第2页）

[7]这事件在教育意义方面后果的生动刻画，见叶圣陶：《倪焕之》，A。C。巴纳斯泽，北京，外交出版社，1958年版，中文原版为1930年，第20至29章。

[8]艾恺：《最后一个儒家：粱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78年版。

[9]莫利斯·迈斯纳：《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

[10]约翰·杜威：《美国和中国的教育》，《新共和国》，第30卷，1922年3月1日，第16页，引自巴雷·基南：《教育改革》，第235页。

[11]本杰明·I·许华茨：《知识分子历史的主题：五四及其后》，载《剑桥中国史》第12卷（费正清编），1912—1949年，第一部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页。

[12]本杰明·I·许华茨：《知识分子历史的主题：五四及其后》，载《剑桥中国史》第12卷（费正清编），1912—1949年，第一部分，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434页。

[13]布尔曼等：《民国人名辞典》，第3卷，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0年版，第444页。

[14]这份传略大部分由下述资料综合而成：《陶行知年谱》，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陶行知研究组，载《陶行知诞辰九十周年纪念专辑，1891—1981年》（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编），武汉，1981年版；朱宕潜：《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模式》；巴雷·基南：《杜威实验在中国：民国早期的教育改革与政治势力》；孔斐力：《陶行知，一位教育改革者，1891—1946年》，载《中国论文》第13卷，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1954年12月，第163-195页。

[15]此签名见于陶行知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J。E。罗素的信，1916年2月16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档案。

[16]陶行知致罗素的信。

[17]杰拉米阿·威波尔·简克斯：《耶稣生活与教导的政治与社会意义》，纽约，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委员会，1906年版。陶在上述致罗素的信中，作为对他的启示，引用了简克斯。

[18]孔斐力：《陶行知》，第168页。

[19]陶行知致罗素的信。

[20]此结论是笔者通过考察陶的肄业证书以及这几年的课目而得出的。这两份文件都存于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

[21]陶行知：《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载《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6-64页。此文令人刮目之处，在于它注意19世纪德国哲学与教育而漠视美国实用主义。事实上，很难不令人怀疑到陶的实验主义概念，一方面得自其教育研究课程，另一方面得自蔡元培。蔡把保尔生译成中文，而且他与陶交友甚笃。

[22]陶行知：《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陶行知全集》，第1卷，第102-104页。

[23]巴雷·基南写道，陶在东南大学早期改革建议中承认杜威的影响，但他为支持此论点所引的文章《教学做合一》，1927年，并未提及杜威。他确实有了写于1919年的同样文章《教学合一》的早先看法，但在那篇文章里陶非但全然未提杜威，而且再次用腓德烈大帝、保尔生以及19世纪德国高等教育的其他个人与制度代表作为先例和榜样。

[24]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载《中国教育》，第8卷，第4期，1974—1975年，第13页。（译注：此引文与全集中原文不符。）

[25]陶行知：《教学做合一》，载《中国教育》，第8卷，第4期，1974—1975年，第11页。（译注：此引文与全集中原文不符。）

[26]恩斯特·P。杨：《作为近代化保守主义的洪宪皇帝》，载《变革的限度：论中华民国中的保守主义改朝换代》（夏洛特·弗尔斯编），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82-187页。

[27]陶被誉为编了邹恩润译的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但陶在《生活即教育》一文中对杜威关于学校教育与社会间关系的观点的深刻误解，表明他对此书仅略有所知而已。确实，陶用来反对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比喻，“就如同把一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中捉来放进笼子里”，可能取自泰戈尔——同一时期的另一位访问中国者，和他的名著《鹦鹉学舌》。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82页。

[28]杜威讲演的英文原稿已遗失。可用的是中文译本，和最近由克劳普顿和吴俊升译成英文并编订的《约翰·杜威在华讲演录，1919—1920年》。正如克劳普顿和吴所证实的，此过程中很可能大失原意，尤其在语调和着重点方面。此外，杜威思想的主要倾向是清楚的，并且同他早期论教育作品一致。

[29]约翰·杜威：《约翰·杜威在华讲演录》，第214页。杜威在这一段落中并未就习惯作理论阐述，只是建议儿童的好习惯应在坏习惯根深蒂固之前养成。参见约翰·杜威：《经验与教育》，纽约，卡帕·台尔塔·皮，1938年版，第35-39页；《人类的性格与行为》，纽约，亨利·霍尔特，1922年版，第14-88页。

[30]约翰·杜威：《约翰·杜威在华讲演录》，第221页。

[31]约翰·杜威：《约翰·杜威在华讲演录》，第243-244页。

[32]约翰·杜威：《约翰·杜威在华讲演录》，第85页，第206页。

[33]杜威在他早期著作《学校与社会》中似乎持有某种相似的观点，但他后来则清楚地赞成合理地突出教师以作为手边学科的一个权威，因此教师具有引导的判定正确性的合法作用。陶似乎从未意识到他那平等修辞和权力实践的矛盾，例如，在育才学校的“民主”校规中，有一条便是学生必须遵守校方规定的一切规则。约翰·杜威：《经验与教育》，纽约，考利埃——麦克米兰印刷公司，1963年版，1938年初版，第58-59页；张再为：《育彼英才：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在重庆》，重庆，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

[34]约翰·杜威：《约翰·杜威在华讲演录》，第227页，第196页。

[35]陶行知研究组：《陶行知年谱》，第57页。

[36]约翰·杜威：《约翰·杜威在华讲演录》，第273页。对于任何熟悉杜威后期论人与社会的著作的人来说，这本讲演一定显然非他本来面目。虽然杜威最初想出版它们，但他后来显然重新考虑之后决定将它们束之高阁。

[37]陶行知研究组：《陶行知年谱》，第56页。

[38]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教学劳动》，1931年10月，《中国教育》第7卷，第4期，1974—1975年，第99-101页。

[39]约翰·杜威：《约翰·杜威在华讲演录》，第100页，第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