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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教育交流史缩影克伯屈日记中的陶行知等人1（第5页）

与燕京大学的一英国人福斯特（L。Faucett）交谈。此人正以一种默读和间接的方式教中国孩子学英语。陈衡哲来看玛格丽特，我们和她一起到她家，随后与省政府机构的官员一起吃晚饭，机会不错，虽然大多数官员未来，但是市长在。我就坐。斯图特和他的秘书傅先生也在场。这个年轻人告诉我今年冬天将与梅兰芳一同前往美国，他时刻使自己对政治事件保持高度警觉，安排与那些他希望见到的重要人物的会面。傅是蒋介石和张学良之间的调解人，后者在东三省改弦易帜。后来蒋介石试图让傅组织一场反对张学良的叛乱，但徒劳。我和傅交谈了一会儿，发现他带有幻想色彩，正如我所看到的中国许多的年轻人一样。斯图特同意将我的大衣带到京都，这无疑使我的思想包袱得以轻松。在外事房里看了一些古董，一幅两鸡争斗的图案。一个据说是已有4000年的水表，一个相传有6000年的火盆。陈衡哲一家送我们回家。

10月9日

星期三

与中国北部南满铁路的局长交谈，他希望将我的谈话做笔记。为下星期五晚上的演讲写最后一部分的提纲，但是邱椿（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哲学博士）来看我，现在他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教育系主任。上次见到他时，他还在广州大学，只是最近才被调至此位置。他告诉我，政府对教育系少有兴趣，除北京师范大学予以保留外，其余所有大学均被废除。教师培训转移到中学，大学里的教育系则被取消。倡导科学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开始对教育研究表示不信任，而且这一不信任正在加深，很少有人视教育研究为职业而亲近教育。正与他交谈之际，朱女士来访，她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已成功地在西山开办了一所幼稚园，现在准备再办一所护理学校，他们提议为我们举行午宴，但我们所剩时间已不多。继续写我的提纲。

与克拉克斯一起去吃午饭，玛格丽特因为昨天晚上吃得不舒服所以未能前往。看到他们我很高兴。他们问我关于俄国的一些事，随后谈了一些其他的事。他们对“刺激”极感兴趣，提了很多问题，以至于我在那里一直呆到3点，回家继续写我的提纲。

4点时，育英中学的副校长让我参加一个讨论会，到场的人是一些极为虔诚的男子俱乐部工人。我认为会议进展缓慢，中国人好像不准备提问题。张清玉（1917—1921年是我的学生）时任北京教育委员会委员。他告诉我，他是被市长任命的。接着他任命校长，委派教师，当然他委任中的一些人有可能被罢免。他手下有500名小学教师，200名中学教师，课程大多数由每一个学校制定。玛格丽特没有下来吃午餐。我和费尔德（Fileds）一家聚在一起。他们告诉我沃特·扬（WalterYoung）认为哈利特（Hallet）是一个值得信赖的报告者，对此我惊奇地说不出话来。他们问了我心理学方面的问题。布莱克（Blakesly）来访。

星期四

试穿大衣衬里，看来裁缝是个相当蹩脚的家伙。我有点泄气。然而俄国的女裁缝是我们真正的朋友，玛格丽特邀她和我们一起去俄国境内旅行并告诉她我们在这里的情况，邀请她来听我的讲座。乘陈衡哲的车去她家。他们告诉我们房子相当便宜，一个月40元，8个房间带三个洗澡间，前后院均有，而且还有许多树，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未定居下来。我们看到了3个孩子，两个女孩，一个8岁，一个4岁，还有一个1岁的婴儿。

当我得知泰勒（A。CecilTaylor）先生没有遵守诺言归还我的笔记时，感到非常气愤。（这意味着我回去后还得在后半夜补记）。做完有关俄国教育的谈话笔记，正好与邱椿博士一起去北京大学，同行的还有韩先生（北京大学初级实验学校的校长和教育学教授）。陈先生（学生教育协会的负责人）。在那里还遇到了N。Y。g（同一大学教育系心理学教授，先前的学生，后去了芝加哥大学）。张清玉（北京教育委员会委员，也是我的学生），马宗荣（北京大学的教育学教授）等人。用餐之后，我们去了大厅，陈先作一介绍性的发言，然后向大家介绍我，观众座无虚席。邱椿博士翻译，学生们聚精会神地听讲，从其神情可看得出他们对我所讲的话基本了解。当我讲到俄国教育时，我由衷地感到我需要对中国的教育有所研究，中国迫切需要建立一种完全适合中国的教育体制。邱椿博士在回家的路上告诉我现在人民没有思考或发言的自由。三年前他写了一篇批评党化教育的文章以致受到逮捕的威胁，之后不得不另写一篇文章来使先前文章口气有所缓和。胡适近来面对他的批评失去了理智。6点半我们坐人力车去看晏阳初，途中看到许多灯笼和假日服饰。路很长以致我们开始担心人力车夫不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最后我们终于到达目的地。猛捶门好多次才得以进去。在场的人除我们四个外，主人和客人包括：金淑英女士（晏阳初的秘书），汤·刘如珍（北京大学的教育学教授，先前的学生），汤茂如（刘如珍的丈夫，也是我先前的学生），冯锐（经济系主任），瞿世英，另一个主管社会教育的人的名字我忘记了。午餐后我们集聚在一个漂亮而寒冷的房间，房间的布置很中国化。晏阳初告诉我他工作计划的大致内容，然后让其副手去办理。汤茂如讲话内容过长，着重讲了他工作中的文学这一部分及在各个地方这一部分是如何进行的。每一省的教育系如何提供供给物，他们怎样得到书本等。他的学生有100多个。随后瞿世英讲了教师训练。作为一个思想家，他看来相当优秀，很高兴看到他思考和他所想到的东西。直至现在我还能回想起他说过的一些话。接着是冯锐，他将日常生活中的经济资源提供给农民，如一普通的猪如何可能在六个月达到501斤的重量。从波兰运过来的配种麦子如何在六个月能达到1201斤。不用很昂贵的食物配置就可达到高产量、高质量的效果。这的确很具体、很有说服力。接下来是社会学家李景汉。他必须有专人翻译，而且逐字逐句的。当然他的很多观点极具说服力。但是我认为和我听说过的黑格尔学派一样是纯粹的理论家。11点我们准备回旅馆，路途比较远，因而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讨论。我们仍乘坐人力车，路上很安静。大约在零点回到家。

星期五

去看玛格丽特的皮衣，我们都很满意，而且认为要价也比较合理。应中国教育家之邀，我参加了在归国学生俱乐部举办的午宴。在场者有：陈衡哲、汤·刘如珍、邱椿博士、张易伟（北京大学的物理教师）、汤茂如、许雅丽、陶先生（社会调查机构成员）、冯先生（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生计教育部主任）、罗家伦（先前的学生，清华大学的校长）、晏阳初、任鸿隽（陈衡哲的丈夫，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秘书）、瞿世英（大众教育）、赵元任（主要做调查工作，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以及金淑英女士。午餐很令人满意。之后提出问题：（1）新中国将寻求何种文明；（2）最好服务于它的是何种类型的教育。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颇感困难，因而将话题转至第二个。也许，晏阳初讲得最好，罗家伦最差，还有几个也好不到哪里。总体来说我感到很失望，我看不到对此问题所产生的浓厚兴趣或没有让我感到那种认为它很重要的感觉，不过无可否认其中仍然有一些见解。

6点，参加斯威特（Sweet）女士的午宴。在宴会上我遇到了某夫妇俩，其中之一是我先前的学生，但我不记得他的名字了。午宴相当丰盛。然后去了北京大学演讲厅，在那里我给家长们做了关于新纪律问题的演讲。我想尽力不举太多的事例，但显然这样做是犯了错误。也许有其他别的原因。我感觉自己的努力不尽如人意。但是他们仍专心地听讲，而且在结束之际问了我很多问题。

10月12日

星期六

独自一人去了燕京大学（陈衡哲女士9点半出发，可能到这里是10点15分吧）。巴伯来见我。我与一群很有礼貌的人就俄国教育问题谈了45分钟。我认为会议进行得不错。我尽力劝告，中国应尽快地研究出一种教育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和我们一起的有巴伯夫人和两个在语言学校就读的南部女孩子。张伯苓博士也来和我们一起吃午饭，花去148。18美元，小费15美元。乘2点的火车去南京。在一辆旧蓝色快车上我们订了房间。总体上感觉不错。遇到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年轻博士，清华工程系的教授，很讨人喜欢。亨利·墨菲（KillanMurphy，毕业于耶鲁大学，中国金陵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设计者，国民政府选他为南京建设的策划者），威尔（Well）先生和夫人（先前一个学生的父母），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丹妮安（Dennian）夫人（曾是传教士）。我们和墨菲一起用餐，之后发现账已经被结清。与张伯苓交谈，他在天津与我们告别，我很不愿意看到他离去。张彭春及其妻子来火车站，给我们带了一些特产和一封南开大学的邀请函。墨菲先生给我们看了他为新南京制订的建设计划书。

星期一

6点起床，7点去了浦口。雨中迎接我们的是凌冰博士（他于1913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南京政府外交部的官员（代表邰爽秋，金陵大学的校长）。对于要做的事我们有点疑惑，英格（Ing）建议，我们不妨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接受了这一建议。他们带我们吃了午饭，然后上了一辆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摩托车。早餐过后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双人房间，房中水在流淌但没有洗澡间。不一会儿，朱进（我的学生，初中等教育局局长，教育主任）来了，还有曹先生（N。C。Chao，先前的学生、教育顾问）、邰爽秋（金陵大学的校长）。前两位来火车站接我，但来得有点迟。他们将我带至教育部，但部长蒋梦麟（1917年左右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我的学生）不在，之后我们去了中央大学（前的东南大学），遇到了韦博士（芝加哥大学教育学博士），时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他带我们四处走了走，我们看了房间和设备，这真是在浪费时间。参观了培训学校，在那里遇到了张士一（中央大学英文教授，先前的学生）。学生和教授都出去旅行了，对英语班我谈了一点，但不是很有用。随后去拜访蒋梦麟博士，我发现其反应虽让人高兴但却相当保守。我们谈了一会儿，他们用中文交谈，好像是准备让我在那里吃午餐，最后他们告诉我我已经被邀请参加由教育学院和中央大学共同举办的晚宴。午饭吃得比较晚。2点我们同莎普女士一道乘教育部的车看了中山陵（近期刚修好），位于城外一山脚。还未完工，但整体看上去还是很完整，入口处很长，有几百个台阶，末梢很陡，陵墓完全是中国寺庙艺术造型，相当漂亮，但这一寺庙可能太小而不足以让人有充足的休息空间，景色相当宜人。随后我们去看了明陵，大多数与我们1927年在北京看到的很相似，只不过相形之下，这里的显得更为漂亮。4点前司机将我妥善安置。我以为是在中央大学，但随后证明是金陵大学。因此我坐了一辆黄包车匆匆赶往。在英文教师张士一的帮助下我先前的学生和其他人一同主持了会议。由于诸种原因，韦博士不在场（我猜测是因为他刚从芝加哥回来，对此兴趣不大）。会议虽不是很有趣，但还不至于糟糕。乘摩托车回来，同我一起去的还有一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女教师，几乎没有休息的时间。换衣服，与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生谈苏联教育，他们听讲的时候很认真，对此我表示赞赏。随后我和朱进、陈女士一起吃午饭，虽说是中国菜肴，但以中西合璧的形式出现。蒋梦麟博士主持，我坐在他右边，我的老朋友（先前的学生）陶行知先生坐我右首，在场的人有：常博士（M。g），刘先生（T。P。Liu，教育部次长），华博士（S。H。Hua，TunChi大学教授，上海），唐先生（S。H。Tang，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邰爽秋博士，韦博士，欧先生（上海大中华大学副校长，先前的学生），孟宪承（浙江大学教育系教授），陶行知（南京晓庄师范学校校长，先前的学生），曹先生（N。C。Chao），俞子夷（浙江乡村学校校长），朱进等人。蒋梦麟的讲演令人愉悦，不过对于我来说则没有说服力。我所做的反应：讨论形势以对中国局势做专门研究，寻求一种合适的学制，我试图与M。g博士的失败主义者的政策作斗争，他们很注意地听了，显然结果令我满意。韦博士的讲话不重要，总体上还可以。朱进和我一道回家。在南京我们见过艾伟博士（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硕士，华盛顿大学博士）。

星期二

陶行知博士很早便过来了。稍晚一点外交部的Ing先生也来了，我们驱车前往外交部，在那里与王正廷相遇。

随后与陶行知去看他在晓庄的教育成果。似乎刚一进庄门，我们就踏上了一条通往学校的路。学校位于一处庙宇内（后来我发现这一现象很普遍），这是一所初级学校。几个学生正在辅助教学。我看到一张显示村庄信息的地图，这是大约70个孩子的杰作。工作相当复杂。师范小学（200名学生），系列乡村学校（1000名学生），相应的成人组织（农民200人）。如此协调意在改善、丰富人们的生活。师范学校的学生通过接触实际生活问题而学习，可以说学校处处以节约为本。5人以上，50人以下没有仆人，陶行知和妻子也没有。跟他们住在一起的母亲也充当助手的角色。陶行知的计划是尽可能地节省开支以免损害到长远利益。他花了40元将一处农屋建设成一所幼儿园，并安装窗户。150元用作学校设备的购置，学校大多是租来的而非买来的（如果现时努力获得成功，那么他们会比那些在职的教师做得更好）。师范学校最多能容纳200名学生。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一些是被当地政府派遣来的。我看见一个师范学校的女孩子，她很快会结婚，然后和丈夫一道在师范学校工作，一个月可能领30～40元。学生们学习烹调，在各自的村庄里学习其他照顾自己的方式，学习如何提高乡村生活状况。一个4人组的理财者为其他人负责一星期的伙食（大米饭除外）。每人有自己的洗脸盆和饭碗、杯子、牙刷，用完之后均用热水予以清洗。有一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毕业生负责将经过培训的护士组成护理中心，一名留德学生主管一所较大学校，一名留法学生负责收音机的接收工作，以便及时告知村民各种情况，做好防备土匪的工作。同时还有一位农业方面的专家可以指导相关的教学工作，护理中心的工作者定期为学生做检查，尽量教给他们利于身体健康的习惯和方法。学生不仅仅学习书本知识，而且努力使书本成为附属物。每个学生都记日记，写每天发生的事及各自的想法或感受。学校没有墙报，戏剧是一大特色。学校还开辟有花园，游戏被视为积极的鼓励。当我来到主中心时，学生们决定集合列队欢迎我。委员会的主席年龄如此之小以致当他走上前向我鞠躬表示欢迎时，我感到很惊讶。然而他的管理能力是出色的，他冷静而庄严地致辞，我讲了几句，（陶行知翻译）。我建议他们应与美国的一些相似的学校取得联系。在中国的乡村，茶社被认为是邪恶的地方。陶行知在学校的村民的合作下重组了茶社。我参观了一处仅开张一星期的茶社，合作社以某些特定的目的为由向政府借了钱。其中有一处茶社位于一座美丽的小山上，在长江的拐弯处可看到长江的全景。有趣的是，冯玉祥将军对陶行知的工作很感兴趣，在他和蒋介石关系破裂之前他在中心还有过一处房子，后来赠给学校。

在这些人中，冒险意味着是一大灾祸。为与陶行知的茶社保持联系，陶行知制定了禁止在这一地区任何一座茶社中投机倒把行为的法律。虽然使那些茶社的所有者感到愤怒，但却使母亲们极为放心。总的来说，我对看到的和听到的都非常满意，陶行知的理论相当完美，而且付诸实践也不错。有明显的热情在内，这些人的工资基本是一个月100元，而在其他地区则可赚到比这多达2倍或4倍的钱，总预算为27000元。尽管政府对师范学校200名学生的补助为40000元。我告诉陶行知，我认为，他的幼儿园需要改善（看起来似乎太正规了）；（2）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改善家庭；（3）晏阳初的农业工作有很多值得注意的事应被介绍到这里来（如猪、鸡、种子）；（4）这一学校足以完成晏阳初的工作。看来一个事业能如此成功，花费不多，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到。大约下午4点到了金陵，后来蒋梦麟和陶行知也来了，带我和玛格丽特驱车前往这一城市的古老之地。在夫子庙，我们看到了美丽的城墙和远处的河流。6点半我和学生们谈论中国的新教育：（1）每一国家需要有自己的学制；（2）新中国文化的一些特征；（3）对新体制的一些建议。关于第三点，我对陶行知和晏阳初讲了，认为他们是这一工作的先锋。朱进也应邀来共进午餐。他讲蒋梦麟相当保守，对我昨晚所说的话很欣赏。

10月16日

星期三

早早起床，叫了一黄包车装载一部分行李，陶行知和朱进乘教育部的车来接我们，车比较高级。蒋梦麟来送我们，在路上我们谈了很多，他们总是让人心情愉快。在火车站，爱斯特布鲁克（Eestbrook）博士来了，他请我为他们的学生做演讲，我答应明天晚上去。

10月17日

星期四

订购去神户的票，和玛格丽特去购物。回到家时发现少了三个小包。当我返回商店时，他们告诉我一定是我离开后消失的，我不相信。我请奥斯特兰德女士寄一些杜威关于俄国的书过来给朱进和陶行知，同时再寄给陶行知有关学前年鉴和父母教育的材料。

10月18日

星期五

与芝加哥大学的罗伯特·E。帕克教授及一些美国职员一起吃早餐。显然他使我感到很不快。听说他将要去京都，我感到很遗憾。参观了布莱恩女士的幼儿园和初级学校，一座美丽的建筑，看起来她工作做得不错。这是我在中国见过的最好的幼儿园，完全为孩子着想。对此我极为赞赏。

回到家邀胡适共进午餐。胡很有趣，思想新颖独特，视野开阔，为人真诚。他或多或少称得上是杜威教授的追随者。他认为中国需要一种新思想，一种不将思想和行动分离的思想。而杜威的思想恰恰适合，他表示中国确实需要一种新学制。他对陶行知的工作深表赞赏。认为在中国找到好学校很困难，挑选之后不得不将其儿子送入上海大学的一附属中学。他对现在的政府感到很消沉，部分原因是因为好人比坏人要承受更多的控制，总的来说其言语很难让人再有耳目一新之感。

凌冰博士来了，解释说直至他的妻子写信告诉他，他才知道我要来。他打电话给一些朋友让他们给予我们照顾。当时他在款待政府官员和其他来自菲律宾的人员。先前在天津与比利时订了租界之约，他已被任命为出使古巴的大使，最有趣的是他讲述他在蒋介石和冯玉祥之间的斡旋。他将一些真实资料藏于其大衣的夹层中。去了天津，他告诉了张伯苓他的计划，二人都认识到了危险性。张伯苓认为他应该出去，但可能无法再回来。外出旅行很容易，他将文章寄出去了，带回来一些用墨水写的东西。在他到达危险的联络点，他让旅馆的看门人帮他买一张去北京的票，看门人说那绝对不可能，于是他拿出一张10元大钞，看门人便欣然同意。之后他拿到了票，先将行李托运至火车中的小房间，然后扮作一日本人，拄一拐杖，去了火车站的小房间，将票递给了火车上的男孩。将自己锁于其中。第二天早晨，他推开窗户向外看，看见了张作霖手下的一名官员，彼此都认出对方。他告诉那个军官他来自河南，那位军官感到很惊奇，说他自己就在那里，好像没见过他。随后军官邀他共进早餐，之后去北京，凌博士拿着包紧跟着那个军官。便衣警察拦住他问他是谁，他说与那位军官一路，马上险情得已排除。一到北京他便去了一个旅馆。次日早晨离开回到天津。同一天，《进步教育》杂志被寻找士兵搜查，在天津他呆在租界中，乘一艘日本船只去上海。途中一印刷件到达天津，宣称他已被捕，主编询问张伯苓，张伯苓说那不是真的。后来一报社工作的男孩告诉凌博士的妻子，情况似乎很危急，一打电话都在等待他来上海的消息。他清楚地知道，他的妻子在从冯处返回的途中有极大的危险，稍微一疏忽就会丢命。他也知道他警告过高让他赶紧逃跑，但是高从未听过他的劝告。很高兴看到我们的朋友，他看上去老多了，但精神还不错。发电报庆贺杜威的生日，每字1。15元。我将信息写好留给了奥斯特兰德女士。我也告诉了其他人庆祝会的事。有平克威奇（Pich）、张彭春、王正廷、蒋梦麟、陶行知、胡适和凌博士。他们说他们都发了电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