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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的爱陶行知一家1（第2页）

大哥陶宏对自然科学有着极大的兴趣，并终身献身于中华科学宏业，是受到爸爸于1926年10月写的题为《攀智识塔》这首诗的勉励（当时陶宏才11岁）：“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看谁找到真智识。”

当时爸爸在上海，大哥陶宏在北京，爸爸在寄给大哥陶宏的一本《电磁学》的书上写上了这首诗，并在诗的后面附上一句话：“与桃红作科学忘年竞赛。”爸爸对陶宏说他近来深感科学的重要，他要特别加强这方面的学习。过去学的太不够，但现在学还来得及，准备下20年的功夫。从此在爸爸的带动下，大哥一直向科学奋勇进军，并从而带动了我们。

1939年大哥陶宏在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工作时，他十分支持爸爸在合川县草街子农村创办育才学校自然组。他几乎每周都要抽出时间来到离北碚30里路以外的育才学校去筹建自然组。自然组的科学仪器十分缺乏，甚至于一个烧杯、一个试管都要耗费他的不少心血。他还要与一位能工巧匠一同为自然组研究试做仪器。为了更好地支援自然组的筹建与教学，他把自己的家也从北碚搬到离育才学校里把路的农舍里，当时大嫂王醉霞女士及他们的小女儿陶鹤都住在那里，生活很是清苦。爸爸在1942年1月19日给晓光哥的信中充分肯定了陶宏大哥在育才学校自然组创办中的业绩及可贵贡献，爸爸在信中写道：“陶宏意在寒假后，到成都四川大学理学院跟周厚福先生（著名化学家）多学习一些。现在自然组全靠陶宏一个人力量维持，假使他走，对学校对小孩子都是一大损失，但不知小孩子的力量可否挽留住。”陶宏大哥离开育才学校赴成都四川大学理学院任教后，他经常在数百里外用通信来关心指导育才学校的孩子们学习，并得到爸爸的称赞。

大哥陶宏在为育才学校筹募办学经费上给予爸爸以极大的支持。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南洋以杨静桐先生为代表的华侨对育才学校在经济上的援助已告中断。陶宏哥为了帮助爸爸渡过办学难关，他在成都拿着募捐册到处为育才学校乞捐。有一次大哥陶宏把募来的10000元（邓）和8000元（熊）寄给了爸爸，爸爸十分高兴。

爸爸特别称赞大哥陶宏这种“自助助人”的真善美的爱的精神。爸爸在1943年2月11日给陶宏大哥的信中写道：“你的信集，我拟好了一书名叫做《从峨嵋山到凤凰山》，不知可中意否？近来我们深刻的了解，人生最大的目的还是博爱，一切学术也都是要更有效的达到这个目的。一天谈及你，冯先生（冯玉祥将军）说你曾为要帮助一位苦学生，而节省吃鸡蛋的钱来完成这任务。这种行动是高贵的，所以冯先生至今还记得，以后我们仍当向这个方向努力。”

爸爸逝世后，大哥陶宏由成都四川大学来到北京大学理学院化学系任教，他任爸爸创建的生活教育社的理事，并对北京生活教育社分社的筹组工作作出了贡献。

我在十五岁前用的名字是陶蜜桃，1940年春他为我报名到四川北碚中学高中一年级学习，他特按重庆为山城之意，把我改名为陶城。从此以后，我就用这个名字。由此可知，他对我是关切备至的。大哥去世后，大嫂王醉霞女士因患阑尾炎而耽误，1979年4月16日23点45分不幸病逝于北京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大哥和大嫂逝世后他们的骨灰盒合葬一墓穴内，位于行知园爸爸墓之左前侧。大哥大嫂生有一女，名叫陶鹤，她长期从事于航天事业，现已退休在沪。

大哥陶宏的去世实为极大的不幸。1974年他以中国感光材料工作代表团团长及中国感光材料委员会顾问名义率领中国感光材料代表团赴日本考察。他在日本便血，回国后在北京人民医院住院治疗，确诊为直肠癌，割除了肛门，造了假肛门。由于手术失误不慎将陶宏大哥的尿道割断。经著名泌尿专家吴阶平教授会诊，吴教授建议再行一个手术做个人工尿道，对一位严重冠心病与高血压的患者来讲连做两次大手术实有极大的危险。大哥对此毫无畏惧，他表示“科学实验允许失败”，以此对进行手术的大夫进行鼓励使他们有信心进行手术，使我深受教育，并甚为感动。大哥饱受了两次大手术之苦又经受两个人工出口之不便，但他仍以顽强而坚定的精神，即爸爸所提倡的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及病痛不能（衰）颓而勇于求真，勇于创造，使我深受感动。他整日躺在**，阅看有关感光化学的文献报告及感光化学所的研究报告，他对祖国感光化学这一高新科技的发展到了如此关切与痴情的程度，实令人钦佩。他是我国感光化学学科科学研究的创始人之一，为我国的感光化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六、二哥陶晓光

二哥陶晓光，安徽歙县人，幼名小桃。1918年7月5日生于南京，1993年7月6日18时45分在北京空军总医院因患恶性淋巴癌逝世，享年75岁。30年代初因爸爸遭通缉及晓庄学校被武装查封，为避免遭国民党政府之政治迫害，化名为吕潮。晓光哥一生是为人民的解放和人民的教育事业奋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生。1949年9月至1951年1月晓光哥在清华大学物理系进修，并于1951年1月志愿参军。曾荣获三等军功一次，并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二级红旗功勋荣誉章。他既是爸爸的好儿子、好学生，又是爸爸的亲密战友。他在1923年爸爸发动的平民教育运动时是中国第一个小先生，教祖母曹翠仂女士读《平民千字课》很成功，这使爸爸于30年代推行普及教育运动，实行“小先生制”增强了信心。30年代初，爸爸在上海发动普及教育运动时还提倡普及现代生活教育。在爸爸的创导下，他与表叔曹子云先生一同自行装成了手携式直流多管无线电收音机数十台以大力推行农村的电化教育，并带着电影放映机与发电机到农村为农民放电影。他确是我国最早在农村为广大农民推行电化教育的先锋战士，当时才15岁。他首创在上海的无线电台对市民进行普及爱国教育、文化教育（包括科普教育），颇有成效。抗战胜利前后，当爸爸创办育才学校在经济上最为困难时，他十分高兴地担任了育才学校驻印度的代表，到处为爸爸筹募办学经费，给爸爸及育才学校带来了及时雨。此外他专为育才学校绘画组的孩子们在加尔各答举办了绘画木刻展览会，以展览来募集办学经费。他还为育才学校音乐组购买了不少音乐器材，托人带回国，有力地支持了育才学校音乐组孩子们的正常学习及音乐会公演之举办。以上方面得到了爸爸的称赞。尤其是爸爸去世后，育才学校处于政治与经济上十分危难的情状，他挺身而出辞去了中国航空公司无线电工程较为优厚待遇的职务，完全投到爸爸留下的为祖国培养人才幼苗的育才学校的创办上来，实际上是承担了爸爸所留下的政治与经济上的重担。

二哥陶晓光从小热爱科学。他迷之于科学，悟之于科学和爱之于科学是深受爸爸的影响。1931年秋爸爸创办自然学园时，当时二哥晓光与三哥陶刚还在南京。爸爸特给他们两人写来一信，在信中说：“祝你们努力向科学树上攀，攀得高高的，把那肥大的果子摘下来给全世界人吃，不要只顾自己吃得一肚饱，忘了树底下的民众。”爸爸就是这样的教导我们要从小立科学救国兴世界的宏愿。后来我们全家由南京搬到上海，二哥陶晓光整日的泡在自然学园，看儿童科学丛书，玩科学把戏，追求科学这一真理。他特别爱玩电磁学、力学的把戏，观察昆虫生活，看天象，真是新鲜好玩极了。此外他还自修一些基本课程，如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当时他才14岁。夜间他还在爸爸的带领下与大哥陶宏及自然学园的先生们到马路广场和屋顶的凉台上去观看天空的星星，有时还在爸爸的带领下到野外去捕捉昆虫，捉了多种螳螂来观察验证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所述的螳螂**后，雌螳螂要把雄螳螂活活吃掉的趣事。在自然学园的那一段科学学习与实践为晓光哥奠定了对科学发生兴趣的基础。

抗战爆发，晓光哥特写了《大众军事知识》一书为抗战效力，该书是由知识社及生活书店1937年10月出版的《战时大众知识丛书》之一。1937年，晓光哥放弃了求学机会，在广西桂林第五路军修械所从事无线电技术工作为抗战效力。广西当局曾在桂林数百里外的县里办起了为抗战培养人才的讲习班，晓光哥不辞辛劳十分认真的开出讲座。他除了在1936年参加了进步救亡组织“国难教育社”外，1938年他在桂林参加了爸爸发起和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生活教育社”，并任地方工作队队长，1948年还在沪参加了“上海教育协会”。1940年起曾在成都航空委员会无线电制造厂为抗战效力。抗战胜利前后曾在印度加尔各答中国航空公司从事无线电工作为中华航空事业作贡献。在此期间他对爸爸的育才学校予以大力支持，建立了功勋，深受爸爸与育才学校的朋友们的盛赞。

在我的三个哥哥中以晓光哥与我相处时间为最长。1933年慈祖母病逝后，慈母病重，是他一直照料着我，即由1933年至1939年，我由8岁到14岁，是他承担了对我的养育与教育，他还要照料病重的母亲。“八·一三”抗战后，上海租界变成了一座孤岛，是他带着我冲破日军海上封锁线，冒着日机轰炸的危险转经苏北、武汉来到了广西桂林。要不是他的保护，我将被留在上海当流浪儿，能否活到今天，很难说。因此他不但是我的抚育神而且是我的保护神。我所以能为人民做点有益的事是与他对我的爱护与教育分不开的。他的不幸逝世实为我陶家之巨大损失，也是我国陶研界的巨大损失，使我悲痛万分。从此我们陶家四兄弟中只留下我一个了。三位慈哥哥的伟大的真善美的爱的精神及他们损己舍家为人民的崇高精神是他们留给我用之不尽之无价之宝。他们的相继逝世，对我这个尚留于世的陶行知先生的最后一个儿子来讲，为人民而奉献的任务是更重了。

七、三哥陶刚

三哥陶刚，幼名陶三桃，又名陶日新。1919年11月22日生于南京。1983年1月19日12时33分因积劳成疾患脑血栓症在上海市大场医院病故，享年64岁。

陶刚哥虽出身于一个名人之家，但他并没有辜负先父的期望。他的一生是平凡而崇高的，他既不愿踏入酒肉臭的朱门，亦不愿踏入达官贵人之境，他视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为粪土。在这一点上我们四个兄弟都是这样，不过陶刚哥更为突出。

陶刚哥早年曾在晓庄小学学习，后在南京晓庄佘儿岗儿童自动学校、上海山海工学团工作学习。抗战爆发后在安徽屯溪半工半读，在徽州日报馆当报童。后来在广西桂林临桂教养院农场工作。1942年到1947年在四川省合川县草街子古圣寺育才学校农场工作。1947年到1979年退休一直在上海育才学校及其中学部、上海行知中学（育才学校后身）工作。他在育才学校工作长达37年之久（我们兄弟四人：陶宏、陶晓光、陶刚和我均在育才学校任教或工作，但以陶刚哥工作的时间为最长）。陶刚哥是铁心痴情地追随爸爸，为爸爸发动的人民教育运动，即生活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及民主教育运动，做到贯彻始终，愿力无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陶刚哥是我们兄弟四人中最受苦难的一个。他先天不足，身体瘦小而虚弱，晚年时又患严重的冠心病及肺气肿。正是他在生理上的不利因素使他不能从容上学求知。但他比一些受较多学校教育的人更具有崇高的精神与优秀品格。尤其使我十分钦佩的是，他有着伟大的宏愿：“我要做一个真善美的农人来为抗战效力。”1943年他来到爸爸在四川省合川县农村草街子的凤凰山古圣寺创办的育才学校，以开荒种地来帮助爸爸渡过办学难关。

陶刚哥在一生中深受日本帝国主义迫害和国民党政府消极抵抗与贪污腐化之苦。1942年日军进犯湘桂，陶刚哥深受战火之苦难，冒着生命危险，饥寒交迫，拖着病体长途跋涉千余公里由桂林来到了陪都重庆，找到了爸爸。由于他深受长途跋涉之苦得了垂危之病。我见他全身包括四肢淋巴腺严重发炎、脓肿、溃烂，脓血都分不清，甚至于在双腿尤其是关节处的肌肉溃烂得连骨头几乎都要露了出来。我见到如此惨不忍睹之状以及他十分痛苦的情况时，我热泪满眶。幸而爸爸对他的病因作出了正确的判断，急送到一家好医院进行了有效的治疗，这样才挽救了陶刚哥的性命。

爸爸在1941年10月14日给育才学校马侣贤副校长的一封信中写道：“学校难关将渡过，大家尚须齐心努力，争取最后胜利，以跃入创造之境。我们正在急水滩头挣扎，撑篙的、拉纤的、掌舵的都要随处留神，在扼要处着力，自能安达彼岸。”陶刚哥他的大半生献身于育才学校，他不愧为爸爸如上所说的育才学校这艘真善美的大船上的一名真善美的船工，他与育才学校全体同志共同努力以安达真善美的彼岸。

八、真善美的爱鼓舞着我前进

我是爸爸最小的儿子，如今已是七十多岁的老叟了。1924年农历11月17日我生于北京。

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爸爸的“真善美的爱”及其伟大教育思想给了我极大影响。记得在我小时爸爸就教导我说：“现在做一个小孩子，要知道三件事：第一，民族解放的大道理要彻底的明白。第二，遇患难要帮助别人，肚子饿让人先吃。没饭吃时，要想法子找出饭来大家吃。第三，要勇敢。勇敢的活才是美的活，勇敢的死才算是美的死。”

我从小就这样做了。我把劳苦大众与小孩的苦与难看成自己的苦与难，并竭尽一切力量来解脱他们的苦与难。记得在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我们全家迁到上海，当时我才六七岁。我把祖母与爸爸给我的零用钱铜板，舍不得花，积起来到休假日，或节日上街时送给那些在马路旁跪在地上行乞的乞丐和他们的苦难的孩子们。最使我深恶痛绝的是那些洋鬼子的走狗巡捕（警察）用警棍驱赶着他们，真不让人活了。这哪里有天理啊！这就是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闪着的真善美爱之光和燃烧着救劳苦大众及其孩儿的苦与难之火。虽然我这样做是无济于事，但也体现了我在幼小时就开始领悟做人的大道理。

“九·一八”事变及“一·二八”战事的爆发激起了我的爱国热情和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汉奸走狗的无比痛恨。由于身居上海公共租界，亲眼看到英、法、日、美帝国主义者是如何欺凌着我国人民，尤其是劳苦大众，更激起我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无比愤怒。我在少年时代，非常热爱和平，十分痛恨德、意法西斯和他们发动的侵略战争，十分同情国外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

“八·一三”抗战爆发，当时我才12岁。为了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向上海市民宣传抗日，我与一位18岁的青年在上海街头合办起《抗日每日战报》，向市民报道我军捷报。我还报名参加上海市商会童子军，请求上前线救护伤员，因年龄小未被批准。

1938年日本飞机每天轮番轰炸桂林，我亲自剪贴了日寇在南京进行大屠杀的图片，将之挂在桂林市七星岩的山洞里向数以千计的市民揭露敌人的暴行。

1939年，我在广西桂林临桂大村小学教小孩们画抗日画。每天晚上我和新安旅行团（抗日少年宣传队）女团员徐沙白一同到附近农村，给村童讲抗日大道理，讲抗日故事，教唱抗日歌曲。有时还一个人在夜里走好几里的黑路去向村童作抗日宣传。在农忙时，我特地帮助抗日军属放牛和收割稻子。

1938年12月，我参加了爸爸创立的革命教育社团生活教育社，并参加了该社组织的抗日宣传活动。

抗战胜利后，我是多么期望国内能实现民主与和平。我在重庆九龙坡交通大学及上海交通大学学习。自1946年至1947年夏，我一直积极参加国民党政府统治区内的民主和平运动及进步学生运动，因而受到国民党当局的嫉恨，他们以交通大学整理委员会名义勒令我退学。

1949年上海、南京解放不久，为了在南京举办陶行知生平图片展览，我携带一整箱爸爸的相片与有关珍贵资料由上海乘火车去南京，车到丹阳站，恰逢国民党飞机空袭，我冒着敌机低空扫射的危险，将这一箱珍物抢运出离车站百余米处，我才趴下。只见那敌机猛烈扫射，机枪射得我周围尘土飞扬，敌机飞得那么低，连敌机飞行员头部都能清楚看见。我保护这箱宝贵材料安全无损地运到南京，并在宁展出。

真善美的爱力巨大无比。这种伟大的爱力是我为人民而创造和奉献的源泉和动力。12年来，我做了以下几件事：1。努力学习研究陶行知；2。大力宣传真善美的爱，宣传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及陶行知思想与其伟大精神；3。支持在一些省、市、地区、大、中、小学、企业及青少年中成立陶行知研究会及学陶组织，担任一些少先队包括行知中队的辅导员及行知实验班的顾问；4。发挥真善美的爱力，发挥爱国统一战线的巨大威力，运用爸爸的爱国主义教育、民主教育、现代生活教育、科学教育、创造及创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等思想大搞高新科技培训；5。以伟大的真善美的爱来动员并组织社会上一切力量与青少年朋友们一道为“一代关心一代，一代胜似一代”而努力奋斗、努力创造和努力奉献；6。挥谱高唱真善美的爱歌、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歌曲、陶行知歌曲和少儿科学歌曲，唱出真善美的人生、真善美的祖国，唱出真善美的世界；7。以真善美的爱心，怀有爱国与爱人类的壮志向科学研究的高峰攀登，为中华科学巨树增添一片绿叶；8。做一个名副其实的省人民政协委员，不辜负人民的重托；9。十多年来，我为增进中国人民与日、美、韩、苏、南、意、比、奥、德、法及澳等国人民的友谊与科学文化交流做了一些工作。我利用一些国际学术会议，接待外宾、外国学者访华讲学以及通信或互赠书刊来开展国民外交活动。

[1]选自周洪宇等主编：《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