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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的爱陶行知一家1（第1页）

真善美的爱——陶行知一家[1]

一、祖父陶位朝

慈祖父陶位朝，号槐卿，字笑山，于1867年生于安徽省歙县，1915年病殁于江苏省南京市。为人诚笃。他的古文（文言文）根底较深，曾在南京汇文女校任教。光绪二十六年（1900）祖父曾任休宁县万安镇册书，掌管田赋契约。1902年解职归田，回歙县黄潭源村家中务农，在家种瓜种菜，砍柴卖柴，与祖母曹翠仂女士靠劳动谋生，生活清苦，但仍乐于学。他确是爸爸的一位严爱之师。爸爸启蒙时，他亲自教爸爸读书学习。祖父对新生事物敏感。爸爸在15岁时，祖父就送他到歙县由基督教会办的崇一学堂学习，并从师于英人堂长、牧师唐进贤先生，他很受唐进贤先生的赞扬。由于祖父是一位热爱劳动的知识分子，这对爸爸后来成为一位善于与工农大众相结合的先进知识分子来讲是起到了有益的作用。他们之间崇高而深厚的父子情洋溢于爸爸写的诗文“献诗”之中。

爸爸在美国攻读研究生时，得其父殁耗，悲痛万分，后特写一诗《追忆美国得父殁耗之生活》。诗文中洋溢着父子的深情，道及当时爸爸之悲痛：“我欲忙，我欲忙。忙到忘时避断肠，几回心内伤，我欲忘，我欲忘。忘入梦中哭几场，醒来倍凄凉！”

爸爸在这首诗的后面写有以下一段文字：“悲之极，不得已借事勉强忘之，下课后即到图书馆中看书，不敢回寓，每至深夜始返。但梦中不能做主，悲怀一动，凄凉甚矣。”这是多么真挚之父子深情啊！

祖父为了大力支持爸爸在美学习，他把吸大烟的恶习都彻底戒掉。对于一个吸鸦片者来说，没有良好的戒烟措施，自己来行戒毒，这是需要多么大的毅力，要忍受多么大的痛苦。但为了儿子能成才，为国效力，他还是作出了多么大的牺牲才把烟瘾坚决戒掉。慈祖父这种伟大的牺牲精神，为爸爸的前途和伟业着想，实值得缅怀发扬光大。

二、姑母陶宝珠、陶文渼

慈姑母陶宝珠女士诞生及逝世的年代不清楚。她是我国妇女中最深受压迫即最低层——童养媳。她在小时候就不幸去世了。我虽然从来没有和她见过面，对她的了解甚少，但我对她在悲惨的少年时代的遭遇是甚感悲痛而十分同情的。我是抱着极大的悲痛来写上几句深感悲痛之言以表示我作为一个晚辈对她无比的同情与缅怀。我深切的希望“童养媳”这几个字在世界上尽快地永远根绝掉，希望世界上个个儿童都能在真善美的大家庭中共度天伦之乐。在我小时候，祖母曹翠仂女士曾痛哭流涕地对我说：“你的姑母陶宝珠，由于我家贫苦，不得已被送往别家当童养媳。她在婆家甚苦，有一天她回家说她很想吃一碗蛋炒饭，但未吃到就赶紧回到婆家。她十分可怜，不久就去世了。现在想起来十分内疚。”当时家中困难，为了保证爸爸上学，祖母才不得已把自己的亲骨肉宝珠姑母送到别家当童养媳，这是宝珠姑母为了保证爸爸能成才，能为人民多作贡献而作出的巨大牺牲。写到此我实感到悲痛万分。

慈姑母陶文渼女士生于1895年，1929年6月6日不幸病故于南京鼓楼医院，享年才34岁。文渼姑母虽与姑父张枝一先生结了婚，但姑母姑父因忙于事业一直未生活在一起。因姑父早年逝世，未生儿女，因此爸爸和妈妈把我和二哥陶晓光过房给她为儿子。姑父也是安徽歙县人，是爸爸在歙县崇一学堂和南京金陵大学的同学，与爸爸情谊深，交往密。文渼姑母虽生命短暂，但她的精神崇高而伟大。她对人民的教育事业，由平民教育运动到乡村教育运动的贡献很大。她不愧为一位乡村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锋战士与开拓者和一位乡村妇女的至亲与挚友。她那伟大的真善美的爱、真善美的战斗、真善美的创造、真善美的奉献以及她对爸爸为人民之成功所作出的贡献，深深的洋溢于爸爸在1929年6月8日即姑母逝世后的第三天写的《文渼指导之遗志》一文中。

文渼姑母是我的慈母。她很爱我，我很爱她。由于她去世时，我年纪小才四岁，又由于她几乎把她的一切都投入到爸爸的伟大事业中，因此接触不多。但她的伟大的一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使我深受教益永不能忘。文渼姑母曾与母亲同在一女子学校学习求真。爸爸创办晓庄学校发动乡村教育运动后的第二年，她率领全家投奔南京晓庄与爸爸并肩战斗。她的目光时时刻刻地注视着这三万万五千万农民中之最不幸的妇女及村姑。文渼姑母抱着严重的病在我们的家五柳村的茅屋里办起了农暇妇女工学处。她要通过农暇妇女工学处唤醒农村妇女与乡姑觉醒起来，联合起来学习求真生利，谋求自身的解放。乡姑们十分热爱这所农暇妇女工学处，因为这是她们的真善美的家园与乐园。在我幼小的时候，每天当太阳快要落山时，姑母领着村姑们高唱农民解放也是农村妇女解放动人的歌声《镰刀舞歌》，以作为一天工学的结束。我记得我当时坐在桌子上，用双腿前后摆动来打着拍子，我与姑母及全体村姑们真是高兴得不得了。文渼姑母创立的以生利为中心的晓庄农暇妇女工学处确为她的一大发明。

据上所述，姑母不愧为中华妇女界中的壮士。爸爸的巨大成功中不知姑母流尽了多少的血和汗，她确为爸爸的人民伟业而奋斗了一生，最后献出了她的宝贵生命，这是十分可敬可佩的。但是如今世上人们只知道爸爸的伟大贡献而不知或很少知道文渼姑母在爸爸为人民献身的伟业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文渼姑母于1929年6月6日病故后，安葬于她所热爱的晓庄劳山麓，即现南京中山门外晓庄劳山麓之“行知园”。她与祖父、祖母、爸爸和母亲同葬一大坟中。文渼姑母的伟大的真善美的爱、真善美的创造与奉献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为人民而奋进。中国需要众多的像文渼姑母这样的壮士，世界也需要像众多的文渼姑母这样的壮士。我深信如果我们人人都能像文渼姑母那样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则必能为全人类创造一个伟大的真善美的生命。

三、祖母曹翠仂

曹翠仂女士是我的慈祖母。安徽省绩溪县人，生于1866年，1933年11月26日因脑溢血不幸病故于上海，享年67岁。她是一位勤劳、善良、朴实、忠厚、爽朗，富有好学求真精神的劳动妇女。她一生中的那种奉献精神及其对爸爸的极大支持实令人钦佩。可以说没有祖母的大力支持，爸爸不可能为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创立永益于世的伟业。无论是爸爸在国内或国外求学，或是走到人民中的最低层和贫苦层中去发动或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或是发动乡村教育运动，创立晓庄学校，创立谋求民族大众和人类解放的教育原理——“生活教育理论”，或是发动救国救民的普及教育运动，包括科学下嫁到劳苦大众和少年儿童，创办山海工学团，祖母不但承担了全部家务重担，还要承担保卫全家免于遭受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迫害的重担。祖母总是作为爸爸为人民解放而毫无后顾之忧的坚强保证与后盾。可以说祖母确是一位一直与爸爸共患难的英勇斗士。自1930年4月12日爸爸遭国民党政府下令通缉，晓庄学校惨遭国民党政府武装查封以来，她为全家承担了多么大的风险，为全家的安全付出了多么大的辛劳，忍受着多么大的痛苦。所以可以说没有祖母，就没有我们兄弟四人的一切，我们兄弟四人也不可能在后来为爸爸的人民伟业有所贡献，我也不可能活到今天。祖母十分爱爸爸，爸爸十分孝顺并爱祖母。他们的崇高而伟大的真善美的母子深情充分洋溢在祖母遗体入殓时爸爸的痛哭碎心之言：“母亲、文渼妹、纯宜妻，你们实在是三位最伟大的女性，实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

祖母在热爱劳动勤俭持家方面为我们全家树立了榜样。爸爸十分称赞她的这种中华民族劳动妇女所具有的美德。爸爸特写了一首诗“吾母所遗剃刀”来盛赞祖母：“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

57岁的祖母发愤读书。祖母做学生，6岁孙儿做先生，祖母不但努力学习，还要鼓励别人学习，教别人学，这件事其意义实在伟大极了。正如爸爸在1945年12月1日发表的《把武训先生解放出来》一文中所写道：“……让武训先生从我们的圈子里飞出去，飞到四万万五千万人每一个人的头脑里去，使每一个都自动的去兴学，都自动的去好学，都自动的去帮助人好学，以造成一个好学的中华民族，保证整个中华民族向前进，向上进，进步到万万年。”正是祖母与二哥陶小桃这一伟大之创举，深刻地启示爸爸发明了“小先生制”，使得其在10年后，即1933年开展的普及教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小先生制”对我们当前推行全民族的素质教育及希望工程来讲仍有强大的生命力。

我们家的祖孙情也是崇高的。慈祖母对我幼年时的爱育（尤其是慈母发病后，自我三四岁到八岁她老人家去世时），是极为精心并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她老人家患有严重的高血压症，这种病有着随时发作致死之危。特别是自我三岁起母亲得了精神病，后来姑母文渼又病重住院，整个陶家的沉重担子都压在她老人家的肩上。是她老人家给予我慈母所不能给以我的爱。慈母生我时难产，我出生时受了伤，致使我自出生到两岁，时常吐黄水。由于慈祖母对我较长期的精心照料及服药治疗，吐了两年的黄水终于制止住了。1928年我们兄弟四人随慈祖母、母亲及姑母由北京来到南京晓庄，以支持爸爸办晓庄学校并开展乡村教育运动。

1930年4月12日国民党政府武装查封晓庄学校，捕杀晓庄革命师生的残暴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当时我还未满五岁半，这天早晨，我立在五柳村的山头上，远看一支约有五六百人的黑压压的国民党特务军警队伍步步向晓庄学校逼近，他们气势汹汹，杀气腾腾。就在我那么小的年纪我已经看出他们是多么的可恶可恨可怕。他们手持上了刺刀的步枪，腰挂着手榴弹和捆人的麻绳，像青面獠牙的吃人野兽般地闯进了晓庄校园，占领了整个校园，大肆搜捕革命学生，连当地农民的家家户户都搜遍了，真是太穷凶极恶了。当时一个蒋军宪兵手拿着南京市警备司令部查封晓庄学校的布告，贴来贴去，连贴布告的地方都找不到。这是因为当时晓庄周围几十里无边无门，治安好到夜不闭户（此实因爸爸建立的乡村联村自卫团治安有方）。国民党政府穷凶极恶到如此的地步，真想斩草除根，灭绝九族。一个手持上有刺刀步枪杀气腾腾穷凶极恶的蒋兵在我家五柳村后门的左侧站着岗，对我们全家进行严密监视，由早晨一直站到太阳下山。吓得我一看到蒋兵来，就立即把我最爱听的国歌唱片也立即停放了。当时敌人放出恐吓之言，扬言道：“如果抓不到陶行知，就拿他的家人包括儿子拿来做人质。”慈祖母与慈母吓得要命，她们最为担心的是敌人要对我们兄弟四人下毒手，斩草除根。慈祖母下定决心，一旦蒋兵下岗就立即带着患病的慈母与我们兄弟几人（当时陶宏大哥不在宁）逃出晓庄。在黑黢黢的夜里，慈祖母慌忙地带着慈母与三哥陶刚和我一道逃离五柳村，我们是多么提心吊胆的生怕遭到蒋军及特务之拦截。在由晓庄通往和平门的路上，忽然来了一辆马车，我们赶紧上了车，乘上这辆马车星夜进了南京城，赶到爸爸好友姚文采伯伯家里，食住都在他家里。

1933年11月末一天晚上5时许，慈祖母在我们法华镇家在坐起马桶时，脑溢血突发而跌倒在地，可把我们全家吓坏了，家人急把她老人家扶起，将她安放在**。

第二天清晨，爸爸与大哥、二哥用救护车把祖母送到上海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住院抢救。但经大夫会诊并抢救均无效。我在慈祖母的病床旁守候着她老人家，我是多么急盼着她老人家能从昏迷中苏醒过来。在午后1时许，她老人家终于睁开了慈祥的眼睛，直瞅着我，从她老人家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她是多么想说出她心中的话，她是多么舍不得离开我而去。从她那闪烁着慈爱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她是竭尽全力的想向我讲出几句爱语，但总是力不从心。最后，她终于用极微弱的口吻说出了她对我深爱与慈祥的徽州家乡话：“MiTe（蜜桃）！”但还没有等我向她讲一句孝顺之言，她就紧闭上眼睛又昏迷过去。这是慈祖母在她一生中对我说的最后一句慈爱之言。

慈祖母病故后，她的棺木与慈祖父共葬一墓穴。1946年爸爸去世后，爸爸的棺木与慈母的棺木、慈祖父母的棺木及慈姑母的棺木共葬于晓庄劳山麓的一大墓穴中，即现晓庄“行知园”内的同一大墓穴中。

四、母亲汪纯宜

慈母汪纯宜女士生于安徽省休宁县，诞生年代不知，1936年4月23日下午5时45分病故于上海普慈疗养院。慈母病故之时正是爸爸离沪去两广的同一天，当天上午我随同二哥陶晓光到码头为爸爸送行。爸爸去广东广西两省的目的是为了劝说广东广西两省党政军领导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及白崇禧逼蒋介石停止内战和中国工农红军联合抗日。慈母为人忠厚纯朴，温和慈祥，沉默寡言。她年幼时极为悲惨，三岁时就丧父母。后来她根据长辈之意按旧式婚姻与爸爸结了婚。据我所知，爸爸与慈母相处尚和睦。在母亲发病前，爸爸曾鼓励慈母进女子学校学习求真。1927年12月3日爸爸在题为《幼稚园艺友》的一封信中写道：“纯妻：皮袍已收到，质地甚佳，袍面亦特别可爱，新年穿此，在乡间可以大出风头了。一月一日系晓庄学校落成纪念日，将有大热闹。深望您与全家均在此同乐。幼稚园已开学，收了徒弟三人，跟幼稚园教师学做先生，此法非常有效。时局稍静，您是可以享优先权来此学习的。”

1928年，当我三四岁时，为了支持爸爸发动乡村教育运动创办晓庄学校，为争取中华及全世界贫苦农民的彻底解放，我的祖母、母亲及姑母带领着我们兄弟四人由北京来到了南京晓庄农村。全家由北京迁到南京乡村后，慈母由于对爸爸长年累月在外奔跑更为牵挂，又因误食了过量的安眠药损害了神经得了精神错乱症。慈母的病状日益严重，特别是1930年4月12日蒋介石亲自下令通缉爸爸，并派五六百军警武装查封了爸爸所办的晓庄学校，大肆逮捕屠杀晓庄革命师生时。1930年4月11日下午4时爸爸匆匆地由外边赶回到家，他对祖母、母亲及我们说：“蒋介石亲自下密令通缉我了，并武装查封晓庄，明天早上就要执行。敌人这次决心很大，要对我下手了，你们大家可要特别小心啊！必要时也得躲一躲。”爸爸这一席话对我们全家来讲真是惊天动地，恐怖万分，尤其是慈母怎能承受如此巨大的刺激，她一方面要为爸爸的安危而牵肠挂肚，还要为全家即将到来的厄运与苦难而千焦万虑得日不进食，夜不入眠。当时谣言四起，一说爸爸已在某地被捕，一说爸爸已被敌人枪决了，这怎不引起慈母之千思万挂，千焦万虑呢。敌人放风说：“若抓不到陶行知，那就拿他全家作人质。”当这威胁之言传到慈母耳中时，她更是受到了极大的刺激。她生怕爸爸惨遭敌人杀害，因此不想活了，便投入夫子庙的一条臭水河自尽，幸被一义士救起。

自祖母于1933年11月26日病故后，我们陶家已完全崩溃。当时我才8岁，我的二哥陶晓光才十四五岁。整个家庭的重担全落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陶晓光的肩上。根据爸爸的建议，二哥陶晓光退掉了在法华镇的租房并带领病重的母亲和我迁往到当时越界筑路（华界与外国租界地相临的地界）安和寺路的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内。学校是设在观音寺内。慈母与二哥和我在这所学校里与该校全体教师过着集体生活，食住均在一起。尤其是对病重的母亲来讲实在太不方便和极其困难。为了使爸爸能毫无后虑的投入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及国难教育运动，在爸爸的建议下，由二哥陶晓光进行联系将慈母送往上海郊外闵行的一所上海普慈疗养院住院并进行“治疗”。这所医院是由天主教会举办的。但二哥陶晓光十分担心怕慈母不愿去，因此要我动员并劝说慈母住院。最后慈母接受了住院治疗的建议，孰不知这次送慈母住院“治疗”实为将慈母送进火坑（爸爸与二哥事先均料想不到），实际上是送慈母早日进了死亡之境。据后来了解，该院对住院的精神病患者根本没有什么合乎科学的治疗方法，他们对住院患者耍了极其卑劣的花招，他们用宗教迷信，传播天主教和强迫患者向主作祈祷来治患者的病，真是荒唐至极又令人气愤万分。我并不反对宗教，但坚决反对这种极为恶劣的做法——强迫施教的假宗教和恶宗教。他们是否还搞一些不可告人的恶招则不得而知了。有一天我随表叔曹伯鸿去医院探望慈母，当我向慈母问及该院治疗的情况时，慈母神智清楚毫不犹豫地对我说：“这个医院太坏了，我实在不能再待下去了。你快叫晓光赶紧把我接出医院，否则我一定会死在这里了。”我当时听了慈母这一段话心中十分难过，我实在不能失去慈母了。我回到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后，把慈母对我讲的一切全告诉了晓光哥，建议速将母亲接出医院。但晓光哥得悉后也没有什么办法。他是否把这意见转达给爸爸，爸爸有什么意见，我不知道。但对于我这样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也实无能力。当时国难当头，而国民党政府正疯狂地围攻红军打内战并在国民党统治区血腥地镇压爱国运动，爸爸正号召停止内战，号召各党派与全国人民组成抗日救国联合阵线共同抗战，而且爸爸又面临遭到国民党政府再次下令通缉之危险，他实无法顾及这些。家要破国将亡，当然应先救国为是。自慈母住院后，他连一次也未能到医院看望母亲，他真是做到“损己舍家为人民”。他这种以民族国家之患难重于家庭的苦难的伟大精神实在可贵。自我去医院探望慈母不久，有一天夜里，我与二哥晓光忽然接到医院通知说慈母病危。我与二哥接到这个极坏的消息后，真如天崩地裂，悲痛万分。我们赶紧租了一辆霞飞公司的出租小汽车直沿着通往闵行的公路疾驶而去。黑夜茫茫，我一路上为慈母祈祷平安。我是多么期望慈母能从死神那儿解脱出来转危为安。到了医院，我看到慈母被放在一个大屋里，她双目紧闭着不能言语，不能动弹，完全处于昏迷状态。我流着热泪高喊着：“妈妈”。但她无丝毫反应，我心里想着：“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什么厄运都降到我们陶家，天理！天理！你躲到哪儿去了？”忽见一个身披着黑衣头上戴有白布的修女前来为慈母祈祷。我心中咒骂道：“你们把人都快弄死了，还假仁假义地搞什么祈祷，简直是混蛋。”晓光哥向院方提问慈母是得了什么病，但他们支支吾吾地说慈母是得了四种病。我心里想本来慈母只得了一种病——精神错乱症，是不会死的，怎么进了一个堂堂皇皇的大医院竟得了不治之病，而且是四种病，现在把病人搞到了不省人事的地步还胡说八道。我真怀疑，院方与医生是否用了不可告人的卑劣手段把慈母害死，他们是否用一种实验用的有毒针液注入慈母的体内，以致慈母落到如此悲惨的地步，我一定要向他们算总账！我一定要向挂羊头卖狗肉假天主教算总账！

1936年4月23日晚，我们突然接到了上海普慈疗养院送来的关于慈母死亡的通知书：

迳启者顷据本院医师报告住在四等女病房的陶纯宜女士于四月二十三日下午五点四十五分病亡嘱为通知贵家属（或关系人）速即来院殓收等语兹特饬人前来报告即希查照是荷此致

慈母的一生是极为不幸的一生，我从幼年时就对慈母所遭不幸甚感心痛。在上海法华镇时，当时我年纪虽小，才八九岁，但我认为作为儿子的应对慈母尽一片孝心与孝行。虽然我是知道我的所作所为是弥补不了慈母的极大不幸，但我仍努力去做。慈母在入睡时我特给慈母打来了一盆热水好让她能洗个热水脚，然后用干手巾给她擦脚，再给她盖上被子，好叫她能睡个好觉，慈母终于含笑入睡，我才离去。还有一件事使我一生难忘，那就是我直到八九岁还不知道我的生日，有一天我特向慈母问到我的生日。她神智清楚地告诉我，我的生日是农历十一月十七日，即我是1924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生，从此我才知道自己的生日。慈母去世实在太早，她才40岁出头就离开了我们。正是慈母、慈父、慈祖母与慈姑母给予我的真善美的爱心与爱行，以及我亲自经历的苦难生涯，使我懂得了真善美的爱与行之崇高与无比珍贵，并为创造真善美的人生，真善美的祖国及真善美的世界奋斗到底。

五、大哥陶宏

大哥陶宏，安徽歙县人，幼名桃红。1915年4月生于南京，1975年5月因心肌梗塞不幸病故于北京人民医院，享年60岁。30年代初，因爸爸被通缉，晓庄学校被武装查封，为避免遭国民党反动派之政治迫害，化名为吕峰。大哥是爸爸的好儿子及爸爸在人民解放斗争及人民教育战线的亲密战友。

1923年爸爸推行平民教育运动时，发现了一个推行平民教育运动的有效方法即“连环教学法”。这是爸爸受到大哥陶宏与二哥陶晓光的启发。爸爸在1923年10月8日给陶宏与陶晓光的信中写道：“桃红、小桃：你两个人很有功劳。我看见你们两个人。哥哥教弟弟读《千字课》（当时桃红才八岁，小桃才六岁），就发现了一个好法子，叫做连环教学法。这个法子是用家里识字的人教不识字的人：我教你，你教他，他又教他。每个人花不了多少工夫就可以使全家读书明理了。我在南京试验这个法子很有效验，特写这封信来感谢你两个人。”从这件事，使我更认识到，为什么爸爸在后来，特别强调要向小孩子学习，拜小孩为老师。从小孩子那儿可以得到十分珍贵的启迪，十分有助于你更好地去创造、开拓和奉献。

1928年大哥陶宏随全家由北京迁来南京晓庄，并在晓庄学校学习。他积极投入爸爸发动的乡村教育运动。在陶宏大哥制订的“十九年度（1930年）陶宏的计划”中充分表露了他的真善美的爱与创造的**。

三十年代初，爸爸与朋友们在上海安和寺路办起了“儿童科学通讯学校”，大哥陶宏也在这所学校里搞儿童科普教育工作。在爸爸编写天文学活叶指导和科学指导时，大哥特给爸爸画了不少星图。据大哥陶宏回忆，大家对天文学的兴趣完全是爸爸引起来的。每天晚上，当天空晴朗，爸爸总带着大家到马路旁的广场或屋顶的凉台上，指手划脚地教大家认星星。大哥陶宏在科学方面一向的学习与兴趣不能不归功于爸爸的种种开导与启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