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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十年 回顾与展望（第1页）

课程改革十年：回顾与展望

讲演人：靳玉乐

（2010年5月21日）

演讲人简介

靳玉乐，男，1966年3月生，教育学博士，中共党员。1996年晋升教授，1997年被批准为课程与教学论专业博士生导师。现任西南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重庆市首批“两江学者计划”特聘教授，重庆市首批学术技术带头人，获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全国师德先进个人”重庆市“十佳教师”“重庆青年五四奖章”、重庆市“优秀专业技术人才”和重庆市“名师奖”等荣誉称号，国家重点学科“课程与教学论”带头人、“课程与教学论”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国家精品课程《课程与教学论》主持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实验研究分会副理事长，全国课程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重庆市课程与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重庆市政府督学，《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出版《现代课程论》《潜在课程论》《课程研究方法论》《探究教学论》《中国新时期教学论的进展》《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与创新》《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多元文化课程的理论和实践》和《校本课程开发的理念与策略》等学术著作26部，主编《新课程教学方式变革研究》《当代课程与教学研究书系》和国家精品课程系列教材等多套丛书，发表学术论文200多篇。

主持人：陈晓端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了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评议组成员、西南大学课程与教学论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靳玉乐教授为我们大家做学术报告！（掌声）靳老师的学术头衔很多，比如，全国课程论专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全国教学论专业委员会的副理事长，还有一些其他学会的、重庆市的学会的理事长，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另外，他的职业荣誉也非常多，刚刚获得了中国高校人文社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课题研究项目，比如，国家级重大课题，发表了很多的论文，另外，出版了很多的著作，这里我也不一一介绍。总的来说，靳老师的学术荣誉多、学术成果多，还有一个最值得我介绍的是，他是我们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最早的、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他在1997年就成为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博导，（掌声）刚才的掌声已经说明了问题。今天，他为我们带来的报告是：课程改革十年：回顾与展望。下面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靳老师为我们大家做报告。（掌声）

靳玉乐：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下午好！陕西师范大学的教育学科在全国是非常有影响的，能够在陕西师范大学这个讲台上跟大家交流也是一件非常荣幸的事情。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的很多教授，比如，陈教授、张教授，我们有很好的联系与合作。今天，我把自己的这个报告看作是向各位学习、交流的机会，我也很感谢陈教授、张教授给我这个机会。

最近，教育部的《基础教育课程》杂志，连续发表对新课程改革的回顾与检讨，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通常情况下，一场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它持续的时间大概是十年，中国的新课程改革从2001年9月正式开始推动到今天，刚好是十年。今年，在全国少数几个省份，最后一批启动高中的新课程，如云南、贵州、重庆等。也就是说，到了今年的9月，新课程已经全面推行，包括高中阶段的，也就是刚好十年。对这十年间的改革，我们怎么看？从哪个角度来看？也许有人问，课程改革是成功还是失败了？我想，不能简单地讲成功还是失败，恐怕这样的问题也没法回答。因为课程改革、教育改革，像生活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好的生活，我们今天的生活和十年前的生活相比已经有很多的改善。通过十年改革，我们的课程、教育，和十年前相比，肯定有了很多的改善，只是在改变的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需要不断地调整，需要不断地完善。所以，我今天不对课程改革本身做出好与坏、成功与失败的评价，只是作为一个学者来探讨，怎么来理解和认识这十年的改革。

我们要讲四个问题，第一个是看一看中国课程改革的理论是一个什么取向，因为任何改革都是有理论指导的，中国历经十年的课程改革，它一定是有理论的，那么，它的取向大致是什么样的；第二个看课程改革的十年，改革的策略上有什么样的创新；第三个看十年的改革面临什么样的挑战；第四个看看未来的课程改革向何处去。

回顾十年的课程改革，大概从理论取向上来讲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是技术观，所谓技术观，是把课程改革看作是一个技术的过程。也就是说，改革是一个工程技术问题，只要把课程改革的方案设计好，把教科书编好，课程改革按照这个好的方案、好的教科书去推行，改革就会朝着好的方向前进，就会取得好的效果！也就是说，把课程改革看作是一个技术的过程。其实，新中国的课程改革，现在是第八次，前面七次课程改革大家知道，改革的方式，例如，有“替代”的方式，即用新教科书代替旧教科书，这也是一种技术观。一谈到课程改革，就想到用新教科书代替旧教科书，就把它看作是一个技术的问题。课程改革的方案本身是一个教科书的问题，它和工艺过程、生产过程一样，这是一种改革的理论取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把技术观视为非常重要的。那么，课程改革理论的第二种观点就是政治观。政治观的课程改革是斯坦豪斯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来的，他认为教育的改革，或者是课程改革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过程，不是一个生产的过程，而是一个社会政治过程。课程改革的成败是对这样一个变革的过程当中各种各样利益的博弈，它是一个政治、权力、利益交织的过程，它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它是一个社会政治问题，是各种利益、各种权力不断地调整，不断地协调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这是一种政治观。第三种教育变革或者课程变革的观点，称之为文化观。因为课程的改革，或者说教育的改革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变革教育，变革课程，其实就是变革我们的文化，创新教育的文化，特别是课程改革，它是把民族的这种传统、民族的这种价值观、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所以说，它是一个文化的过程，它既不单纯是一个技术的过程，也不单纯是一个权力、利益的调整，它实际上还是一个文化的再生产、创新的这样一个过程。大概课程改革、教育改革的理论就有这么三种观点，用这三种观点检讨一下十年的课程改革，我们会发现，中国十年的课程改革，其实已经逐步摆脱了单纯的技术观，开始关注它的政治和文化取向。

新课程改革和过去的改革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课程改革一是有替代，用新教科书代替旧教科书这种改革方式；第二种是交替，比如说我们在现行的教科书当中增加一些新的内容，或者是在现行的课程结构当中增加一些新的课程类型，是一种交替的改革，是在中国发生的一种。无论是替代，还是交替，基本上是技术取向。那么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三种改革，也可以说是一种教育革命，被称之为紊乱的变革，而这种紊乱是一种破坏性的，不是一种建设性的。实际上政治成为改革的主导，政治主导了改革，所以说这是在我们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的第三种改革——紊乱的改革。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是第四改革，我们可以把它称之为重建性的变革。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80年代以后，中国的教育工作者自愿掀起一场教改运动，很多学校都在搞教学改革实验。那时，课程改革也在同时进行，但课程改革不重要，重要的是教学改革。所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学校曾经提出了多达140种所谓新式教学法。如果说那个时期有课程改革，我把它定位于重建性的课程变革。也就是说，在80年代到90年代的改革，既关注课程体系、课程结构的调整，同时也关注教学的改革，也就是说，把课程改革和教学改革看成是一体的，在改革课程的同时也在变革教学。这一种重建性的变革，在我看来，它仍然是技术取向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发生的第五种类型的改革，可以把它称之为价值变革。我认为，新课程改革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变革，这种价值变革关注的是政治的、文化的，特别是人的改革。要解决人的思想问题，解决人的观念问题。所以说，可以把这种新课程改革定义为“人”的改革。我们注意到，新课程改革以来，特别强调要培养教师，要培训教师，出现了大规模的教师培训，这是新课程改革以前的改革从来没有的。为什么要大规模地对教师进行培训？就是要改变人，改变人的观念，改变人的思想，我们的管理体制等都要发生改变。所以说，这是从技术观、政治观和文化观来衡量新中国五种类型、五种改革，我们可以把新课程改革定义为以关注社会政治和文化为取向的价值改革，它的核心是解决与课程有关的人的问题。

所以我想，从这三种取向来检讨我们的新课程改革，也许可以从理论的角度得出不同的认识。这是我们新课程改革的理论取向，从这三个方面：技术、政治和文化来检讨一下，来思考一下。其实新课程改革无论有什么争议，有一点我觉得是最关键的：由过去的关注“物”转向了开始关注“人”。过去的改革，我们一向想到的是教科书的改革，而今天课程改革想到的是改变人，改变教师，改变学生，改变教育官员，甚至要改变家长。解决人的问题，人的改变，我认为在十年当中是最重要的改变。其实我们经常在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去年在检讨三十年的改革，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大的成就是什么？我们有了电视、电脑、大楼，有高速列车、飞机，到处在盖大楼，其实我认为这都不是最重要的成果。最重要的成果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人的变革，中国人的精神面貌在改变，中国人的气质、尊严在发生改变。人的问题，已经成为我们教育变革当中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十年新课程改革中，对人的关注是非常明显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回顾我们课程变革的理论发生的改变。这三种改革的观点，它们的特点是不同的。

第二个问题是，十年的课程改革有什么策略？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想一想，这十年的改革，前面讲到归根结底是要解决人的问题。所以说，思想的变革就成为十年的课程改革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那么，这十年的思想变革有哪些特点呢？比如说，这十年的课程改革关注的仍然是人的发展，仍然要解决人的综合素质、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这十年改革的一个主题，就是始终贯彻着深化素质教育。怎样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教育的最根本的指导思想。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或者说关注人的完整性、人的素质的全面提高，始终是我们教育变革要解决的关键的一个问题。关于如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其中一点是国际意识的培养，这一点在十年的改革中是很重要的。我们新课程改革强调小学三年级要开始在有条件的学校开设外语。外语对国家来讲是很重要的，尤其是像英文，英语无论你承认不承认，它在世界上有优势，世界上讲汉语的人也许有四分之一，但是它主要集中在中国这个大地上，集中在东南亚，而英语的优势是我们没法替代的。为什么讲中国的大学要国际化，你可以到美国大学、英国大学的课堂上，你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课堂上听课，不同肤色的人，不同民族的人，中国就是北大和清华，基本上是清一色的，为什么？是语言。所以说制约中国大学国际化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首先是语言；第二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大学的水平，人家在学什么，人家在交流什么，比如说到西南大学去，他在学什么，到我们陕西师大来学什么，所以说第二个是大学研究的能力和水平，大学的质量和水平；第三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大学的特色，中国的大学基本上是特色不鲜明的，差不多的。所以说像教育学的著作一样，教育学的很多书看上一本就差不多了，我们哲学的书有很多，看上一本就差不多了，大学也是这样，比如，我们教育专业，基本上很难有特色。所以我想，加强国际意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课程改革当中，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科学与人文的整合。过去课程基本上是科学主义的，那么，对人文主义的东西，相对而言是重视不够的，比如，中文、哲学等很多人文学科很强的课程，都把它变成理智的训练，而对人文素质的陶冶，我们的课程是重视不够的。这一次十年的改革是要实现科学和人文的整合，在课程设计中，要很好地把科学和人文整合到课程内容当中，要培养学生的科学的素质，同时也要陶冶他们人文的修养。课程要有人文的味道，要有人道的味道，而不是冷冰冰的理智的训练。这是十年的课程改革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如英文，我们过去就是背单词、背语法，全是字词句的训练。我读大学的时候，我是背词典的，口袋装一个小词典，天天背字典，背单词，外文的文学的一面完全被忽略，变成一种理智的训练。这是我们过去课程中很大的不足，也是十年的改革要解决的问题。老师在上面讲英文怎么写、这篇记叙文怎么写、这首诗歌怎么写，它完全变成一种技巧的训练。我一直在想，老师在讲各种各样的作文怎么写的时候，如果你写一篇试试呢？做个示范呢？所以说，这十年的课程改革要把知识和人的理性、人的人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学生通过课程的培训、课程的学习既提升科学素质，又很好地陶冶人文修养，只有这样才算是一个健全的人，因为你有科学素质意味着你有理性的力量，你有人文的修养意味着你的行为合乎人性，有人道的力量，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人。

思想变革的第三个问题，也就是生活，课程与生活的联系，现在说回归生活有一个误解，课程回归到生活当中去了。其实课程回归生活是强调我们的课程和生活发生联系，也就是说学校课程不再是与生活无关的事，不再是和人的生活没有联系的，它的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种生态主义的课程观，把人、自然、社会和谐的、内在地统一在一起，形成一种生态的课程观。也就是说自然就是课程，生活就是课程，自我、人也是一种课程。把课程内容、自然、人、生活联系起来，使它更加生动起来，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而不是和生活没有关系。

我想现实的课程改革也是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即课程整合的问题。基本上我们的课程改革长期以分科为主，我们开始强调整合的思想。例如，我们的高中课程也是分科的，但是，它划分成若干领域，先有领域，再有学科。过去没有整合的概念，只是分科，现在是要有整合的、整体的思想。这和课程改革的思想紧密地结合起来，过去我们没有处理好这种关系。

课程实施有忠实取向的课程实施、相互适应的课程实施和创生的课程实施。我们的课程实施，过去讲照本宣科，我想这样的“照本宣科”恐怕是没有的。任何教师都对他要教的课本或教参进行了再慎思，他的备课过程就是建构课程的过程，是我们老师更大限度地解放思想，把教科书变成自己建构知识的一个方面，而不是照着教科书教书，教科书只是教学的工具和手段，教师是按照自己建构的教科书来教学的。同样的教材，不同教师的教学水平是不同的，例如，有记忆水平的教学、有理解水平的教学、有创造水平的教学。再比如说，一些好的教师，他甚至不要教科书，这种要求老师是很难达到的。我读博士三年，我的导师张教授，三年里我每天去他的书房里谈话。他开设了《课程论》这门课，他从来没有提出你要看哪一本参考书，因为他把知识完全内化了，比如，我们讲的课程，什么是课程呢？由于导师的父亲是私塾的老师，每天都在背书。他说课程就是四书五经，后来到了贵阳师范学校学习了英文、数学等，课程变得丰富了，不完全是四书五经了，后来他以贵阳师范第一名的身份考入清华大学，创办了清华第一所平民夜校，他把清华周围的贫苦市民的孩子召集起来创办了平民夜校。由于没钱买书，怎么教学生啊？他很苦恼，有一天在散步时，突然想到：“我就是一本活的教科书啊！把我学的教给他们，把我理解的教给他们，不就是教学吗？我就是教科书啊！教师就是教科书啊！我的很多同学就是教科书啊！课程不完全是一个死的教科书，可以改变的。”在美国斯坦福大学，有一个日本学者讲授东方文化。他在讲东方文化的时候，尤其是讲到日本文化的时候讲到了很多好的方面、好的例子，但是在讲中国文化的时候就讲了很多不好的例子，例如，缠脚啊、吸食鸦片啊！他不评论说日本文化好，中国文化不好。这是为什么呢？课程是一个政治文本，它有目的，有政治目的，不只是简单地教客观知识，而是一个价值问题。所以，课程就是一个政治文本和价值文本。1936年他回到中国，在四川大学担任教育系主任、教授，后来，再到西南师范学院任教，接受了苏联凯洛夫教育的改造，让他又明白了一个道理，即课程是意识形态的文本。所以，他讲的课程概念是动态的、是活的，完全没有讲死。又比如，博士论文的选题，怎么选题啊？有什么要求啊？他说：“选题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告诉你？我可以介绍一下我的博士论文选题。”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1885年以前美国旧金山公立学校隔离华裔儿童运动的研究”，为什么选择这个题目呢？因为他发现当时美国有几篇博士论文主张把美国的华裔儿童从美国的公立学校隔离出来，成立专门的华裔学校，那几篇博士论文是支持和赞成这种做法的，而他认为这是极其错误的，这其实是对华裔的一种歧视，是一种文化偏见，因为把华裔儿童从白人学校中隔离出来，那么这些儿童永远也不会融入主流文化，是把他们从主流文化中隔离出去，这是一种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政策，他就是要批驳这几篇博士论文的观点。他用了大概三年多的时间，从议员言论、总统讲话、美国宪法等方面收集资料，最后得出二十三点结论，证明美国的种族歧视政策必须被纠正，在博士论文答辩的时候，13位教授一致认为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因为这篇论文的观点是最权威的。他告诉你怎么做博士论文，博士论文不是无病呻吟的，去找问题，一定要针对问题，经过思考，不是拍拍脑袋想出的问题，这就叫研究，他把博士论文的选题讲得太生动了，我想如果我们大批的老师都是这样，中国的教育不得了。中国的大学课堂也是这样，真正的学术大师，有水平的学术大师，他哪里还用什么课本讲。吴宓教授在西南师范学院讲《红楼梦》，什么也不用拿，就一杯茶、一杯水，讲得学生鸦雀无声，就是把自己对学术的理解讲给学生，把自己的思想讲给学生。我还是认为，高水平的教授就是用智慧去启迪智慧，用人格去陶冶人格，这才是最好的教学。当课本知识转化为教师个人智慧的时候，他才是最好的教师。十年的课程改革，我们真的希望我们的课程实施是创造性的，老师是有智慧、有思想的，而不是课本的忠实传道者。课本知识转化为教师的智慧，教师再去启迪学生，这是十年课程改革最深层次的核心理念，需要我们认真去思考和解决这些问题。

发展性课程评价强调的是对综合素质的评价，我们的评价发生了一些转变。其实，现在是分数至上。在中国，分数就是一种宗教，控制着学生的行为，也控制着教师的行为和家长的行为。其实，我也和我的爱人在争论孩子的成绩问题。分数不好的时候，他们很紧张，分数真的是太厉害了。我还是提倡以综合素质提高为导向的评价、发展性评价，但这讲起来容易，做起来真的很难。但是，我觉得十年的课程改革是有变化的。我的孩子在选学校的时候选了南开中学，我说为什么选南开中学？她说南开中学有大学的氛围，她说：“我们的班干部是竞争上岗的，我喜欢这样。”我说：“那好，你就去南开中学吧！”她学习挺差的，距离录取分数线差五十分，但是，现在，她在全年级三百多名学生中考到了前八十名。我从来不用管她，我始终贯彻一个信念，就是一切靠自己！她高一第一学期的时候去竞选班干部，上台演讲，她第一个成功的事情是竞选生活委员。班级的事情她很当一回事，每天值日管教室卫生，她非常负责任的，每天检查完教室最后一个走，每天早上第一个去。其实这些东西都是非学术的，而恰恰是在非学术方面的训练改变了她，所以我想，有一个称之为综合素质的改进，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们的改革至少要向这个方向努力。而且，我希望这种综合素质的评价应该建立一种制度，我在《中国教育学刊》发表的一篇文章上就讲将学生综合素质的评价制度化。如果不把它变成一种制度而仅仅是一种思想是不行的。必须把综合素质的评价变成一种制度来推行，它才会有效。

课程管理的民主取向也是课程改革需要解决的一个思想的变革问题。变革的第二个策略就是变革知识。这十年中，知识的变革方面有三件事情我认为是很重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知识变革的形式，它涉及课程标准的建立、教科书编写及课程资源的开发三个方面。第二件事情是知识类型的变革。知识类型的变革涉及个体知识和公共知识、显性知识和缄默知识等。过去，我们的课程关注的是公共的知识和显性的知识。今天，十年课程改革要解决的是把个体的经验、个体的感受、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怎么很好地衔接起来。所以我们强调研究性学习、综合实践就是这样的课程。再比如说，显性的知识和缄默的知识、隐性的知识。过去我们只告诉孩子知识，而忽视了告诉孩子知识的丰富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问题。或者说那些显性知识背后非学术的东西要引起我们的重视。韦政通在《中国的智慧》这本书上讲教育的效果是什么呢？把所学到的东西全部忘掉，剩下在你大脑中的、沉淀在你心中的东西就是教育的效果。也就是说，看不见的东西才是最重要的。课程改革的第三个变革是知识组织的变革。过去，我们非常强调演绎的知识组织。现在，我们需要把归纳和演绎两种方式有效地结合起来，有的是通过讲现象让学生去归纳，有的是通过讲理论让主题演绎。把知识组织的两个方面有效地解决好！所以，我想课程改革的第二个方面是改革知识。第三个方面，十年的课程改革始终在做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改变人，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的问题包括校长的问题，校长的改变的核心问题是专业领导能力的改变，由管理转变成领导。领导和管理是有差别的，尤其是专业领导。过去校长对课程和学校事务的关注是不够的，一般管理的是行政事务。现在，一般的管理是不够的，需要专业领导，成为课程和教学方面的专业领导者。领导和管理是不同的，领导者是做正确事情的领导，管理者是正确做事情的人。有什么不同呢？领导更注意远景的规划，更多关注一个学校的远景、哲学、办学思想的方面，要有很好的规划；而管理者，学校的副校长、中层管理者可以执行这种好的远景规划，把它变成现实。我想，一个好的学校应该是领导和管理的有效结合。一个学校的校长要有所为要有所不为。我们经常讲一句话叫：智者有所不为，庸者有所为。今天的校长，面对这种改革要真正发挥角色的转变，要变成一种专业的领导者。这是一个改变。十年课程改变的第二个方面是改变教师。我们注意到，教师培训是贯彻始终的。十年课程改革，教师培训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视过。现在，各个省的教育厅师范处，各个地方的教育师范科，有大量的培训经费。这在以前是没有的。过去，我们的老师可能教了一辈子书也没有出去培训过，现在基本上是全员培训。我想对教师的改变主要有四个方面改变：一个是价值层面的改变，是大脑、心理的改变；第二个是行为的改变，这是十年课程改革要求教师改变的价值、心理和行为。关于价值观念研究，我本人认为是从这几个方面做改变的：第一个是价值观念研究。我们有专门的中小学教师的课程取向研究。看看十年课程改革教师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第二个是心理的变化。这十年课程改革我们教师的心理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个研究是我的一个硕士尹红飚在做，他在香港读博士时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教师心理的改变。他通过对广东省教师的研究发现新的改变可以把教师划分为四种新的类型：领头羊、适应者、小卒子和演员。他按课程改革和教师心理的改变将教师划分为上述四种心理类型。关于教师行为的改变，最近我们在做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新课程改革对师生教学方式转变的影响研究。现在正在制作问卷，大概有上千份问卷。通过问卷想看一看十年课程改革对师生教学方式到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十年课程改革，我本人主要对教师问题做了些研究。关于校长的改变，我们的一项研究主要是关于小学校长的课程领导。我们的一篇博士论文很快就会发表，是关于研究小学校长在课程改革中如何发挥领导作用的。第三，十年课程改革也在改变学生，希望学生成为一个学习者、探究者。现实一点讲，我虽然不是中小学老师，但是，自从十年课程改革开始后我也在做一项工作，是一个实践，就是我的小孩，通过和她的交流，就是想把她从一个知识的接受者转变成一个知识的探究者，还有一点成效。小孩子的感觉和认识的确是与成人不同的。她有自己的选择。这里我不是说自己的小孩有多么的好，只是作为一个教育研究者，从自己的小孩身上在琢磨、在体会怎么改变角色扮演。就是怎么鼓励她的自主、她的选择，她对知识的兴趣。一开始，我爱人一直担心她的分数不高，但我一直坚信没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因为我的小孩一直没有对知识丧失兴趣，她对知识很有兴趣。她看报纸、看散文，《中学生作文》《青年文摘》杂志全是她自己订阅的。自己找老师画画，包括今天她补课的老师全是她自己找的。因为在网上有很多补习学校，她就在网上看一看、比较比较然后选择一个老师，基本上都是自己选择的。如果十年课程改革过去了，我们的学生仍然是一个接受者，她的主动性、创造性没有得到发挥，我认为这是很可悲的；课程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还有组织的创新，包括第一就是制度改革，比如，我们的三级课程管理制度、教师的评价制度、学生的评价制度等都在改变；第二个是文化的更新。一个组织的改变，制度和文化两个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我经常给学校的校长讲，十年的课程改革，你的学校文化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就意味着你的学校十年没有发生变革了。十年的课程改革，你的学校文化却没有发生任何改变那就很可悲，你的十年浪费了、荒废了。没有抓住通过十年课程改革学校课程文化的机会，你丧失了这样一个发展机遇。归根结底，还是通过课程改革来改善我们的学校文化，进而改善我们的教育文化，只有当变革变成一种文化的时候，它才是可持续的，才能够成为一种遗传的因子被传承下去。但改革的行为措施没有转变成一种文化的时候，这种改革就会很快地被遗忘掉，被抛弃了。十年的课程改革也在解决制度问题和文化问题。

回过头想想，十年的课程改革其实有四大策略，即思想的变革、知识的变革、个人的变革和组织的变革。希望通过四方面的改革来推进我们的新课程改革。这十年的课程改革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可以说是历经风风雨雨，有很多挑战，也有很多困难，我想，这些挑战概括一下有以下几方面：

（1）地理环境的挑战。中国幅员辽阔，地理范围广大，尤其是政府的改革到达不同地方后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很多东西并不是政府希望改革的，改革方案和改革理念一旦到不同地方后就发生了巨大改变。有的地方施行得更好，有的地方施行得很差。欧洲很多国家，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有24万多平方公里，不过6千多万人口，德国不过8千多万人口，加拿大2千多万人口，相对于中国他们不算大国，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改革如何调控是很难的。就是在西安，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也是很大的。

（2）文化的挑战。首先，几千年的文化沉积和包袱。其次，还有地域的文化差异，重庆和成都两地文化差距就很大，中国的文化具有多样性。还有不同民族文化上的差异。文化的挑战很多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中央课程改革到了重庆、成都、西安面临的境遇都是不同的。有一次，有人问：为什么重庆8年都没有出过中科院院士了？6年没有出过工程院院士了？我开玩笑地讲：估计10年也出不了，重庆的大街小巷，麻将声声。中国文化的差异是多样性的，不仅仅是民族的问题，区域文化差别也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