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高校刊物级别认定与刊物载发数量与质量间的相关性分析
从理论上讲,刊物之所以能够得到高校认可并被认定为不同的级别,依据的应该主要是刊物载发论文的质量和数量。目前衡量和评价刊物质量与水平的指标很多,在此,我们仅选取最有可能影响高校决定刊物级别的几个关键指标,以此检验和分析高校刊物级别认定与刊物质量间是否存在一致性。这里主要考察如下五个变量:来源刊物的载文量(2013年来源刊物刊载的全部论文数)、总被引用频次(某刊物自创刊以来所刊载的全部论文在统计当年被引用的总次数)、影响因子(某刊物前两年刊载的论文在评价当年的被引用次数除以该刊物在前两年内刊载的论文总数)、机构分布数(某刊物论文的作者所涉及的机构数)、基金论文比(某刊物中各类基金资助的论文占全部论文的比例)。
通过对刊物被高校认定数与上述五个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刊物被高校认可数与刊物总被引用频次及影响因子间存在显著相关,这种显著相关性在三个等级中都存在,其关联程度随着等级由低而高依次递增。但刊物被高校认可数与来源刊物载文量、机构分布数、基金论文比间基本没有相关性,甚至在丙级刊物中被高校认可数与基金论文比间存在负相关。(见表7)
表7高校刊物级别认定与学术期刊评价不同变量间的相关分析
刊物总被引用频次和影响因子是衡量刊物质量国际通行的重要评价指标[8],上述结果表明,影响高校决定刊物级别的主要因素是刊物的质量和学术水平,并不是刊载论文的数量,而刊物作者的机构来源和基金论文所占比例与被高校认定数量间的非显著性,说明它们并不是高校决定刊物级别显著性的影响变量。
为进一步考察高校对最高级别刊物的认可情况,本文对选取的六个变量进行彼此间的相关性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刊物的载文量虽与总被引用频次和机构分布数两个绝对统计量间存在显著相关性,但与刊物的影响因子和基金论文比两个相对统计量间基本没有相关性,甚至载文量与基金论文间存在负相关。(见表8)
表8高校对最高级别刊物认可与学术期刊评价不同变量间的相关系数矩阵
这说明刊物质量的高低并不依赖刊载论文的数量,相反载文量过多的期刊其质量反而得不到保障。而刊物被高校认可数与影响因子间存在显著相关,说明高校对刊物的认可主要依赖刊物的质量与学术水平,而与总被引用频次存在显著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办刊历史较长的刊物累加的引用频次相对来说较多,学术声誉因此而较高,对高校刊物的认可产生一定影响。
(三)高校刊物级别认定与本校优势学科的关系分析
从上述高校对教育学刊物认可和级别认定情况来看,高校认定的教育学刊物总体上呈现比较分散的状态分布,类型不同的高校对学科分支不同的教育学刊物认可亦存在一定差异。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复杂,然而不同高校学科设置的不同尤其是本校优势学科的差异,应是影响高校刊物认可与级别认定的又一重要因素。为检验这一假设,本文重点考察和分析取样高校对教育学最高级别刊物的认可情况。通过比较分析,发现具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优势学科众多的北京师范大学与华东师范大学,以及部分大学刊物认可与本校优势学科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但也有11所师范类高校和15所非师范类高校刊物认可与本校优势学科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当然下表中不少高校的优势学科在全国不见得具有优势,只是相对本校教育学其他二级学科而言具有优势,或者属于本校相对比较强的学科。(见表9)
表9不同高校认定的甲级刊物与本校教育学优势学科的关系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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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校类型来看,如前所述,除《教育研究》外,师范类高校一般倾向于认可教育综合类、比较教育学类、教育技术学类等侧重基础教育研究的刊物作为最高级别,非师范类高校一般将高等教育学类刊物作为最高级别。从表9可以看出,总体上师范类高校本校优势学科以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技术学等基础教育学科为主,非师范类高校优势学科主要以高等教育学为主,师范类和非师范类高校的优势学科与认可刊物间总体上存在相对的一致性。
从个体的高校来看,可以看出在一些影响因子基本相同的刊物中,不同高校选择的甲级刊物,往往与该校较为优势的二级学科相关。如表9所列,这些高校大都将与本校优势学科相应的教育学刊物认定为最高级别。虽然有些学科从表面上看似乎与所定刊物并不一致,但这些学科的具体研究方向确与所定刊物存在高度相关。比如,福州大学和暨南大学设置的教育经济与管理学科,研究方向分别为高等教育管理和高校人力资源管理、现代大学治理和高等教育经济,据此,不难解释为何这两高校所定的甲级刊物多为高等教育学类。此外,学院办学定位和重点发展方向与刊物关注的研究领域的一致性也是影响高校刊物级别认定的主要因素。比如,河南师范大学将《教师教育研究》认定为甲级刊物,看似与该校优势学科无关,但该校教育学的教学与研究机构名称即为教师与教育发展学院,教师教育是该院的特色所在和重点发展方向。由此言之,本校优势学科和学院重点发展方向是影响高校刊物级别认定的又一关键性因素。
此外,部分学院与刊物的关系远近亲疏也是影响高校刊物级别认定的因素之一。在调查中,我们也了解到,有的高校之所以选择某一教育学刊物作为甲级刊物,一方面是由于该刊物关注的研究领域与该校教育学院领导的研究方向相对一致,长期以来,该院领导与该刊关系较为密切,或者历任院领导与该刊负责人关系较好,院里师生在该刊发表论文的机会相对较多,选择该刊作为甲级类刊物对本学科或本院在全校考核评比中有利。另一方面,有些教育学刊物本身就是某所高校或者某一学院负责主办,将其认定为最高级别刊物,自然对本学科或本院更加有利。由此可见,学术刊物与高校研究机构的熟稔关系以及办刊定位与学院领导研究方向的相对一致性,也是影响高校刊物认可和级别认定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以上系统梳理和实证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结论。
第一,高校刊物认可和级别认定存在着某些共性和差异,具体表现为:经过历史的积淀和学科共同体的努力,《教育研究》已经成为中国教育学界公认的最优学术期刊,在教育学科中具有崇高的地位。本文考察的60多高校中,有59所将《教育研究》作为最高级别刊物,其中有29所将其作为唯一的最高级别刊物。除此之外,各教育学刊物在刊物等级内呈现比较分散的状态分布和在等级间存在重叠性,在师范类和非师范类高校间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在各刊物等级内部存在一定的集聚现象。
第二,高校刊物认可和级别认定与刊物主办单位的权威性和机构声誉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上述被3所及以上高校认定的最高级别的教育学刊物,其主办单位通常为教育研究或教育出版领域内颇具实力的机构;直接采用教育学一级学科、某二级学科或某研究领域名称的刊物,通常是权威教育研究或出版机构主办的刊物,刊名的排他性一定程度上表明并有助于这些刊物成为该学科或领域的权威刊物,对高校决定刊物级别并获得认可产生了较大影响。
第三,高校刊物认可和级别认定与刊物总被引用频次和影响因子间存在显著相关,并且这种关联程度随刊物的等级由低而高依次递增,但与刊物载文量间基本没有相关性,这表明影响高校决定刊物级别的主要因素是刊物的质量,而非刊载论文的数量。刊物载文量与影响因子和基金论文比间的非显著相关,也表明刊物质量的高低并不依赖刊载论文的数量;高校刊物认可与机构分布数、基金论文比间基本没有相关性,这说明刊物作者机构分布的广度、论文被基金支助与否并未构成高校刊物认可和级别认定显著性的影响因素。
第四,高校学科设置和优势学科的不同对影响高校刊物认可与级别认定有突出的影响,高校一般将与本校较为优势的二级学科和重点发展方向一致的刊物认定为最高级别。总体表现为,师范类高校的优势学科主要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技术学等基础教育学科,一般将教育综合类、比较教育学类、教育技术学类等侧重基础教育研究的刊物认定为最高级别,非师范类高校的学科设置和优势学科主要为高等教育学类,一般将高等教育学类刊物认定为最高级别。
第五,高校一般倾向于认可与其有熟稔关系或办刊定位与学院领导研究方向相对一致性的刊物,主要缘于学院现任或历任领导与某刊物关系较为密切,或者与该刊负责人关系较好,或者有些刊物本身就是某学院负责主办,院里师生在该刊发表论文机会相对较多,因而对高校刊物认定和级别认定产生的影响较大。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不难发现,在最高级别刊物中被高校认可较多的刊物一般是权威机构主办的刊物,这些刊物在高校中获得声誉和同行认可,表面上看似乎来源于主办单位的权威性,但实际上与这些刊物本身的学术影响力高度相关。高校对刊物的主观定性评价与刊物质量的客观数据间存在相对的一致性本身验证了这一点,并且这种一致程度因刊物等级增高而增强,这说明高校对刊物质量的认可具有一定的信度和效度。由于刊物影响力和论文影响力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一面[9],因此,目前高校采用“以刊评文”的做法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那样一无是处。这种做法虽存在不少弊端:主要的问题是高水平刊物并不能确保刊载的每篇论文都是高水平,主张实行同行评价。其实即使实行同行评议,且不说要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实际上也不能排除专家意见中的人情因素,同样也难以确保评出的论文均为高水平的文章。[10]但因刊物评价能够做到有据可依且相对客观公正,加上边界清晰,操作简便,管理效率较高,目前得到多数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的认可和应用有一定的合理性。
高校刊物认可频次与刊物的载文量、论文作者机构分布数、基金论文比间基本没有相关性,这说明这三个变量对高校刊物认可和级别认定并未造成显著性的影响,而载文量与影响因子和基金论文比间的非显著相关,也表明刊物质量的高低并不依赖刊载论文的数量。因此我们建议:高水平学术刊物主办单位在编辑过程中不必力图压缩字数以节省版面刊载过多的论文;在决定论文发表时应以论文的学术水平为圭臬,而不必过多考虑论文作者单位的学术声誉和论文是否得到基金项目的支助。
不可否认,造成高校对刊物评价与取舍差异的因素除刊物质量外,还主要受高校学科设置尤其是本校优势学科、学院重点发展方向,以及人际关系等因素的影响。从保持和促进本校优势学科和学院特色发展的角度,不同高校将与本校优势学科和重点发展方向相应的刊物类型作为该校最高级别刊物的自利行为,本身无可厚非,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起到保护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不受外界干预和控制的作用,至少在已经过于趋同的中国高校生态中,这种差异还可以保持高校维持一定程度的多样化的合理存在。然而就长远发展而言,高校过度的自利倾向有其潜在的消极作用,比如,部分高校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出发认定质量和学术水平相对不是很高的刊物作为最高级别刊物,这种行为如果长期持续,将会影响该校学科发展和研究水平的提高,并导致该院学术影响力下降。因此,充分认识并逐渐淡化人际关系因素在高校刊物评价与取舍中的影响,才能真正起到引导与促进本校学科和学术发展的作用。
尽管受各高校教育学的优势学科和具体学院选择尺度不同的因素影响,对教育学刊物的定级会出现见仁见智的评价和选择,这种高校刊物定级的结果并不能完全代表学术共同体的评价,但客观上已成为衡量刊物水平的重要尺度,也可以为考察教育学刊物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提供重要的参考。因为高校同一学科对本学科学术刊物的分级取舍是典型的同行评价,涉及教师晋升职称、考核聘任和研究生评奖、毕业等切身利益,是刚性的制度化评价,比人们平常口头议论学术刊物的水平高低更有可信度,因此对评价教育学刊物的学术声望具有指标性意义。
[1]本文发表于《教育研究》2015年第1期,与程伟合作。
[2]http:。ppstjsj201309t20130902_145159。html
[3]邱均平、燕今伟、刘霞等:《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2013—2014),《RCCSE权威、核心期刊排行榜与指南》,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55页。
[4]《中国人民大学核心期刊目录(2011修订)》说明:“学校核心期刊不分级,各学院可根据学科特点及学术界公认的原则对本学院所涉相关学科核心期刊进行分级并报学校备案。”
[5]本研究主要考察教育学一次文献的学术性刊物,所有二次检索类刊物均不列入本研究范畴。
[6]尹玉吉:《学术期刊级别划分问题探讨》,《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
[7]刘海峰:《倾听教育研究之花开放的声音》,《中国教育报》2012年3月9日。
[8]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版中国科技期刊引证报告(扩展版)》,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2年。
[9]程郁缀、刘曙光:《论文质量、期刊质量与期刊影响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
[10]石新中:《学术评价、学术期刊与诚信制度》,《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