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书网

高考分省定额制的形成与调整1（第2页）

首先，从分省定额制的原本精神——维护公平出发，高考分省定额制的调整至少应遵循三大原则。一是国家利益最大化原则。一方面，人才，是第一资源，乃国之宝也。在越来越以人才之“优劣”“多寡”决定国家综合实力的时代背景下，利用有限的优质资源培养一定的高、精、尖人才，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的最大利益。另一方面，公平事关人心向背，稳定与发展是国家永恒的最大利益，因而应从全局着眼，合理分配国家的优质、次优及普通高等教育资源，采取分类式区别分配的办法，使之效益最大化。二是兼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的原则。考试公平就是以自由竞争为形式，注重考试结果的公平，强调分数至上；区域公平则以考试结果为参照，注重区域人才的培养与分布，强调地区平衡。尽管二者具有一定的内在矛盾性，但从千年科举由最初完全“凭才取士”发展到产生“逐路取人”的历史教训和经验来看，一方面，“考试公平和区域公平都只能是相对的”[27]；另一方面，为使存在经济、教育及文化等多重差异的国家保持统一与稳定，必须兼顾考试公平与区域公平。三是生源多样化原则。其又包含两个方面：一为生源的民族多样化。我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大熔炉，从民族平等和民族融合的视野看，高校招生应坚定民族生源的多样化原则；二为生源的地区多样化。为促进地区间的人才交流与文化互补，高校招生应注重地区生源的多样化。事实上，同为多民族国家的美国，其大学招生便十分注重生源多样性，甚至用法律的方式规定生源的比例分割，它不仅利于不同文化甚至语言背景的学生相互交流与学习，更利于不同思维方式的学生彼此之间产生思想碰撞的火花，是多向思维和创新精神的重要源头。

其次，从高考的功能及其现实价值与影响来看，依据上述原则，针对高考分省定额制的现存问题，可采取分层调控的办法加以矫正。所谓分层调控，即根据高校的办学水平与层次采取不同的方式进行调控。鉴于当前的高考平均录取率已逼近80%，高考竞争的实质已转为对以“985工程”大学及“211工程”大学等为代表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因而，高校招生名额的调控应以“985”为主，“211”次之，省属及其他高校再次之。具体而言，“985工程”大学的名额分配调控，应秉承精英办学的理念，在严格控制招生规模的同时，克服本地化招生倾向，把全国最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办成名副其实的全国性大学甚至世界性大学，主要通过自由竞争和划分一定比例的民族与地域性（含贫困区、山区及农村乃至国际生等）生源的方式分配招生名额。“211工程”大学的名额调控，可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导向，允许较高比例（不宜超过40%）的地方化招生，但应注重生源多样性，最好按比例明确分割。省属重点及其他一般高等院校，则可完全以服务地方为主或以自身办学定位及生源情况，完全自主地分配招生名额。如此其利有三：一是确保国家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效益最大化，利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二是以较优质的高等教育资源满足地方经济发展人才需求的同时，也较公平地满足广大考生的升学竞争需要；三是完全自主分配名额的省属及一般院校，利于高等院校的特色化与多元化发展，利于形成一个层次有致、类型鲜明、丰富多样的高等教育生态系统。

最后，需要强调是，由于各省（区、市）的高等教育资源分布与人口数量存在较大差异，对于北京、上海、江苏、湖北、陕西等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特别集中与相对集中的省、市，应充分考虑生源多样性和区域公平问题，可由国家根据各省（区、市）的考生总量宏观调控，使之名额分配趋于相对合理，同时通过制度设计与资源调整逐渐促进高考录取机会的均等化。当然，要实现高考录取机会的均等化，调整名额分配只可治标，难以治本，关键还有待于经济高度发展推动并实现高等教育资源与基础教育资源的均衡化。

[1]本文发表于《教育研究》2014年第6期，与李木洲合作。

[2]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高等学校一九五〇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参见华东区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委员会：《升学指导》，1951年，第101页。

[3]《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公布高等学校一九五一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参见华东区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委员会：《升学指导》，1951年，第105页。

[4]杨学为：《高考文献》上（1949—197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页。

[5]《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三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参见全国高等学校统一招生委员会：《一九五三年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升学指导》，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3年，第5页。

[6]《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发布〈关于全国高等学校一九五四年暑期招考新生的规定〉的通知》，参见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高等教育文献法令汇编》第2辑，1955年，第250页。

[7]《教育部关于高等学校1958年招考新生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58年第22期。

[8]杨学为《高考文献》上（1949—1976），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343～344页。

[9]《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参见何东昌：《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1976—1990），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580页。

[10]《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来源计划编制工作暂行规定》，http：。people。flfgkgwyfg1987206004198714。html，1987-10-202013-01-06

[11]杨学为：《高考文献》下（1977—199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524～528页。

[12]《2010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http：gaokao。。gkxxss2010032010032668361300。html，2010-03-262013-01-07

[13]刘海峰：《高校招生考试制度改革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82页。

[14]张千帆、曲相霏：《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国际经验与中国问题》，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15]汪大勇：《高考改革：让“独木桥”变“立交桥”》，《光明日报》2012年7月24日。

[16]谈松华、文东茅：《高校招生名额分配研究报告》，参见《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专题调研报告汇编》（下），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内部文稿，2011年，第511页。

[17]张千帆、曲相霏：《大学招生与宪法平等：国际经验与中国问题》，南京：译林出版社，第344～345页。

[18]刘海峰、李木洲：《教育部直属高校应分布至所有省区》，《高等教育研究》2012年第12期。

[19]戴玉：《各省（市）教育部直属高校分布与人口分布对比》，《南风窗》2012年第18期。

[20]戴廉、张冉燃：《如何看招生名额分配公平》，《瞭望新闻周刊》2006年6月5日。

[21]陈伟、李梅、李联国：《从高校招生“地方化”透视教育公平问题》，《商洛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2]金相郁、武鹏：《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趋势及其特征——基于GDP修正后的数据》，《南方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23]课题组（袁振国执笔）：《缩小差距——中国教育政策的重大命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4]张艳华：《教育机会公平性失衡及其制度性原因研究》，《调研世界》2012年第56期。

[25]杨学为：《高考文献》下（1977—1999），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96页。

[26]李腾：《分省定额录取政策公平问题研究》，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9年，第45页。

[27]李木洲：《困境与出路：“异地高考”问题剖论》，《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