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此事,《江苏实业月志》1921年第28期《令贡院古迹保管员汤尤中》(第6434号,6月24日)也有相关记载:
据蒋汝正折呈复估贡院古迹保管处修建同考官房及走廊工程情形由,前据该保管员呈请修建同考官房九间及走廊两条等情。当经令行实业视察员蒋汝正前往复估,去后,兹据复称迭经遵往该处,与汤保管员逐一研究,并亲加复勘……据此查物品展览会,会期甚近,自应按照此次估定价目一千八百元,由合记承修,迅速分别施工以便会场应用。除指令外,合行令仰该保管员遵照办理,毋得延误。此令。[26]
1921年10月10日至30日,如期召开江苏第二次省地方物品展览会,“展览地点:在南京贡院旧址,从至公堂东首入,转至后而衡鉴堂,乃由西首向南出,招待周至,秩序井然”[27]。此后有好几年,贡院旧址都作为江苏省地方物品展览会的场所。[28]
而到了1921年10月,实业视察员蒋汝正、贡院古迹保管员汤允中《会复规划贡院修理办法草稿》则说:接到6284号训令之后,他们经过实地履勘,详加研究,提出“该处既系为保管贡院古迹而设,则顾名思义,一切布置,自以存复旧规为主。若将各新事业孱入其间,反于贡院古迹名称不合。而中路号舍,既为旧时考试应用之重要部分,绅商甘鋐等所陈具有理由,拟请准予酌量修复,以留记念……所有中路号舍,左右各修一百个,牌楼东西两总门,一并修复,办事室仍移至东碑廊后,门房添造一间。旧有门房一间,拟拆移稍东,使不遮蔽明远楼后强为宜。各堂酌设器具,余存号舍以及破烂房架倒坍各墙,仍旧拆下。向东面墙垣,北首改建市房三十间,披房三十间,酌收租金,留作古迹修理之用”[29]。该稿强调保护古迹“以存复旧规为主”的思路,对今天保护古迹很有参考价值。
对此,江苏省省长王瑚在《江苏省长公署指令第2195号》(1921年10月26日)中批令:“所拟计划,尚属妥洽,应准照办。所有一切建筑布置事宜,即由该视察员会同汤保管员斟酌现有财力,分别估计,呈复核夺。除令实业厅查照外,仰即遵照办理。此令。”[30]
1921年12月16日,蒋汝正、汤允中又草出《会拟分批办理贡院工程稿》呈报江苏省省长王瑚。该稿提到“估计全体工程合需工料银一万二千二百余元”,而“贡院存款仅有本利银五千四百余元”[31],并提出“拟将全体工程分为三批举办,以拆建修理中路左右号舍各一百个,又新建东西两大总门,移建办事处”等为第一批工程。“至各堂陈设布置及征集考试用品陈列以备观瞻各事,拟俟工程办有头绪,留行拟具呈报。”[32]
为此,1922年1月29日,江苏省省长王瑚又下发《江苏省长公署训令第701号》:
令实业视察员蒋汝正:据贡院古迹保管员汤允中呈称,窃查贡院古迹修理布置方法,业蒙令准,分批投标兴修在案。其应行先办之第一批修建号舍等工,因现时冬令冰冻沍结,恐碍工作。一俟春暖融和,即行拟具投标规划,呈请核定办理。惟查原定第二批工程计划,本系以各处朽烂房屋木架,破墙砖瓦及应拆号舍材料,添新补旧……究应将第二批工程与第一批工程同时兴工,财力是否敷用,抑或将各项材料另行估价变卖之处,令蒋视察员查明核议复夺,此令。[33]
根据以上训令,实业视察员蒋汝正经过调查,于1922年3月10日,又呈《奉核汤保管员拟呈贡院暨商品陈列所办法》,认为两批工程同时并举,财力未逮,应将第一批先行动工。[34]1922年3月16日,江苏省省长王瑚《江苏省长公署指令第3814号》:“令实业视察员蒋汝正呈贡院暨商品陈列所办法由:折陈已悉,准如所拟办理,候令汤保管员遵照。此令。”[35]
经历过这次保护江南贡院的努力,江苏省省长王瑚对保存江南贡院遗迹感受至深。1922年仲夏,王瑚在江南贡院立下《金陵贡院遗迹碑》,碑文开头便说:江南贡院“应试者辄二万人,文物蔚然,为廿三行省冠”。碑文记述了从1914年江苏和安徽省长根据两省士民之请,以处分贡院事咨询省议会,直至1922年最后确定保护方案的过程,说:“六年冬,始定处分法十条。七年春,始设处分事务所。规厥制,划巨道,剖其中,而留明远楼及衡鉴堂,为方式存遗迹,以示方来。别存号舍若干间,以明前代试场之遗轨,余则辟市肆,利群商。”“瑚来长江苏,观贡院遗迹,既修既饬,不胜今昔之慨,而又乐观商战之视昔相万也。”碑文中提到“肩厥事者,江宁汤允中也”,“江宁仇继恒书丹”。[36]仇继恒是1921年5月江宁绅商甘鋐等8人《致江苏省长陈贡院中路旧存号舍应力为保存函》中的第二位,汤允中则是一年多来上呈多份文件的重要人物。
作为古迹保存的江南贡院的主体建筑,还不时作为开会的场所。比如,1925年5月24日,南京贡院衡鉴堂举行江苏旧制乙种实业学校之长会议。[37]5月25日,该处又举行中华职业学校联合会第四届大会。[38]5月27日,中华职业教育社举行第八届年会,“会场假贡院至公堂”[39]。10月11日,“募集百年基金委员会在南京贡院开会”。[40]
此后,1927年贡院地址改为南京市政府办公场所,以明远楼为大门。1928年10月,决定将南京市政府移出,贡院房屋拨作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考试院之用,“说者以不图消沉三十年之考试场所,竟死灰复燃云”[41]。抗日战争时期南京沦陷,江南贡院用作汪伪国民政府司法院和行政法院的办公地。
1949年以后,江南贡院不再作为古迹保护,除明远楼外,其他建筑逐渐被拆毁。但考虑到号舍的保存价值,“**”前曾将江南贡院设字号、席字号全巷号舍原样移置南京大学内,“未有丝毫改易者”[42]。可惜这种努力到“**”中摆脱不了被毁灭的结果,不仅江南贡院的号舍现早已不见踪影,全中国也未留下一个科举时代的号舍。
四、江南贡院——科举文明的缩影
从隋唐到明清,中国历史上大部分著名人物经历过场屋生活。“自古无场外的举人。”[43]自从唐代设立贡院以后,所有科举人物都是通过贡院开始其人生的成功之路的,贡院与科举制度、科举人物密不可分,是科举文明的一种有形体现。而江南贡院命运跌宕起伏,便是科举文明的一个缩影。江南贡院虽然不是全国性的贡院,但它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考场,也是古代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考试场所。因此,江南贡院尤其是其明远楼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古代科举制的标志。
保存至今的江南贡院遗迹仍有明远楼和飞虹桥。明远楼等之所以会被保留,是因为其有纪念意义,而且比较壮观,是考虑“保存旧有宏壮房屋留为古迹纪念”[44],同时有一定的使用价值或实用性。号舍之所以**然无存,就是因为其除了考试以外一无所用。
在全国所有贡院中,江南贡院留有最多的照片。现今还可以看到各种不同角度、不同时期拍摄的江南贡院的非常珍贵的照片,还有江南贡院水彩画、江南贡院全图之类的测绘图,为我们了解各省贡院的构造提供了间接而直观的资料。
贡院是中国传统文化或者说国学的具体形象之一。提出“钱学森之问”的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少年时代对科举贡院颇感兴趣。据钱学森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以下简称北师大附中)的同学张道宽回忆,钱学森最爱北京贡院和北师大附中,常对其念念不忘。在北师大附中读书时,钱学森和张道宽经常星期天去北京贡院,每次到北京贡院都在《儿女英雄传》里写的安公子考试的号舍里的木板**静坐一下。“那是一个大科学家的必修课”,1955年11月,张道宽对时为北师大附中高一学生的肇恒达说:“要想成为钱学森那样的大师级科学家,可是没去过贡院怎么行!你就不懂得国学精神,要想成为大科学家也难。”[45]
在科举被废止100余年之后,随着科举记忆在历史深处被重新唤醒,人们意识到,曾经与我们民族历史关系密切的科举文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作为与中国1000多年间多数精英人物密切相关的贡院,关系到我们的民族历史和人文血脉,贡院遗存是科举文化的珍贵遗产。为重构科举场景,让今人了解科举,需要研究科举制度,保护贡院遗存,甚至是修复部分贡院建筑,使21世纪中国人能够追寻逝去的古老文明遗迹,留住消逝的科举文明。于今,南京市将以明远楼为中心,恢复江南贡院的核心区,并建立中国科举博物馆,江南贡院这一千多年科举的缩影,又将部分回到国人的视野,诚为南京民众之幸,中国文化之幸。如果那些曾经为保存江南贡院古迹付出努力的南京先贤和精英人士地下有知的话,一定深感欣慰。
[1]本文发表于《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6期。
[2]《南京贡院处分问题》,《申报》1916年12月28日。
[3]肖振才:《江南贡院》,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232页。
[4]急悃斋主人:《急悃斋新科闱墨选本》,北京:华北书局,1902年,序目,第2页。
[5]督学使者李:《江南春稿》,磨铁山房,1872年,冯煦序,第1页。
[6]LeP。EtienneZi(Siu),S。J。,Pratiquedesexamenslitterraireseng-Hai,1894。据该书第132~133页的《江南贡院全图》右下方的中文“贡院图说”。
[7]《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四三《礼部·贡举》,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上谕。
[8]裕禄等:《监临安徽巡抚部院裕、督学部院祁为科场点名告示》,光绪二年(1876年)前后,国家图书馆藏。
[9]LeP。EtienneZi(Siu),S。J。,Pratiquedesexamenslitterraireseng-Hai,1894。据该书第132~133页的《江南贡院全图》右下方的中文“贡院图说”。
[10]监临兵部尚书闽浙总督部堂兼管福建巡抚(原文献缺人名):《福建乡试点名章程》,光绪十七年(1891年),原始文献,作者所藏。
[11]谢凌:《蜀中废科举、办新学的纪事碑——〈成都府贡院废号记〉》,《四川文物》2005年第3期。
[12]刘海峰:《贡院——千年科举的背影》,《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5期。
[13]《贡院改为法律学堂》,《申报》1905年10月8日。
[14]《电请张殿撰会议处置贡院》,《申报》1905年1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