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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停废110年祭1（第2页）

偏见比无知离真相更远。就对科举的认识而言，这句话很有道理。没有接受过片面宣传灌输的人，如过去乡间不识字的老太太对科举的认识可能还更接近于科举制的真相。由于考状元、考秀才的传统戏剧和故事，其对科举形成了朴素的认识，“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知道贫苦的读书人可以刻苦攻读参加考试而改变命运，知道靠自己的才学考秀才考状元是很好的事。而经历过以往中学教科书中《范进中举》《孔乙己》的宣传灌输，科举给人们留下的多是坏印象。然而，文学作品不等同于历史事实，“范进”“孔乙己”等虚构文学人物的可笑，不应掩盖苏东坡、林则徐等真实进士群体的可敬。作为传统文化的研究者，我觉得有责任还原历史真相，从而具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和学术责任感。

为科举制平反，需要在一定形式上复活历史、再现历史，回到历史情境中去。在交通不便的古时候，为了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或者为了出人头地光耀门楣，许多人寒窗苦读十年，不畏旅途的艰难险阻，长途跋涉几个月到京城赶考。没有坚强的毅力和恒心，能做得到这一点吗？我们民族历史上的许多出身穷苦的文化精英，正是通过科举，实现了社会流动，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没有科举考试的平等竞争，他们能有机会走出乡村到京城去竞争，能有机会进入主流社会或政府高层去施展才华吗？科举是连接统治者与平民阶层的纽带，朝廷用科举来选拔满足统治需要的官员，而士人则通过科举来获得成为政府官员的机会，或实现理想抱负或获取政治、经济利益。

有关现代人任意裁剪历史的一个典型例子，是对《儒林外史》的态度。《儒林外史》一书确实讽刺批判了一些科举时代的应试现象，不过，只要不是戴着有色眼镜阅读此书，便可以看出此书对科举的态度并不是单纯的批判，其实对科举也有所肯定。清代《儒林外史》有五十回抄本、五十六回刊本、六十回石印本，而1954年以后大陆整理出版的五十五回排印本，却将五十六回本中叙述补授全书中主要人物进士翰林的“幽榜”的最后一回删去，其原因是认为该回的内容与全书“反科举”的中心思想不符。这实际上是先入为主认定科举不好，将自己的观点强加在古人身上，任意地剪裁历史。因为从第五十五回《添四客述往思来弹一曲高山流水》的内容来看，并不是全书的结尾，而第五十六回中的“幽榜”才构成此书完整的结尾，是这部小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30]因此，20世纪80年代末以后出版的许多版本的《儒林外史》都将第五十六回重新收回，也就是还原历史真相。[31]

在废科举后相当长时期内，人们习惯于对科举采取“有罪推定”的套路。“有罪推定”是指刑事司法程序中以有罪为预设前提去寻找“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这很容易导致冤狱产生。科举制虽然在清末被废止，但我觉得不能因此而对其采用“有罪推定”的办法，并以论带史，去寻找科举史上值得批判的东西。为了说明科举时代许多进步人士对其也持批判的态度，于是细大不捐地搜罗对科举的批评言论，好像古代人多认为科举不好似的。为了说科举制不好，甚至说科举选拔的进士没有真才实学者，连状元也多是庸才。

其实，科举时代多数人是高度肯定其公平性和选拔功能的。当时社会上崇重科举，因为“自制科取士以来，名臣良吏，多出举业，扬名荣亲，道无逾此”[32]。几乎每一本《乡试录》《会试录》都有主考官写的前序和后序，明清时期主持乡试和会试的众多著名人物，都在这些科举录中对公平取才客观衡文的情况作过叙述和肯定。不否定其中有自夸的成分，但同样也不能否定其中有写实的成分。可以这么说，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科举人物对科举制是肯定的。1300年间，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成果，有很大的一部分就是科举人物的贡献，否定科举制，将与肯定韩、柳、欧、苏等著名科举人物产生悖论。要总结与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科举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元素。

中国现代思想文化舞台上许多第一流的人物都程度不同地论及科举，如梁启超、孙中山、蔡元培、胡适、鲁迅、顾颉刚、毛泽东、陈寅恪、钱穆等。对科举制的评价，恶评与好评反差极大，在这些著名人物中，孙中山是对科举评价最高的一个，他曾说：“自世卿贵族门阀举荐制度推翻，唐宋厉行考试，明清峻法执行，无论试诗赋、策论、八股文，人才辈出；虽所试科目不合实用，制度则昭若日月。”[33]一百多年来，科举评价跌宕起伏，至“**”时达到最低点。已经走出“**”时代的中国人，应该逐渐摆脱“**”的大批判思维。从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是2005年以后，学术界对科举的评价已经越来越客观，而且越来越接近历史的真相。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上对科举的认识还深受过去长期片面批判的影响，对科举的印象多还负面，仍然需要一个不短的过程，才有可能在大众的心目中真正还原历史的真相。

四、替沉默的古人说话

要想还原科举制的真相，我们应试图尽量重构科举场景，还原科举情境。不要再与古人为敌，而要与古人为友。我们需要走进历史时空，走近古人，与那些文化巨人对话，深入他们的心灵，倾听他们的声音。

历史已逝，今人的身体已不可能回到古代，但思绪和目光却可以进入古代，追寻古人的足迹，与古人神交。“不薄今人爱古人。”翻开一本本科举时代流传下来的线装古籍，阅读一篇篇关于科举的策论文赋和笔记故事，有时仿佛能够走进古代中国，走近科举人物，并与他们对话，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感受古人心灵的律动和思想的起伏。经过一番精神行走之后，回转身来，看看现代人对科举的认识，以及许多强加给古人的批判科举的观点。这时，我们可能感觉自己背后站着成千上万进士出身的文化先辈，具有一种使命感，有责任替他们这些被误解的沉默的大多数人发声。

走进古代中国，我们可能见到认真备考的白居易、韩愈，遇到赶考路上的王安石、苏轼，可能看到在激烈争论科举改革的欧阳修、司马光，可能目睹文天祥中状元的风光、张居正进士及第的得意、吴敬梓屡试不第的无奈……当我们看了大量古人关于科举的记述，触摸历史的脉动时，可以听到到古人的声音，感觉到他们及第后的欢欣与轻快、落第后的痛苦与无奈，可以看到许多进士在抵御外敌时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记载，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心灵深处的精忠与信义。

陈寅恪曾说：“凡著中国古代哲学史者，其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所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34]我们认识科举也应设身处地，将自己置身于古代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在前人的社会背景中和心理状态下思考问题，才能真切地感受到当时人的所思所想。

在民族文化自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应再让科举制长久蒙冤，不应再让科举人物长期失语，而要替沉默的古人说话。将科举批倒批臭，说科举选拔出来的多是没有真才实学者，那些进士出身的精英人物无论如何都想象不到，千百年后他们的后代，会将他们那么重视且觉得十分公正的科举制贬损得一无是处。无视众多优秀人才从进士出身的事实，说科举选拔出来的都是庸才或蠢材，这叫白居易、苏东坡们情何以堪？叫文天祥、林则徐们怎能瞑目？

古人已经作古，自然不会说话，受到后人的误解或者有许多委屈，也无法申辩，只有沉默。但是，历史真相遮蔽得了一时，遮蔽不了永世。古人留下的文字，以及进士们彪炳史册的业绩，却无法抹杀，在中国文化自觉、民族复兴的大背景下，到一定时候，被冷落多年的肯定科举的文字迟早会被人们重新提出，其冤屈总能够得到申辩。

我认为，可以将科举人物定性为我们民族历史上的精英群体之一。其理由，一是因为科举时代考试录取率很低，清代许多省的乡试录取率只有1%～3%，中举及第之后立即成为社会的精英阶层；二是因为无论是从政治事功、文学创作方面，还是从教育事业、文化繁荣等方面来看，进士等科举人物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自然属于传统社会的精英人物。而且，这些科举精英中的许多人，还是起自垄亩，从草根阶层跻身主流社会的，这主要归因于科举具有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功能，确实使一部分人“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科举不论从历史沿革还是在具体实施的结果上，都充分体现出“至公”的理念，其影响不仅在科举文化所辐射的范畴之内，而且还在更为广泛的古代和现代社会领域。确实，无论政权如何更迭，公平始终是科举变革的“关键词”。“科举的公平理念与措施不仅在历史上具有先进性与现代性，在当今社会仍具有普适性，有些做法的公平程度至今未被超越，有相当丰厚的历史遗产值得今天的高考所继承。”[35]

美国学者艾尔曼认为：“虽然中国的科举制度在1905年被废除了，这种传统却以另一种方式被传承下来。如今各个国家普遍设立考试制度，这是从以前的中国科举制度转变而来的。尽管其内容改变了，但它的技术、方法和规制都被延续了下来。从这个方面看，我不赞同科举制度是落后的这种观点，我认为它是进步的，只是到了清朝末年，大家都把它与清政府联系在一起，因为清政府是腐败的，所以与之有关的东西都要废除。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科举考试被废除后，考试制度还是得到了继承，如孙中山时期的考试院，实际上是把科举制度现代化了。以科举为主的考试制度实际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要多了解其作用，并给出它一个新的评论，而不是全盘否定，认定它没有价值。”[36]

评价科举制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制度，评价废科举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不能就事论事，只局限于中国近代教育史或中国历史的范围，而要放宽视野，将其置于整个世界文明发展史的更广阔的范围来考察。科举对中国社会历史进程有深刻的影响，但由于日本、韩国、越南等东亚国家曾长短不同地仿行过科举，且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曾受科举制的影响，所以科举对世界文明进程也起过重要的推动作用。科举制通过考试竞争来选拔人才，作为人类创造的重要制度文明成果，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

知今有助于通古，借助对现代考试问题的了解，我们能够更清楚地看出科举制的本来面貌。同时，在古代的历史时空行走，走近古人，最后还是要跳出古代，为现代社会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经验和参考。历史并不会完全过去，它还会影响现实。实行1300年的科举制虽然在形式上已废止110年，但其精神实质已经成为中国考试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当今公务员考试、高考制度、司法考试中都依稀可以看到科举的影子，历史就以这样一种方式无形地制约社会与文化变迁的进程。

尽管经过科举百年祭的争论，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国人以往对科举制的片面印象，但许多人对科举的了解还是很不全面，或不准确。例如，甚至连个别在报章上介绍和批判科举制的“专家”，还在说明清朝乡试“每场考三天两夜，三场共十二天六夜”，考生被锁在狭小的号舍中苦不堪言。其实，每场考试只有一天，包括入场、考试、出场只有两天或至多两天半时间。[37]连“专家”都还以讹传讹，将基本的考试时间弄错，难怪一般民众对科举多是一知半解了。因此，纠正以往的偏见、普及客观的知识，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随着科举学研究的深化，中国人对科举的印象逐渐在拨乱反正。在研究科举之前多数人对科举制只可能有坏印象，在研究科举之后对科举制却有了不坏的印象。科举不是妖魔鬼怪，不是洪水猛兽，不是传统社会的万恶之源，而是中国古代的一项重大发明。我们应客观全面地认识科举，深入系统地研究科举，将科举学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以无愧于发明这种独特考试制度的中华民族的祖先。

[1]本文发表于《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5期。

[2]刘海峰：《科举制百年祭》，《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年第4期。

[3]《旧唐书》卷一一九《杨绾传》。

[4]李弘祺：《宋代官学教育与科举》，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4年，第14页。

[5]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

[6]清人李渔为贡院明远楼所题的著名对联：“矩令若霜严，看多士俯伏低徊，群嚣尽息；襟期同月朗，喜此地江山人物，一览无余。”其中的“襟期同月朗”，也是与“岁月等阴阳之信”同样的意思，指科举周期的规律类似于日月和季节变化的自然现象。

[7]《明实录》第10册《明太宗实录》卷二八永乐二年二月。

[8]曹彦约：《昌谷集》卷一四《栖贤进士题名序》，参见《四库全书珍本初集本》。

[9]杜佑：《通典》卷一五《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