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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 科举研究与科举学（第2页）

意大利人铎罗（Tournon）的《罗马与中国基督教状况实录》1710年在英国出了英文版。该书第114～117页描述了中国的庙学制度，说到有的学者认为所有获得科举学位者都要到孔庙，在那里考官与他们一道举行仪式，授予学位。他们并非在那里学习后获得学士学位，而是在此之前已得到学士学位，只是集中到府学（孔庙）中来被授予学位。在中国所有城市中都有一座称为府学的学院，学院有高大的建筑物。该书第210页还提到学者参加殿试获得学位后拜谒孔庙的情况。[16]1740年，一位佚名作者因阅读杜哈尔德（DuHalde）有关中国的描写而撰写出版了一本名为《一个非正式的学术演讲》的英文著作。在该书中，作者说中国的所有头衔（科名）都与学问有关，与我们学士、硕士、博士相当的3种学位不是授予而是通过严格的考试而获得。作者提到当时江西省有1万名学士，每三年仅有60人获得举人。对秀才、举人、进士的选拔考试程序，进士与官员更新比率等，该书也作了一些描述和评论。[17]1774年，在伦敦出版的邱吉尔所编的《航海旅行集》中收录有多明戈（Domigo）《关于中华帝国的记述》，其中也说到中国的3种学位的用法如同西方的学士、硕士、博士，这种学位非常古老，一个人如果获得学士，就不再隶属于行政官员而从属于大学，这有如西方的情况。但他在岁试之外，每三年还得参加一次考试，这促使学生终身要钻研读书。[18]

托马斯（Thomas）于1747年在伦敦出版的《新航海旅行集》，其中第4卷所收的第一部书为《中国描述》，该书是在综合整理以往许多论述中国的著作的基础上而撰成的，其第3章第1节专门谈论介绍中国的绅士和官员。对中国没有世袭贵族，科举考试的层次和种类，贡院的布局和规制，童生试、秀才、举人、进士考试及其衣冠、朝考、贡生等均有详细而相当准确的描述，甚至还谈到立进士坊、受生员礼、糊名考试、防止舞弊等问题，最后得出结论说：所有称为文人绅士的人都是学者或学生，所有官员均为绅士，但并非所有绅士都是官员。[19]该书对科举制某些方面的描述虽非最为详细，但却相当全面而简洁地概括出了科举制的主要程序。当时欧洲读者只要读此一节描述，便可把握以往所有西方人士对科举所作描述的基本概貌。

弗朗西斯（Fransois）的法文著作《中国史》1763年被译为英文在伦敦出版。该书对中国人接受私塾教育后如何通过三级考试获得秀才、举人、进士学位也有描述。由于西方学者均将科名等同于西方学位，因此该书也分别描述了获得不同科名后穿戴颜色、款式不同的学位衣冠，并说进士放榜后每个进士的家乡都欢欣鼓舞，为进士举行庆祝活动。[20]与此类似，汤姆（Tome）1781年在巴黎出版的法文著作《书信集——关于中国的记忆》也对中国科举的三级考试及授予的相关学位作了不少描述。[21]

另一种译自法文的著作《哲学演讲集》于1795年在伦敦出版，该书作者科尼利厄斯（elius）指出，西方作者中的一些人赞美说中国人在担任官职之前要参加奇妙的考试，其实这是由于中国的文字非常难掌握，因此需要花大量的时间来学习并通过考试来鉴别。[22]

1793年，英国君王首次正式派遣大使到中国觐见乾隆皇帝，这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在英国使节回伦敦之后不久，大使马戛尔尼伯爵（LordMaey）和随从参赞斯当东（Stauton）都分别出版了使华札记，邓嗣禹文对此已作过介绍。但斯当东《由英使华纪实》一书看来于1797年在伦敦出版了不止一个版本，与邓嗣禹所见的版本于第2卷第123页对科举的描述和赞扬略有不同，笔者看到的斯当东《大英使节谒见中国皇帝纪实》一书是在第12章第413～415页称赞中国的科举制度与政府。在记载他们于1793年使华途中曾因没有公共旅馆而下榻于贡院时，斯当东写道：“这些考试总是公开的……没有人被排除在外，它对各阶层的人开放。民众因而确信职权是通过功绩而获得，这促使人们尊敬和服从当局，除非是在声名狼藉的情况下，身份和学问才无法永远提供保障。采用这样一种制度的政府对社会具有许多益处。”[23]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等人在出使中国之前已广泛收罗和认真阅读了有关中国的许多书籍，他们的使华札记出版后影响很大，使英、法等欧洲国家对中国及其科举制度有了更广泛和真切的了解。

在英国公使访华的次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也派出使节出访中国。在《1794年至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访问中国朝廷的真实记录》一书中，作者布朗（Buraum）对中国的科举制也有描述，在该书卷首注释中还写道：“中国人对他们参加的考试给予最高的重视，因为及第者注定可以在政府中获得不同的职位，甚至获得最高的声誉。在爱迪芬特（Edifiantes）的信件中，可以发现有关这些考试及其相关的礼节的非常令人好奇的细节。”[24]

在18世纪，钦羡中国文明的欧洲人对科举制赞美有加。他们或从遥远的异地观察，或来中国后将其与本国的政体作对比，往往只看到科举考试的优点和新奇之处，对科举考试的弊端并无切身感受，加上有些人为了促使本国政府仿行，往往过高地赞美科举制。

（三）19世纪的记载

与18世纪推崇中国文明的时代背景不同，随着西方特别是英国与中国商业利益的矛盾加剧和不同系统的文明的冲突，19世纪许多西方人士不再钦佩古老的中国文明。尤其是中英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已不再神秘，声望一落千丈，曾被英、法等国打败的中国人给他们留下的印象往往是男子留长辫、女子缠小脚、众人嗜鸦片，一切都落后原始——唯独科举制是例外。在19世纪，科举制还像17～18世纪一样被一些西方人赞不绝口，而且欧美国家还纷纷仿效，借鉴科举建立了近代文官考试制度。从19世纪西方有关科举制的描述来看，西方文官考试制度曾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过科举考试制度的影响。笔者新发现的1870年以前记述科举的19世纪英文书刊已有34种（条）之多，以下列举主要的15种（条）。

1810年，《爱丁堡评论》杂志刊载了介绍评论中国《大清律例》的文章，其中说道“在经过行政官员的主考主持的考试之后，文科学位必定会授予那些将要走上公共官职的人，但那里看来没有与我们的大学相似的机构”，并提到斯当东所说乾隆皇帝特赐科名给满人之事。[25]1816年，汤姆斯（Thoms）编辑出版了一部《英译汉语对话与句子》，其中有大量例句是关于科举的，如对话三列举一位官员对其仆人说：“官儿，你到门上伺候，倘有各衙门拜贺，说我老爷连日科场辛苦，懒于接见，止留帖，容日答拜。”随后有一位叫皇甫吟的新进士求见被拒。对话九也有“科场在即，尊驾满腹经纶，今年一定恭喜”的例句。对话十八、十九、二十一中列举的说话对象都是秀才、监生或举人拜访人时常用的句子。[26]由于当时科举在中国社会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影响广泛，因此一般的汉英词典和教学用书多会举一些与科举相关的例句。

在《1820年至1821年俄罗斯使团经蒙古到中国并在北京居住游记》一书中，作者乔治（Gee）一一介绍了北京城的主要建筑，其中第81号建筑为坐落在京城东边靠近运河旁的翰林院，或称“中国文史院”，他指出翰林院中尽是出色的学者，中国的所有文士和学校都依赖于这一机构，因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从其中选任。第87号建筑是靠近北京东城墙的贡院，它是一个巨大的建筑，要担任公职的候选者都在其中参加笔试。它包含非常多的单间或号舍，以及给主考官员住得很好的套间。“他们还对考生实行监督，以维持良好的秩序，阻止无才学者从相邻的更有学问的考生那获得帮助；在防止考生带入书籍和他人所作范文方面也同样严格。各省会也有类似的为科举考试而修筑的建筑，皇帝经常派遣翰林去主持乡试，这些翰林拥有很大的权威，等同于最高职位的官员。”[27]

到19世纪30年代以后直至40年代，西方尤其是英国出版物中介绍或谈及科举的资料更为频繁地出现在书籍和杂志中，本文无法也没有必要一一列举，这里仅择要介述一下。1834年，查尔斯（CharlsGutzlaff）在《1831、1832和1833年沿中国海岸的航海日记》中说：按照费希尔（Fisher）先生在《君子杂志》所引用1669年倪霍夫（Nieuhoff）等人的说法：“中国显然在许多世纪中要比欧洲国家更先进——教育更为普及，在某些方面，中国的教育实施状况比1669年所写的记述更好，也比当今任何其他国家更好。”“政府不仅通过赐予官职，而且通过授予科名来鼓励教育，而科名是荣誉的象征。学政在各省巡行，调查教育状况并考试科举生员。此外，还有每三年一次的考试可以授予最高的科名……”[28]

1840年前后在伦敦出版的里奇（Ritchie）所著的《东方的不列颠世界》一书第2卷在谈到中国政府时说：吏部最令人感兴趣和独特的职能是主管教育或文士的任用。“每三年一次的考试，由于应举者是来自各阶层的人，因而在中国引起巨大的震动；举行乡试的省城被从全省各地来的人群所挤满；当发榜以后，金榜题名者受到普遍的欢呼，中举者的家庭将喜报贴在家中并向公众宣传他们的好运，在即使是最低贱的农民的小屋中，题名录也被研读。获取较低学位的考试持续3天，而获取较高学位的考试持续9天。”作者还指出，令人遗憾的是，和其他国家一样，在中国实践与理论也相脱节，贿赂和腐败行为往往比文才对获取官职更为有效，他还举出捐官做法以及有许多进士和举人多年待官的情况。[29]

在伦敦大学的大学学院担任中国语言文学教授的基德（Kidd）对中国文化颇为了解，1841年，他根据一些来华西方传教士的原始记载资料和中国文献，编写出版了《中国》一书。该书第7部分专门谈及中国的教育与文学等，其中包括科举考试。他指出，中国的地方官学即秀才们所就读的儒学管理不善，除了岁考和科考时，生员几乎不到学校。为获得学位、选才授职的科举考试制度创建于唐代，其原则直到当今很少变更。他还对科举考试不鼓励创发己见、忽视科学实用知识等弊端作了分析，并介绍了乡试、会试的情况。尤为难得的是他还仔细描述了八股文的内容和结构，并举例说明。[30]与里奇相同，基德对科举制的介绍不再停留于一般探奇描述，而且还看到了科举制的局限。

从1832年起至1851年止每月出版的英文杂志《中国文库》（eseRepository）刊载了许多有关中国科举的文章和消息，邓嗣禹文所附的78条目录中有8条是出自于该杂志，其中有重要的长篇大论，也有的条目仅是个别地方涉及科举的文章。其实，在邓嗣禹文所录8条之外，我们还能在《中国文库》中找到内容多少不一的18条涉及科举的资料，其中有许多是关于1835年至1851年广东各科乡试的简短消息报道，包含录取的举人数额和参加乡试的人数，还有一些是关于武举、广州府岁科考试、对考试作弊者的处罚、贡院旁发生火灾等有关消息的报道，科举考试消息已成为该杂志经常性的很少遗漏的报道内容。也有一些资料是较详细地记载科举情况的。例如，《中国文库》第7卷第2号（1838年6月）第112页记载了该年会试钦定四书义之题目；第20卷第7号（1851年7月）第390～391页记载了全国各直省武举秀才和举人定额，第508～509页记载广东乡试3场考试题目和广东省各府州举人分布数额，以及赌榜和跑报习俗；第18卷第11号（1849年11月）第609～611页记载了全国各省举人定额和广东各府州举人分布数额；第15卷第4号（1846年4月）第213～215页则记载了福州科名盛况及占全省秀才、举人、进士数的比例；等等。总之，从《中国文库》所载资料来看，科举是当时在华西方人经常关注且相当了解的事情。

在1850年至1870年，也还可以在邓嗣禹文所列70余种英文资料以外找到不少记载中国科举的书刊。张沅长《中国与英国的文官改革》一文中已引用了多种邓嗣禹文之外的重要的资料，如1864年12月17日出版的英文周刊《一年到头》（AlltheyearRound）刊载的《中国竞争考试》一文，便对科举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深刻的分析。笔者也新发现了一些资料。以下略举数例。

《美国东方学会学报》1851年第2卷发表了布朗（Bram）《中国文化：或评中国的独特性的成因》一文，其中有对科举各级考试的介绍，甚至还谈到赴京参加会试的举人可以得到官方支给的川资。作者在谈到武举、宗室科举、翻译科举之后指出：“这样，政府看来将竞争与考试制度运用到每一个可能的方面。”[31]

1853年，莫礼森（Morison）在《中国：过去与现在》一书中，谈到在欧洲人知道中国之前许多世纪，中国人已发明了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当全世界还处于野蛮状态时，中国的文明已经存在和持续了很长的时期。作者认为，在中国所有制度中，最重要的是在北京的为政府提供从最底层到最高层官员的巨大的国立学院。“那些被证明具有占据政府官职的求取入仕必须经过考试过程，这使著名的德国大学考试显得黯然失色。因此，这一制度应该得到更多的特别注意。”作者接着介绍了各级科举的办法以及状元鼎甲发榜的荣耀场面。[32]

《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学报》1866年12月出版的新3号刊载了克尔（Keer）的《广东贡院》一文，该文对全国各省划一的贡院的布局、规制、各部分建筑的功能等作了详细的描述，并且认为这种专门而朴素的科举建筑完美地适用于科举考试。“中国的竞争性文士考试制度是该国特有的制度，并且持续了一千多年。长期以来，它得到每一个朝代每一位皇帝的认可和支持，得到人民普遍的赞同和接受。经验毫无疑问地证明，对处于半文明状态、崇拜偶像、民族尚文的独特的中国而言，科举是最好的事物。”[33]作为西方人，作者从欧洲的角度将中国人视为半开化民族带有其偏见，但他对贡院这种科举制度的具体象征好奇有加，对科举考试的独特性印象深刻，也得出了科举是十分适合中国古代国情的一种制度的结论。

《中国记录与传教士杂志》1869年3月出版的第1卷第11号，发表了长期在福州传教的夏查理（Hartwell）的《基督教徒与科举考试》一文，该文针对当时“是否应鼓励中国的基督教徒参加获得科名的科举考试竞争”这一当时摆在西方传教士面前的棘手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篇曾在1869年2月福州传教士大会上宣读的论文认为，这是一个对当时在华传教士而言是非常现实而重要的问题，因为在中国，当一个文士考虑要接受基督教时，很自然地会想到一个问题：“假使我成为基督教徒，我还能参加科举以获得科名吗？”作者在详细介绍中国的科举考试程序尤其是乡试与会试前后皆历时9天的情况之后，认为参加科举不仅从时间上会与做礼拜相冲突，而且还会成为信仰基督教真义的障碍，因此主张在当时阶段，不赞成中国的基督教徒参加科举考试。[34]不过，在华传教士又深知中国的精英人士皆参加科举，要影响中国就不能不影响这些精英人士，因此，后来许多省份的传教士都采取在乡试出场时向应举者分发《圣经》等读物，以期在此关键场域对全省儒士做出广宣流布的有效影响。

以上列举的新史料只是笔者发现的主要部分，限于篇幅，无法一一介绍。总之，16世纪至19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记载有关中国科举考试的文献不止为邓嗣禹文所列的70余种，而是在120种以上。通过这些书刊的介绍，中国科举公开考试、平等竞争的选才方法已为西方知识阶层所熟知，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间接和直接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