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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科举研究与科举学

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影响新探[1]

一、问题的由来

科举制是中国的特产，但它却对东亚和西方国家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对东亚国家的影响是指历史上日本曾一度仿行过科举，韩国朝鲜、越南曾长期实行过科举制度；对西方的影响是指英、法、德、美等国曾借鉴科举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东亚诸国仿行科举于史有证，不成问题；而科举制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却是一个以往中国人了解较少的相当复杂的问题。

20世纪初，清朝统治者在欧风美雨和坚船利炮的冲击之下已风雨飘摇，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在中国也走到了穷途末路。为了推广新学、兴办学堂，清政府不得不于1905年废止了科举制。随后，八股科举被一般人看作和鸦片、缠足等同类落后丑恶的东西，被人们所唾弃。作为历史陈迹，曾经显赫无比的科举在中国逐渐为人们所淡忘，再谈科举容易被进步人士视为“顽陋”。因此，一些谈及科举考试史的人为避免用“科举”这一很难听的名词，常代之以“中国历史上的考试”的说法。在中国人多对科举加以批判的20世纪20年代，早年便出洋、长期接受西方教育的孙中山说出的话真是石破天惊：“现在欧美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中国学过去的。所以，中国的考试制度，就是世界中最古最好的制度。”[2]正是在孙中山这一说法的启发下，一些中国学者对科举西传问题进行了艰难的探索。

1943年前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最为激烈、中华民族的命运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两位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分别在美国重要学术刊物上用英文发表了关于中国科举考试对英国和西方影响的论文，使当时正与中国一道抗击法西斯和日本侵略者的世界人民知道中国曾对世界文明做出的这一大贡献。这两篇论文其一是当时在重庆国立中央大学任教的张沅长发表在1942年4月出版的《美国历史评论》上的《中国与英国的文官改革》一文（以下简称张沅长文）[3]，其二是旅居美国的邓嗣禹发表在1943年9月出版的《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上的《中国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一文（以下简称邓嗣禹文）[4]。尤其是邓嗣禹文长达3万余字，旁征博引，论述详赅，长期以来在海外引起了广泛的反响，被收入多种文集，在西方汉学界几乎无人不晓，已被公认为是经典性的论文，至今还经常被引用。其后，还有几位外国学者在邓嗣禹文的基础上对此问题作了一些探讨，如莱茨（Lach）1965年出版的《16世纪欧洲人眼中的中国》一书，新发现了几条西方人对明末科举制度的记载，并认为欧洲人曾从中国科举中学到了笔试形式。[5]顾立雅（Creel）1970年在《中国政术之起源》一书中，声称自己在详细研究考试制度史之后，发现中国确实是最早采用考试的国家，并认为中国的考试制度曾在12世纪影响过中东的医学考试，进而影响欧洲的学位考试，17世纪以后又影响了德国、英国考试制度的建立。[6]但他对科举西传并未作系统全面的研究。其他一些涉及科举西传的外文论著多数只是一般介绍16～19世纪西方人所见到的中国科举，中国学者近年来的有关论著基本上是在邓嗣禹文的资料范围内作一些介绍论述。笔者的《科举考试的教育视角》一书[7]有关章节，虽曾利用过一些新资料，但尚未遑作深入的探究。

由于研究“科举对西方考试制度的影响”这一问题主要涉及19世纪中叶以前的西方文献，在中国基本上无处查阅，在西方庋藏此方面资料的各大图书馆也多将之列为善本书而很难借阅，加之邓嗣禹等人的研究成果已有相当的深度和广度，要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的探讨难度极大，因此在张沅长文和邓嗣禹文问世后半个多世纪，中国学者对这一重要问题的研究未取得大的进展。笔者在研究“科举学”的过程中，一直很想研究“科举西传”这一难题，1993年，幸得原国家教委公派留英的机会，在伦敦大学访学半年，2000年又获教育部资助优秀年轻教师基金的资助，并由厦门大学派往日本创价大学访问研究半年，使笔者得以有条件专门进行此问题的研究，本文便是研究的初步成果。

1953年7月，邓嗣禹文以《中国考试制度西传考》为名在台湾出版了中译单行本，随后，中外关系史专家方豪在香港《民主评论》半月刊第4卷第15期发表了《西方考试制度果真受到中国影响吗？》一文，对邓嗣禹文的论点提出质疑。1965年，英国学者蒙哥马利出版的《考试：它们在英格兰作为行政措施的演进》一书，认为英国文官考试制度之由来可归因于牛津、剑桥等大学的考试制度，完全不提中国科举制的影响。[8]中国大陆也有个别学者根本否认西方或英国的文官制度曾受到科举制的影响。[9]

西方考试制度是否真正受到过科举制的影响？这一说法能否确立？1870年前记载有关科举的文献是否仅邓嗣禹文所列的70余种？孙中山关于英国考试制度是从中国学过去的说法根据从何而来？弄清楚这些问题，不仅在“科举学”研究中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对全面正确评价中国传统文化及为当代考试制度改革提供历史借鉴等方面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作为新探，本文将运用新发现的资料，力图在邓嗣禹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将该问题的研究推进一大步，以得出更为明确的结论。

二、新的探索与发现

作为本问题的拓荒者之一，邓嗣禹在论文中经过详细考证，基本上厘清了西方考试制度的发展脉络，表明1702年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实行了书面考试，1802年才有学士学位考试。而正式的文官考试，法国是1791年开始实行，大革命后渐趋松弛，1840年后法国又重新考虑建立文官制度，至1875年法国文官系统基本形成。德国约于1800年左右实行文官考试。[10]1806年，英国成立东印度学院，1829年为东印度公司选用文职人员实行公开考试，1855年，英国政府开始推行文官考试，并在1870年使其制度化和正规化。1883年，美国也建立了文官考试制度，并于1893年使其进一步完备。对此，本文不再详细追述。

为了证明中国科举制曾影响西方考试制度这一论点，邓嗣禹广泛查寻，细大不捐，力图将1870年以前出版的记载中国科举制的西方文献搜罗殆尽。其文末附有“记载中国考试制度之西方论著目录”，收录了1570—1870年的78本（期）多数是用英文在伦敦出版的西方书刊。从此，海内外论及科举西传的学者都据此说1870年前谈及中国科举的西方文献有70余种之多。邓嗣禹文的确难能可贵，几乎已将常见的19世纪以前关于中国的西方书刊搜遍，要在此基础上新发现一条资料都不容易。但是，也并非不可能，实际上张沅长文所引资料中已有10种是在邓文所列78种文献之外的，莱茨也找到一些16世纪的珍贵资料。只要我们扩大范围认真求索，在邓、张二文所得文献之外，还是能新发现不少1870年以前论及科举的西方文献。

经过艰难的搜寻，笔者目前已新发现了1870年以前论及科举的西方论著近50种，其中多数也是用英文在伦敦出版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对科举考试的知晓和推崇程度。以下我们选取有代表性的史料分三个阶段加以介述。

（一）17世纪的记载

在17世纪以前，西方所有的出版物并不太多，关于中国的书籍也较有限，谈及科举的主要西文书籍邓嗣禹文已基本收录。但就是在其所列书目之外，笔者还是找到了数种弥足珍贵的文献。

1669年，约翰·韦布（JohnWebb）在伦敦出版的《中华帝国古语历史文集》一书中，论述了中国的语言和文字，在第133～134页谈到了科举使用笔试的情况，说中国人通过考试获得的头衔“就像我们大学中的博士学位，然而却需更勤奋和严格地用功，而且确实竞争更为激烈”；“他们若不能十分准确地写出好的文字，便得不到学位”，那么只好等3年后的下次科举再试。作者在书中还引述了其他学者谈到的中国用同样的科举考试来认可生员身份的情况。[11]

1671年，蒙塔努斯（Montanus）编辑出版了荷兰作者《第二、第三次出使大清或中华帝国记》的英文版，其中说道：“在中国社会中有几种荣誉学位，每个人要通过写优美的文章才能获得这些学位；一旦获得后，他们在朝廷中便能升迁到很高的职位。”书中还提到各地主持或参与管理科举考试者皆是有硕士以上学位的人士。[12]西班牙传教士门多卡（Meadoca）的西班牙文著作《满清征服中国史》也于1671年被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此书第八章谈到满清征服中国后，并不禁止汉人学习汉人学术，顺治皇帝认为中国人十分敬重而且很醉心于学术，于是在1647年初有300多位文士取得了博士学位，600多人得到了硕士学位，此外还有大量的人得到了学士学位，这说明并非只有欧洲才有众多的博士和学士。[13]

葡萄牙来华传教士安文思（Magalhaes）的著作《中华帝国历史新编》于1689年被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书中谈到了中国人获得科名非常荣耀，3种科名含义相当于西方的博士、硕士、学士，并说：“全国的硕士（中国人称之为举人，即有学问的名人）每三年一次集中在北京贡院，一起参加13天的考试。一个月后，在作文考试中显示出最富有创造性和独出心裁的366人被赐予博士学位。皇帝在年轻的博士中挑选最年轻和机灵者进入一个叫作翰林院的机构……这些翰林在院中成长有年，学习真切的统治艺术和优良举止的方法。”[14]

以上4种书籍有关中国科举制的描述还较为简略，而在杰米里（Gemelli）博士《环球航行记》一书中记载得就更为详尽。杰米里博士此书1696年出版，后又收入邱吉尔（Churchill）1704年在伦敦出版的《航海与旅行著作集》中。此书第4部分描述了杰米里在中国看到的许多十分奇异的东西，其中第8章详细描述了考进士点翰林的情况、各省学政去主持考秀才的情况、乡试的内容和时间。“在15个省市中，北京和南京两个都市可取中150名硕士，其他各省或多或少低于100名不等。”“每场考试从黎明到夜晚，在贡院中饭食是由公府提供的，饭食非常清淡易消化，以免考生的才思变迟钝。到晚上考生折好他们的作文试卷并交与指定收卷的人，每个人都要签名。这些试卷由抄书手誊录另本并与原本校对之后，分发到评卷官那里时，已无法知道试卷的作者，这样可以防止舞弊。”作者还对科举考试所用的“四书”“五经”一一作了介绍，并赞叹中国高等教育的普及程度：“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像中国一样有这么多的大学？中国肯定有10000名以上的硕士，其中6000或7000人每三年聚集于北京一次，通过艰难的考试，有365人可获得博士学位。我相信没有任何国家的大学生人数可与中国那样有如此多学士人数相比，中国大约有90000名学士；也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的文化知识这么普及，尤其是在中国的南方省份，不论是富人或穷人、市民或农民都能读书或写字。简言之，除了欧洲，世上没有其他地方像中国出版了这么多的书籍。”[15]杰米里博士对中国南方教育普及程度的估计可能过高了一些，而他对科举考试的观察和记载却相当详细。其描述或许有受到17世纪初在欧洲广为流传的利玛窦和金尼阁有关中国科举的记载的影响，但也是一份了解清初科举制度的珍贵资料。

（二）18世纪的记载

如果说17世纪以前西方人对中国科举制的了解还不够系统的话，那么到18世纪，随着更多的西方传教士和外交使节来华，西方人对科举的了解也就更为全面了。17世纪以前来华的西方人中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占有较重要的地位，而18世纪法国、英国人渐居上风，用法文和英文出版的谈及科举制的书籍出版量也更多了，以至许多英、法学者崇尚中国文化，连伏尔泰、卢梭、孟德斯鸠等一代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也赞扬有加。因此，从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看，在一定意义上，欧洲的18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笔者也新找到了一些记载科举的西文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