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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关于要素对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作用的分析及东西方教育文化的佐证与差异性对比(第2页)

宗教科技类型对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的作用:分析、佐证与对比

(观点)总的来看,宗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推进了我国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并在科学的传播中起到了推动作用。

相对于我国儒家文化而言,基督教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宗教科技类型作用。前面已经讨论了我国的历史发展依然是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宗教的发展从历史的角度看,始终处于从属或次要地位,尽管如此,我国本土宗教——道教,在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的过程中做了很多炼丹实验,由此炼丹士将硝石、硫黄和木炭混合起来,发明了火药。唐初孙思邈的“内伏硫黄法”即最早的火药发明。宋朝对道教极力提倡,促进了指南针的改进与使用,发明了“地螺”,用磁针确定地磁南北极方向,用日影确定地理南北极,到1125年,指南针用于航海。除此之外,道教对医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外来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在我国也有不同程度的影响,在哲学和艺术上表现的较为突出。

在科技的传播上,唐朝人印制佛教经文推动了雕版印刷业的发展,宋朝人——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大大节省了人力,缩短了出书时间。耶稣会对在我国传播欧洲的科学和数学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当然,耶稣会会士传播宗教信仰是他们的主要任务。由此,总的来看,宗教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也推进了我国科学发展和技术进步,并在科学的传播中起到了推动作用。我国第三阶段历史明朝中叶之后,道教衰落,清朝统治者重视佛教抑制道教。辛亥革命之后,新文化思想的兴起,西欧近代科学技术及基督教会传入我国,原有宗教受到冲击,科学技术受到了应有的重视。

西欧宗教与科学技术。西欧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基督教。然而基督教文化是崇拜上帝,不断扩大上帝的选民,因此鼓励人们从事探险活动,征服未知世界,不仅体现在西欧的探险活动、殖民扩张上,还体现在对自然界及宇宙的探索上。坚持精神世界服从上帝,世俗社会救赎人类的主张,因此认为,上帝是完美无缺的,自然界及人类社会的一切现象都受上帝支配。由于基督教特有的文化现象,所以尽管基督教在历史上对科学也产生过阻碍作用,对科学家进行迫害,但是,有许多基督徒依然成为了自然科学家。应该说,相对于我国儒家文化而言,基督教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起到了促进作用。

基督教认为上帝创造了宇宙万物,当然包括人类的始祖。因此,天体运动规律等自然现象,均体现上帝的意志。如果人类弄清天体运动规律,就能洞察上帝的意志。由于上帝是完美的,所以上帝创造的宇宙自然也是完美的。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众多基督徒在探索自然界及人类社会所构建各种关系的过程中,提出众多理论假设,并在人类生命个体所能够认识的条件下,丰富了人类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之间关系的认识。或者说,由于相信“上帝”的存在,使得人类生命个体在构建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的过程中,遵循“上帝”创造的某种简约与完美的规律,指导生命个体对其建立经验关系的预判,加之基督教徒人道主义伦理的要求——“劳动就是祈祷”,使得生命个体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实践经验关系,实现其对“预判经验关系”的验证。诸如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罗吉尔·培根建立了科学实验研究方法;哥白尼提出的“日心说”体系,得到了伽利略天文观测的支持。从人类历史来看,数学、物理学、生物学、社会学、人类学等诸多学科在建立、完善的过程中,“上帝”都给予了“关键支持”!这一“关键”,都是人类在认识陷入困境时,或依据“上帝”完美的理论找到归宿或启发。

在第三阶段的历史中,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极大地推进了科学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三大革命的进行。西欧在科学及工业上实现了快速发展。科学革命,以哥白尼为代表证实了地球绕太阳旋转,太阳是地球的中心,否定了托勒密传统的地球中心论;伽利略以发明的望远镜,通过观察以经验支持了哥白尼;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对天体运行给予了革命性解释,揭开了天体运行规律面纱,“自然界好像一个巨大的机械装置,按照通过观察、实验、测量和计算可以确定的某些自然法则进行运转。人类的各门知识都可以分解为有理性的人所能发现的少数简单的、始终如一的定律”[24];安东尼·拉瓦锡(1743-1794年)发现了物质守恒定律,李比希发现了化学肥料,路易·巴斯德发现了疾病的微生物理论;达尔文发现了进化论等。从此,奠定了诸如天文学、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医学等理论科学。

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改进为标志,极大地推动了纺织业、采矿业、冶金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的工业化进程。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互为推动作用,如科学家对煤的研究与开发,提炼出“数百种染料、阿司匹林、冬青油、糖精、消毒剂、轻泻剂、香水、摄影用的化学制品、烈性炸药及香橙花精等”[25];工业的发展、问题的解决,也极大地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如纺织工业的发展推动了染料的研发——珀金发现了合成染料;纺织机、铁路、汽船、炼铁。与此同时,电影、电灯、电话、汽车、火车、飞机、火箭等领域理论和技术也得到了突破。

其实,近代计算机、移动终端通信、3D打印等技术在西方社会率先发明与应用,无不证明人类新的生命个体的无限潜能的存在。当然,当人类生命个体与对自然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系态,如果无限制地向自然界索取时,自然界与人类生命个体建立的关系,也将发生转化,即优化关系、正向关系可能转化为抑制关系或负向关系,因此,科学的发展也需要兼顾自然界的承载力,否则人类在科技发展的同时,也在消灭人类自身!

战争规模与频度对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的作用:分析、佐证与对比

(观点)纵观世界人类历史进程,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朝代更替时期,其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和新发明都要好于朝代稳定的中后期。

西欧文明的历史,也是在不间断的战争中实现其发展与进步。

纵观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都是基于人类生命个体本质属性的需求,当然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存,进而追求生命最优。因此,战争的本质说到底是人性使然,不管是内部战争还是对外侵略战争,不管发动战争的一方怎样掩饰,其实就是生命个体或群体追求未来的生命存在或生命最优。

“技术停滞不前,生产力受阻”,导致人类生命群体未来存在的危机,由此引发内部群体战争;或由于群体外部追求生命最优,实施侵占掠夺进而引发的外部战争。不管是内部战争还是外部战争,其作用必将唤醒昏睡状态下的生产技术,当然,外部的侵略战争,除唤醒内部的技术外,还将带来内部不曾建立或不知晓的现实经验关系,即新知识、新工具与新技术,由此推动实现人类学家们称之为“受到阻滞的领先的法则”。

因此,讨论战争的规模与频度有利于发现人类生命个体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经验关系的活跃程度,以此促进人类生命个体为其确保生命存在或实现生命最优而积极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现实经验关系,由此必将涌现出人类优秀的生命个体发现新的现实经验关系,发现、发明新的技术,制造新的工具。

纵观世界人类历史进程,古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朝代更替时期,其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和新发明都要好于朝代稳定的中后期。

西欧文明的历史,也是在不间断的战争中实现其发展与进步。众所周知,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从约公元前20世纪至前12世纪,爱琴文明伴随着战争,先后形成克特岛和迈锡尼文明中心。至古罗马时代,自11世纪至13世纪下半叶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中世纪,查理大帝逐鹿西欧;英法百年战争;文艺复兴至20世纪,英吉利海峡海战;三十年战争;英国内战;英法海军大战;俄罗斯北方战争;美国独立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及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等,都极大地推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新思想、新理论的产生与传播。与此同时,不可避免地推动了教育的发展。当然,大规模、不停息或过于频繁的战争也不利于新思想、新技术的产生和发展。

那么,有没有能够替代战争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媒介?

历史证明,适度规模、频度的战争确实有利于唤醒长期稳定的、单一的、缺乏活力的现实经验关系停滞不前的重复,但是,必须承认,战争的另一面对人类现实的部分生命个体不仅在物质上,而且还在精神上都将带来巨大的伤害。因此,需要找到这样一条途径:不通过战争而又能够唤醒生产技术的发展,进而推动生产率的提高——创建一个“高度有序信息流的开放体系,实现信息流转化为实际需要的自驱动发展”。

然而,高度有序信息流的获取及其现实转化是其关键,它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人类生命群体中的不同生命个体追求生命存在或追求生命最优的需要。如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经济学家所认为的生产力“‘一个进入自驱动发展的起飞’……当时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它已迅速降低的成本极大量地产生商品,以致它不再是依靠原有的需要,而是创造出其自己的需要……汽车制造业就是这种现在很普通但以往却无人知晓的现象的一个例子”[26]。二是保持生命群体成为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关键关系、重要关系、优化关系的需要。

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始终呈现加速状态: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化时代、大数据时代等,都充分体现了一个群体组织或国家成为关键关系、重要关系、优化关系(以下简称“三关系”)一方的重要性;如果一个群体——国家或地区组织不具备保持成为与第二结构系统要素建立“三关系”的需要,这个国家或组织的信息流就难以称之为“自驱动”。早期的苏美尔文明的衰落、中世纪的中国农业文明的衰落及20世纪苏联突然间发生解体,可谓是“自驱动”不足。若要充分保持“自驱动”的动力,就要像前美国总统林登·B。约翰逊告诫美国同胞时说的那样:“我们必须以变应变”[27]。

通过经济基础要素、政治基础要素、文化基础要素、宗教基础要素、科技基础要素及战争规模、频度及破坏性六要素,对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作用的分析,我们将东西方教育文化的本质作如下理解。

我国的教育文化,以追求人类生命个体获取知识积累或某种技能为目标,以适应“科举”需要。其成功与否,取决于生命个体考试成绩,因为其考试成绩是生命个体更好的“升迁”通道或是最具有“选择”条件的要件。“通道”或“选择”是实现其人生价值的重要中转站,也是其实现“光宗耀祖”的阶梯。当前,考试内容已经从1911年前单一的儒家经典,扩展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并存的局面,但是以追求人类生命个体获取知识积累为目标,实现为其家族“光宗耀祖”价值趋向的教育文化,却没有太大的改观。

西方教育文化已经从单一追求生命个体获取知识、思维或某种技能为目标,转向追求以人类生命个体为本位的“健康生长”为趋向,以实现人类生命个体未来幸福生活、生存及作为社会公民对社会履职的需要。因此,西方教育文化从学校环境、建筑等布置上更追求“人天合一”,在班级授课基础上追求“小班化”个性教育和尽可能为学生提供更多教师的课程选修,以满足学生兴趣或“灵动能力”差异的需求,即努力实现以学生生长为中心的教育文化。

综上讨论,可以看出,教育文化现象本身是人类生命群体在追求生命最优的过程中,对教育呈现出某种需求的现象。因此,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人类生命群体对教育的某种需求既有联系也有不同,甚至有很大的不同。即使是同一生命群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教育的某种需求也可能不同。所以我们认为,教育文化既是人类历史的,也是人类现实的;既是人类生命群体的,也是人类生命个体的;既是人类生命群体某个区域的,也是人类生命群体某个阶层的;既是国家的,也是民族的。既然如此,形成东西方教育文化的差异,也是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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