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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1页）

结语

上面讲了许多问题和个人的看法。总的来说，教育发展的出路在于改革，而改革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全社会，包括学校教师、家长、政府官员、用人单位、媒体，都要有正确的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用实际行动支持教育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出教育的困境。《道德经》中有一句话：“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我觉得这句话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来说，很有借鉴意义。叶圣陶先生说“教是为了不教”，这与老子的说法基本一致。现代教育的一个特点，就是要从教转到学。教育不是教师施教于受教育者，而是学习者自己学习、亲身体悟。这也是《道德经》一贯主张的自然哲学思想的一种教育观点。《道德经》认为，一切事物发生、发展都有规律，这个规律就是“道”，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人们通常认为道家是无为之学。“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认为无为才有所为，为君者无为，老百姓才有所为。所以《道德经》又说：“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这里讲的是为政之道，引申到教育上，又何尝不是这样？《道德经》说的无为而治也可以用到教育管理上。教育应遵循教育规律和儿童成长的规律（即道），让基层的教师、让学生有所为。教育行政部门不为，下面的学校就能有所为，有所创造，办出特色；教育局长应该放权给学校，局长的无为让校长有所为；校长要放手让教师改革创新，校长的无为酝酿出教师的新鲜经验。家庭教育也是这样。父母事事都包办代替，孩子的能力就难以发展。教师的无为并不是说不为，而是为了让学生有所为。教师表面上无为，其实是为了放开手让学生有所为。如果教师事事都管着学生，学生是难以有为的，也难以成长。

2014年，芬兰教育与科技部部长克丽斯塔·基乌鲁在答《中国教育报》记者问时说：“在芬兰教育中，所有事情都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优质的教育，就应该给教育者充分的信任和自由。如果一个工作设定了各种条条框框并加以限制，就打击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工作者们的创造和探索**也就随之受挫。高度的教育自主权使教师在芬兰成为一个有魅力、受尊教、受欢迎的职业，每年吸引着全国最优秀的人才投身教育事业。”[48]据说在芬兰，教师的工资并不高，但因为教师受到社会的信任和尊重，有充分的自主权，吸引了许多优秀人才当教师，并使芬兰教育成为世界一流教育。

我们现在的教育，一级一级管得太死了，所以要提倡老子的“不言之教”，学习芬兰的经验，遵循自然之规律，自由发展人的自然本性。最后我再次申明：

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没有兴趣就没有学习；

教书育人在细微处，

学生成长在活动中。

这就是我的教育信条。

[1]王承绪、顾明远：《比较教育》，73～7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2]王承绪、顾明远：《比较教育》，63～64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3]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56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林红：《“小升初”，家长孩子都需越道心理“坎儿”》，载《光明日报》，2010-08-30。

[5]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见瞿葆奎：《元教育学研究》，401～40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

[6]顾明远：《思考教育·顾明远自选集》，10～11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7]顾明远：《思考教育·顾明远自选集》，10～11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8]前两份报告为1972年发布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又称《富尔报告》）和1996年发布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又称《德洛尔报告》）。

[9]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2015。

[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2015。

[1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2015。

[12]巩昂，美国华裔学生，2005年还是高中学生，暑假回中国时和他的父亲一起来看我，并带来他的书稿《我在美国上中学》。我为他的书稿写了序言，由中国盲文出版社2005年出版。这里冒昧摘用他书稿的内容。

[13]［苏联］凯洛夫：《教育学》，沈颖、南致善等译，58～60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53。

[14]所谓五段教学法，即每堂课设五个基本环节：组织教学、复习旧课、讲授新课、练习巩固、布置作业。

[1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论教育》，166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16]本条在200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修订时有变动。

[17]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194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

[18]教育部计划财务司：《中国教育成就：统计资料（1980—1985）》，65页，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20世纪80年代初，高中毕业生逐年减少是因为对普通高中进行了调整。“**”期间，我国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片面地缩短学制，中小学实行九年制、十年制，即小学五年，中学四年或五年，严重地影响到中小学教育质量。自1980年开始，我国逐渐延长中学的学制，恢复初、高中分段教育，对高中阶段进行调整，因此，这个时期高中毕业生数大幅下降。

[19]素质教育调研组：《共同的关注——素质教育系统调研》，1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