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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中国新学制的诞生（第1页）

第一节中国新学制的诞生

新学制诞生的准备时期

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办学校的目的是传教。洋务派开办洋学堂，目的是培养一批办洋务的人才，并没有想到要建立新式的学校制度。相反，他们害怕西方文明摧毁中国的封建文化，从而动摇封建专制统治，因此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所谓中学为体，就是建立在中国儒家文化“三纲五常”基础上的政治体制不能变；西学为用，即西方的科学技术可以为我所用，成为洋务派希冀的“自强富国”的手段。他们只看到西方文化中的器物层面，认为中国不如西方，主要是缺少坚船利炮。但是，甲午一役，摧毁了他们的幻梦。一部分觉悟起来的知识分子逐渐认识到，甲午之役的失败主要不是在器物上。当时我国的北洋水师在装备上、在舰船的吨位上都比日本海军要强，但是为什么还吃败仗呢？关键还在于制度上。腐朽的封建专制制度才是失败的真正原因。于是发生了维新运动。

维新运动是由一批具有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发起的。他们认为仅有西方的科学技术、坚船利炮并不能救中国。维新派的主要领导人梁启超提出“以政学为主义，以艺学为附庸”的主张，“政学”就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学习西方政治的目的是建立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维新派企图依靠光绪皇帝的力量进行自上而下的政治体制改革，建立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度。

为了变法的需要，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猛力批判维护封建政体的伦理道德，批判封建主义教育。针对宋明理学的“穷天理，灭人欲”的封建主义教育纲领，康有为指出，从来没有什么天理，而人的自然欲望、血气心知倒是天之所赐，这叫作“天欲而人理”[1]。但是，同时他又把一切维新变法的思想归之为孔子“托古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展（见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认为孔子修《春秋》，复周礼，就是改革政体，因此，改革政体，古已有之，今天的改制，不仅不违背古训，反而是遵循圣人遗志，革新图强。

维新派非常重视教育事业，把教育作为推进政治维新、振兴中国的重要手段。康有为认为：“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梁启超则指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他们提出了教育改革的主张。1895年，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无能。康有为、梁启超等联合在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改革，这便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书中痛陈八股科举之危害、开办新学之必要，说：“功令禁用后世书，则空疏可以成俗，选举皆限之名额，则高才多老名场……题难故少困于搭截，知作法而忘义理；额隘故老逐于科第，求富贵而废学业。”[2]又说：“尝考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3]康有为还亲自在广州办起万木学堂，培养维新人才。黄遵宪、谭嗣同等在长沙设立时务学堂，聘请梁启超为总教习。可惜维新运动很快就被顽固派击败。但它对中国传统文化冲击的影响是深远的，它为新式学制的诞生准备了条件。

维新运动虽然失败了，但这个时候的清政府已经穷途末路，外有列强的侵略，国内阶级矛盾也进一步激化，清朝统治集团感到已经不可能按照旧的方式维持自己的统治，于是不得不实行所谓“新政”。“新政”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废除八股，停止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自隋朝建立以来，便成为统治阶级选拔人才的手段、封建教育的核心。学校教育变成了科举的附庸。因此，八股不废，科举不改，新的教育制度难以产生。在维新派的主张下，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发布上谕，废除八股试帖法取士，改试时务策论。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发布上谕，“谕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著即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4]自此，在中国绵延1300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得以废除。

第二，改书院，建学堂。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皇帝发布上谕，将各省府、厅、州、县现有的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堂。其中，省会的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城的书院改为中等学堂，州县的书院改为小学堂。地方自行捐办的社学、义学等，也一律兼习中学、西学。另外又筹建各类专门学堂，如设立农务学堂，蚕桑学堂，铁路、矿务、医学、语言等学堂。

新式学堂的创办，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科技人才、军事人才、翻译和外交人才，来自西方的大量的自然科学知识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同时也为新学制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我国师范教育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维新派很重视师范教育，认为办学堂首先要有师资。梁启超在分析洋务派所办学堂成效甚微时指出：“其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5]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大理寺少卿盛宣怀经奏准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内设师范院，为其他各院培养师资，是为我国师范教育之始。

第三，创办京师大学堂。早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就倡议创办京师大学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发布上谕，令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着手办理，以“广育人才，讲求时务”为宗旨，规定京师大学堂为全国最高学府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各省学堂皆归大学堂统辖”；教育方针仍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谓“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6]。课程也是“中西并重，观其会通，无得偏废”。学生入学后，先习普通学，卒业后再习专门学。1898年11月开学时，学生不足百人。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起，学堂停办。1902年复校，张百熙继任管学大臣，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先设预备科（分政、艺两科）和速成科（包括仕学、师范两馆）。1903年增设进士馆、译学馆及医学实业馆。1907年又增设博物品实习科。1910年分科大学正式开办，陆续开设经、文、法政、格致、农、工、商七科。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的成立，为以后新学制的建立打下了基础。

科举制度是我国从隋唐时期开始实行的文武官吏后备选拔制度，历经1300年。它对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传统文化的传播与发扬，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明以后，科举制度逐渐腐败，特别是明成化始行八股文以后，官、禄诱使读书人专攻八股，其害无比。随着现代社会文明学校的兴起，废除科举成为历史的必然，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光绪皇帝颁诏废除科举。图为废除科举的诏书。

第四，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时期派遣留学生主要是赴欧美诸国，人数不多。“新政”时期主要派赴日留学生，而且人数逐年增多。从单一的官费派遣，变成官费、自费等多种形式并举。从1896年清政府派遣第一批13名赴日留学生起，到1902年，留日学生增加到500余人，1903年1300余人，1905年至1906年，更是增至近万人。[7]留学生所学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有学自然科学的，有学社会科学的，还有学军事和师范的。特别是鉴于国内开办学堂的需要，学师范的留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批留学生回国以后，其中的很多人从事教育工作，对我国教育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壬寅一癸卯学制

北京大学（京师大学堂）

清廷在实施上述“新政”、开办学堂的基础上，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正式推行现代学制，但因种种原因，未及施行。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3日）又颁布了《奏定学堂章程》。农历称这两年为壬寅年和癸卯年，因而教育史上称这两次颁布的学制为壬寅—癸卯学制。

壬寅学制颁布以后，受到顽固派的激烈反对，再加上学制自身存在着不足，未能付诸实施。在张之洞主持下，经过修改，癸卯学制于次年颁布了。学制包括《学务纲要》《大学堂章程》《通儒院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高等小学堂章程》《初等小学堂章程》《蒙养院家庭教育法章程》《优级师范学堂章程》《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实业教员讲习所章程》《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实业学堂通则》《译学馆章程》《进士馆章程》《各学堂管理通则》《各学堂奖励章程》19项，主要学习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新学制。日本学制纵向为直系，分三等六级，自小学至大学为直系；横向分普通学校、实业学校、师范学校和各种专门学校，后三类为旁系。癸卯学制与日本学制基本相同。纵向也是三等六级，横向分普通、师范、实业三类。所不同的是，癸卯学制特别重视经学，从小学到中学毕业，必须读过《孝经》、“四书”、《易》《书》《诗》《左传》，以及《礼记》《周礼》《仪礼》节本，因而小学学制长达九年，每周学习的课时要比日本小学多得多。

京师大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之一，创立于1898年。图为京师大学堂校牌。

为什么癸卯学制以日本学制为蓝本？这与当时中国的整个形势和舆论有关。周谷平在《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中做了五方面的解释，我基本上同意她的观点。结合我自己的理解，现将其原因归纳如下。

第一，日本明治维新之前曾经遭受过与中国同样的命运。1853年，美国海军侵入日本浦贺湾，迫使日本幕府开港，以后日本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但是他们通过明治维新，推倒幕府，建立了天皇制的资产阶级政权，并大力发展教育，引入西学，开启民智，短短几十年就雄踞东亚，跻身列强。因此，无论是清政府中的新洋务派，还是维新改良派人士，都想效法日本，通过教育培育人才，实行维新变法，以求对内挽救王朝，对外抵御强敌。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说：“日本一小岛夷耳，能变旧法，乃能灭我琉球，侵我大国，前车之辙可以为鉴。”[8]

第二，日本的学制开始也是学习西方的，参照了法国、德国的教育制度，但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摸索，已经走上了日本化的独特道路。特别是1890年颁布的天皇的《教育敕语》，以忠君爱国、发扬“大和魂”的民族精神为根本宗旨，培养“和魂洋才”。这种教育宗旨与中国洋务派主张的“中体西用”思想不谋而合。因此，他们认为日本是东方学习西方的榜样。

第三，日本教育在经历了西洋化到日本化的历程后，已经对西方教育进行了一番去粗取精，经历了选择、吸收、消化和融合的过程。中国和日本的文化背景相同，过去都是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因此，中国教育向日本学习，可以减少摸索，少走弯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第四，日本与中国是近邻，文化相近，文字语言也相近，可以节省时间和经费。清政府1898年8月2日的上谕称：“出国游学，西洋不如东洋。东洋路近费省，文字相近，易于通晓，且一切西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

第五，中国接触西学，最早是通过传教士，到19世纪晚期，则主要通过日本翻译以后传过来，正如上谕中所说，“且一切西学均经日本择要翻译”。所以学习日本的教育，从根本上还是学习西方的教育，日本不过是西方教育的二道贩子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