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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怎样做一流的教育家陶行知的启示（第1页）

七、怎样做一流的教育家——陶行知的启示

陶行知先生在《第一流的教育家》一文中说：“我们常见的教育家有三种”：一种是政客的教育家，他只会运动，把持，说官话；一种是书生的教育家，他只会读书，教书，做文章；一种是经验的教育家，他只会盲行，盲动，闷起头来，办……办……办。那么，怎样做一流的教育家呢？就这个话题，结合陶行知的生平事迹，谈一谈笔者的看法。

首先是应立志。

要做一流的教育家，首先要立志，立宏伟大志。古人说：有其志必成其事。陶行知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一流的教育家、首先就在于他少小立志，拯救中华，“为中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

陶行知的人生志向并非生而就定，而是因时而生，依势而更。管窥其求学历程，便可从中得到印证。

陶行知的人生志向，大体经历了如下四次阶段性的变更。

一是医药救国。与孙中山、鲁迅等名人一样，少年陶行知开始确立的人生志向便是行医，救死扶伤。他17岁毕业于徽州崇一学堂之后，便赴杭州投考广济医学院。促使他发愿发医的直接动因是其姐的幼殇以及家乡缺医少药的现状。此时的他将满腔报国之志化作做拯救世人肉体苦痛的良医的人生志向。

二是文学救国。陶行知在广济医学堂就读的时间不长，即因受到歧视而愤然退学回乡。在家苦学英语半年后，又于1909年考入南京汇文书院就读。此时他的兴趣开始朝文学定向。尤其是通过学报《金陵光》的编辑及作品的陆续见诸报端。更日益坚定了他以文学刷新国民精神风貌的人生志向。

三是政治救国。辛亥革命的爆发催生了陶行知政治救国的梦想。他不仅回乡参加了屯溪阳湖余家庄起义，而且还担任徽州议会秘书达半年之长。其后，政治救国的理想不断加强。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就蕴涵着“非共和之不足救国”的思想强光，并把赴美伊利诺斯大学攻读政治学硕士学位寻求政治救国之道作为自己的人生志向。

四是教育救国。陶行知留学美国后，深感美国社会的繁荣与富强，深受进步教育运动的熏陶和影响，深切认识到教育改造社会的作用及力量，便开始萌发“教育救国”的思想。他在1915年获得伊利诺斯大学政治学硕士学位之后，毅然选择美国的教育重镇——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作为他获取“更高级学位（博士）”的理想之场。入读该校后，他曾明确地表露了这种教育救国的志向：“我的毕业志愿是，通过教育而非武力来创建一个民主国家……我坚信，没有真正的公共教育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和国。”因此，“我回国后将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建立一套有效的公共教育体制”“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这便奠定了他留美归国时的人生志向。陶行知一旦立下平生志，就“壮志未酬臣不休”。纵观他的人生之旅，依其学术水平、自身条件、管理才能、个人际遇来看，无论走上“红道”“黄道”，都有可能取得辉煌成就，“高官厚禄”“衣食无忧”。但他不为名利所引诱，不为权势所左右，对于种种“红道”“黄道”均不屑一顾，而是埋头走自己的“正道”——“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探获生路”，“不做政客教育家”，终生甘为孺子牛。

陶行知在人生道路上已经历了四次推却。

一是坚辞大学教授之教职。陶行知是民国初期的留学生，毕业于美国著名大学，完全有条件在大学终生从教。然而这位留洋多年的大学教授，身居教育高层的知名人物，毅然决然放弃每月500大洋的优裕生活，脱下西装革履，穿上草鞋布衣，离开都市，走进乡村，投身平民教育和乡村教育，把整个的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的农民。“这是何等的魄力，教育界有这种魄力的人，不愧受我们崇拜！”

二是婉拒大学校长之高职。陶行知在大学当过教授、教务主任、教育科（相当于今日的院）主任和教育系主任等职。凭自身条件，当个大学校长理所当然。事实上，1924底，北京政府教育部就聘请他担任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武汉大学前身）校长这一高职，他婉言谢辞。1928年他的母校金陵大学又有聘他为校长之美意，他又婉转推辞，依然坚守着自己的教育阵地，甘于清贫，乐为人梯。

三是推脱教育厅长之官职。陶行知学教育出身，且富管理才能，担任教育厅长之官职，定能胜任。事实上，他的行政才能早已为当政者所闻。1927年，冯玉祥将军就诚聘他任河南省教育厅长之官职，他推却不就。时任皖省主席的李宗仁邀请他回安徽做教育厅长，被他推脱。试想一般读书之人逢此机运，莫不趋之若鹜，而陶行知则嗤之以鼻，一笑了之，“这又是何等的魄力！”

四是谢辞总干事之要职。以陶行知的条件和才干，向右转而亲近现实政权，官居要职，不仅可能而且可以实现。1938年10月间，他赴亚、非、欧、美宣传抗日归来，即受到蒋介石的召见并出席蒋夫人宋美龄为其主持的接风宴，还与蒋夫人进行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深谈”。宋美龄再三要求他留下担任三青团总干事之要职。这对“政客教育家”来说无疑是绝大喜事，然而陶行知却不趋炎附势，他用极其真诚坦率而又巧妙的方式予以谢辞，依然以“回国三愿”作为自己归国后事业的寄托和最大的志愿！

透过陶行知人生志向的四次抉择和人生际遇的四次推却，我们可以看出陶行知“为中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的人生志向是何等高远，矢志献身教育的意志是何等坚强！这正是陶行知作为“一流的教育家”不同于其他教育家的感人之处，这也正是陶行知作为“人民教育家”的本色所在。

其次是立功。

做“一流的教育家”，既要立宏伟之志，又要立显赫之功。古人曰：志不立则无以立功。陶行知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一流的教育家，就在于他不仅有献身教育之志，而且有投身教育之行。“敢入未开化的边疆”“为中国教育探获生路，寻觅曙光”“不做书生的教育家”。

陶行知一生曾经发起七大教育运动。

一是发动平民教育运动。对于平民教育，陶行知界定为“平常人民的教育”，要用最少时间，最少经费，教导年长失学之人读书学文化、爱国做主人。1920年，他在南京高等师范组织学生到附近平民社会中推行平民识字活动，这是他在实践上迈向平民教育的第一步。1923年6月，在参观浙江嘉兴等地的平民教育之后，陶行知开始全力投入平民教育事业，并在平民教育运动中作出了许多创造性贡献：创造推行“平民读书处”，作为平民教育的教学组织形式；编辑出版《平民千字课》，作为平民教育的课程教材；发明推广“连环教学法”，扩大充实平民教育师资。

二是推行乡村教育运动。陶行知力倡对乡村教育进行彻底改造，走向一条生路，培养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和社会改造的精神。为此，他先后组织了乡村教育同志会、乡村教育研究会、民众教育研究会，创设了《乡教丛讯》、《乡村教师》周刊，并创办了晓庄学校。

三是开展普及教育运动。争取在中国实现普及教育是陶行知一生最大的心愿，也是他毕生从事教育实践及其教育思想体系的中心。在开展普及教育运动中，他把重点放在农村，进行“全国财力总动员”，创造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普及教育的方式和方法。

四是发起国难教育运动。1931年到1935年，是陶行知推行国难教育运动时期，他以教育为武器展开抗日救亡运动。国难教育的提出。正是他多年来倡导救亡的大众教育的合理发展，旨在推进大众文化，争取中华民族之自由平等，保卫国家领土与主权之完整。

五是投身战时教育运动。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陶行知把“国难教育”改为“战时教育”。把学堂变成战场和把战场变成学堂，创办了《战时教育》旬刊，发展壮大了“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在香港设立了中华业余补习学校，使战时教育成为随战事进展而产生的特殊生活。

六是从事全面教育运动。陶行知认为，全面教育即全面发展的教育，通过心、脑、手并用，实现智力和体力的全面发展；通过学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相结合，实现教育内容的全面展开；通过把健康、科学、劳动、艺术及民主构成和谐的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和谐发展。

七是倡导民主教育运动。倡导民主教育运动，实现教育民主化，是陶行知几十年来立足于教育事业孜孜追寻民主政治的必然结果，也是他自身民主资质长期汇集凝淀的客观反映。他认为民主教育之目的就是“教育为公”，进而实现“天下为公”的民主政治。

四大领域。

一是社会教育。社会教育是陶行知提出的“社会即学校”这一基本原理之具体运用，使受教育的覆盖面迅速扩大。他在社会上创办了昆明学校、笑山平民读书处、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等各种方便人民大众及其子弟的学习场所，运用社会力量，推动教育事业之发展，给旧的学校观和教育观带来了根本性变革，有力配合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

二是师范教育。陶行知认为：“师范教育可以兴邦，也可以促国之亡。”惟其为此，他终生致力于师范教育，并亲自创办和主持了晓庄师范，堪称中国提倡乡村师范教育第一人。他在师范教育中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教学做合一”的方法。并大力推行“艺友制”。

三是特殊教育。陶行知认为对于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应该进行特殊教育，为此，他创办了育才学校，专门收容有才能的难童入学。他力倡对特殊才能应注意从小发现，及时培养，在集体生活中和普通教育的基础上实施全面发展的特殊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注意因材施教，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培养创造能力和自学能力，充分发展其主观能动性，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密切配合下，共同推动特殊教育之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