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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行知并重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社会实验（第3页）

（六）普遍的生育训练，使人人到了生育年龄可以生得少，生得好，以再造未来更优良的民族。

陶行知要求乡村工学团，将上述“六大训练”在自己乡村里尽量推进，以造成“中华民国”的健全分子，并与全国的一百万个乡村联合起来，共同推进。他认为，这样做就可以使整个中华民族“起死回生”，就可以造成一个“伟大的，令人敬爱的‘中华民国’”。

1932年夏，陶行知撰写了《乡村工学团试验初步计划说明书》，系统地阐述了乡村工学团与传统教育的区别，并具体回答了如何建立乡村工学团等重要问题。

陶行知认为，乡村工学团与传统教育至少有“七大区别”，换言之，乡村工学团与传统学校相比，有七个特点：

（一）传统的方法，是学校与社会隔离；乡村工学团主张以社会为学校。

（二）传统的方法，是生活与教育分家；乡村工学团主张生活即教育。

（三）传统的方法，把师生的界限分得太严；乡村工学团主张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我们跟农人学种田，农人跟我们学科学，这是相师相学的意思。我们还可以教大徒弟去教小徒弟，七十二行都有资格做先生，都有资格做太上先生。先生既多，学问自广。

（四）传统的方法，是先生教而不做，学生学而不做；乡村工学团主张先生在做上教，学生在做上学。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这便是教学做合一之要义。

（五）传统的方法，是教劳心者不劳力，不教劳力者劳心；乡村工学团主张在劳力上劳心，才算真正的做，否则便是瞎做瞎学瞎教了。

（六）传统的方法，教人先费几年，把知识装满了再去行；乡村工学团主张“行是知之始”，我们要在行动上去追求真知识，有行的勇敢，才有知的收获。

（七）传统的方法，是教少数人升官发财；乡村工学团主张与大众共甘苦，同休戚，以取得整个中华民族之出路。[16]

陶行知认为，乡村工作团的主体，应该是“本村之真农人”。所谓真农人，就是“靠自己动手种地吃饭的人”。村外的同志，只处于“推动、赞助、辅导的地位”。而这种推动、赞助、辅导，以适合本村需要的时期为限。推动的宗旨在求本村之自动；赞助之宗旨在求本村之自助；辅导之宗旨在求本村之自导。多年的乡村改造运动的实践经验，使陶行知感到，“乡村改造运动者，最忌替农人做”。代替农人做，一手包办，最终农人仍旧不会自己做。农人自己不会做，那么替农人做也就失去了意义。

山海工学团的组织机构。关于山海工学团的组织机构，陶行知在《工学团组织大纲草案》中作了规定：工学团设团长1人，团副1人，领导全团活动。设小工师（小先生）若干人，分管技术或文字指导。团部会议为最高机关，负责制订全国共同遵守之规约及共同进行计划。另设考核员2人，以监督全团团员及职员的行为。每团设指导员1人，由导师担任。

考核工学团的团员须挂绿布条徽符，上书××工学团××人。凡以一种技术或文字至少教2人者，得到绿布条上加一颗金星。其所教学生又教学生2人者，则在绿布条上加两颗金星，表示有两代学生。对小先生的考核，以小先生所教学生的成绩为依据。教会家中1人通读《老少通千字课》4册，可得4分。跳出家庭，教邻居1人通读《千字课》者，可得5分。教的人越多，得分越高。

山海工学团实验的活动与措施。山海工学团中最先成立的是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该工学团自10月1日建立之后，迅速开展如下工作：（1）工读结合。设有木工、袜工、藤工三个手工工场，聘请工匠作技术指导，师生学手工，工匠学文化，自己动手制作课桌椅、简易教具、玩具及实验器具。同时还在生物教师指导下，学习养蜂、养兔、种菜等农副产业生产。工学团通常上午学习文化科学和政治知识，下午参加劳动。（2）防治疾病，普及医药卫生常识。工学团设立小诊疗所，聘请医生担任医学指导，免费为农民治病，送医送药上门，辅导农民家庭卫生。（3）开展文娱活动。每星期五晚上举行同乐会，师生农友欢聚一堂，演节目、讲故事、玩科学把戏。

孟家木桥儿童工学团影响所及，使得山海地区周围近10里内的各村如萧场、沈家楼、红庙、夏家宅、越泾巷、侯家宅等相继办起工学团。按年龄性别分，则有青年工学团、儿童工学团、幼儿工学团和妇女工学团；按生产性质分，则又有棉花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养鸡工学团、缝纫工学团和纺织工学团。

继踵山海工学团而创办的是晨更工学团和光华工学团。它们设立于沪西周家桥工业区的边沿，分别由晓庄学生徐明清和朱泽甫负责主持。选择这一城乡交接的结合部作为办学地点，显然是陶行知的精心考虑。此后在上海创办的工学团，还有晓庄学生孙铭勋、戴自俺主办的劳勃生路劳工幼儿团，陶行知倡办的中国普及教育助成会，方明主办的静安寺报童工学团和流浪儿童工学团，在徐明清启发引导下，英美烟厂女工朱冰如主办的浦东女工读书班等。上述单位，尽管有的名称不叫工学团，但其实质都是工学团的组织。

在陶行知的推动下，工学团实验不久便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这一新型的教育组织中，陶行知及其弟子和当地群众同甘共苦，努力奋斗。他们在做中教农民科学种田，发动农民修桥铺路抗旱救灾，发展生产，移风易俗。他们为工人开办夜校，举办文艺体育活动。1933年10月，为庆祝山海工学团成立一周年所办的展览会上，展品琳琅满目，前来祝贺的本地及外地来宾济济一堂。此后，有关工学团实验情况经常出现在报刊上和电影中，成为进步教育运动的一面旗帜。人们常常怀着浓厚的兴趣前来参观，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也常常应邀来此讲课或演出。

在推广实践小先生制的过程中，陶行知总结归纳出不少在普及教育中很有实用意义的原则和方法。

即知即传，是最主要的原则和方法。与即知即传相对立的是守知奴，那种大头鬼式的守知奴同那种大肚鬼式的守财奴都是社会上的怪物。即知即传才能收服守知奴，做到知识公有，使中国人聪明起来。能够即知即传的成人，可称“大先生”，小孩便称为“小先生”。小先生的职务，不但是教人，更重要的是教人去教人。小先生的成绩并不仅在直接所教学生的人数，更在间接所传代数之多。等到小先生所教的学生也能教人，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小先生工作的意义也越见其大。

非班级常规，是第二条原则和方法。如果不从实际出发，硬要小先生做起传统先生，把一个班级的小学生交给他去领导，那便是摧残小先生，必定一败涂地。所以，克服贪多的野心，把小先生所担任的人数减少到两三个，是保证小先生成功的基本条件。

开门教人，是第三条原则和方法。关起门来由优秀的大同学教小同学，这种外国流行过的“蓝喀斯特制”，同小先生制毫不相干。小先生制不但要把在校和不在校的小孩都变成小先生，而且要开起大门去找学生。不论是家中不识字的父母兄嫂姐弟，还是隔壁邻居不识字的大人小孩，都是他的对象。只有开门，1000万小先生才能变为3000万，才能体现小先生制的力量。否则，关起门来教来教去，1000万人还是原数，终与小先生制无关。

与生活连在一起教，是第四条原则和方法。文字是生活的符号。在现实生活中，符号与生活可以很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教一位不识字的妻子识字，可帮她读丈夫的来信；教一位不识字的母亲识字，可帮她认医生为其病儿所开的药方；山海工学团进行电化教育，会读入场券的可以半价入座。

要有指导和考核，是第五条原则和方法，小先生在完成自己使命过程中，会遇到种种困难，如找不到学生和不明自己职务，导师都应随时指导。导师还应加强考核，考查小先生所教学生所干出的战绩。在山海工学团用记分法考核，凡小先生救会一人读写一册《老少通千字课》者得一分，教会二人读写一册书或教会一人读写二册书者则得二分，余可类推。小先生团员证上有一颗金星，教出一代小先生则加一颗金星。

在陶行知的积极倡导下，小先生制在普及教育运动中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成绩。到1934年年底，也即小先生制问世11个月后，它已经推行到全国19个省、4个特别市。湖北江陵县和浙江鄞县全县开始普遍采用小先生制，安徽教育厅视小先生制为普及全省教育之要图。在上海及其四郊已有小先生万余人。在宜兴西桥，晓庄畲儿岗，无锡河埒口，淮安之新安，歙县之王充，山东之邹平和泰山，河北之南开和定县，河南之百泉、洛阳和开封，广东之百侯，山西之舜帝庙等地，都有小先生活跃的身影。

与此同时，小先生制在国外也迅速引起反响。日本著名实验学校东京池袋儿童之村小学的教师译述了陶行知有关小先生制的论文。他们表示要深刻反省日本教育过去照搬照抄德国和美国教育的弊病，更多地“注视邻邦中国的动向”，考虑“在教育运动方面的相互协力”。[17]在东南亚地区，小先生制也引起人们的重视。1935年新加坡《星洲日报》刊发了陶行知介绍小先生运动的文章。

山海工学团创办后，名震全国。各地来参观者络绎不绝，并相继仿效。在陶行知的支持和具体帮助下，工学团的种子迅速在全国播种、发芽、开花、结果。如徐明清主办的北新泾晨更工学团，朱泽甫主办的光华工学团，方明主办的静安寺报童工学团、流浪儿童工学团，朱冰如主办的浦东女工读书班、吴淞铁路夜校及无锡小先生承国英主办的西桥儿童工学团等等。尽管有的名称不叫工学团，其实质都是工学团，都是山海工学团的姐妹团、兄弟团；都是环绕着山海之光放出来的卫星，循着山海的轨道在运行旋转；都是在陶行知关怀和直接领导下培养起来的，都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体现与实践。

山海工学团的生活教育实验是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又一次重要实践。它与晓庄师范生活教育实验重点放在乡村师范教育的改革上不同，主要是探讨如何配合民族救亡的头等任务，改变学校教育的内容和形式，用新的思路、原则和方法，去实现整个中华民族的教育普及重任。晓庄师范生活教育实验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被继承和沿袭下来，并在新的形势下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它所创造出来的新的普及教育的思路、原则和方法（特别是小先生制），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事业起了明显的推动作用，甚至革命根据地的教育普及工作，也对之有所借鉴，其影响还扩大到国外（尤其是日本、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等国）。当然，也应看到，晓庄师范生活教育实验中的某些理想主义成分此时也并未完全清除，虽然它已较过去有了相当多的减少。

（三）重庆育才学校的生活教育实验

育才学校的生活教育实验是陶行知人才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实践，它标志着生活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陶行知在长期的生活教育运动中积累了经验，又经过28个国家和地区之行，开阔了眼界，对生活教育又有了新的认识。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到祖国，信心百倍，兴奋异常，他感到努力多年的普及教育运动，在抗战建国的事业上应该有英雄用武的机会了。他打算扎扎实实干几件工作，继续抓普及教育，“用教育来动员全国民众觉悟起来，在抗战建国纲领之下，担当这重大的工作，所以普及教育，实为今天所亟需”，“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意识及文化水准”。他致力于“生活教育运动中的一件新发展的工作”[18]，即拯救被战争所贻误的青少年中的人才幼苗，为国家、为民族、为人类“培养人才之幼苗”[19]。育才学校的创立即是这一愿望的实现。

陶行知立志创办育才学校的动机，按照他的自述，有其远因，也有近因。

从远因看，有两个动机：“第一，是爱迪生的幼年生活”的启示。爱迪生的孩童时期的遭遇，使陶行知深感人才必须从小培养。陶行知曾这样记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