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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在精髓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具体主张（第1页）

三、内在精髓：陶行知的生活教育具体主张

陶行知在教育理论方面不仅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原理，还在民主教育、科学教育、乡村教育、师范教育、终生教育、创造教育、教育实验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具体主张。这些具体主张，是他的“生活教育”命题原理的进一步发挥和展开，丰富和完善了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使之达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教育理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理论高度，不仅有力地推动了当时的教育改革和发展，而且成为新中国重要的教育思想资源，对当代中国的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作用。

（一）民主教育思想

在中国历史上，有两位大教育家向为世人所推崇、所敬仰，被人们誉为“圣人”。一位是古代的孔夫子，另一位就是现代的陶行知。

孔子与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都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文化教育的发展，他们的伟大人格也都深深地感染、熏陶着一代代青少年及教育工作者。但陶行知与孔子有一点却很不相同，那就是陶行知办教育完全是为了人民大众，而孔子则主要是为了统治阶级。进而言之，这一点也是陶行知与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教育家的不同所在。陶行知是教育家，但他不是一般所谓教育家，而是人民的教育家。

首先，陶行知一贯主张，教育要为人民大众服务。

教育掌握在哪些人手中、为哪个阶级服务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国家政权掌握在反动统治阶级手中，教育成了少数统治者及其子女的专用品，而与广大劳动人民无缘。统治阶级通过学校传播本阶级的思想，让自己的子弟学习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行为规范、伦理道德、射御戎战等“治人之术”，把他们培养成国家大大小小的统治者。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则被排斥在学校大门之外，只能在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中，通过父传子、师带徒等形式，跟长辈学习一些为人之道和生产劳动的知识与技能。教育严重地脱离人民大众；脱离社会生活实际。

近代以降，在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改变这种状况曾进行了种种努力，探寻中国教育发展的方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走上历史舞台的陶行知承继了前辈们的未竟之业，继续寻觅中国教育的曙光。他高举起反对传统教育、洋化教育的大旗，在教育领域发动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为创建一种新型的人民教育，奋斗了一生，成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在文化教育界的一个杰出代表。

陶行知出身于安徽歙县的一个贫寒家庭。自幼便饱经世故沧桑，深知农家疾苦。他的父母勤劳吃苦的优良品质给幼年的陶行知以深刻的影响，使他从小就养成了勤劳的习惯和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耳闻目睹了中国人民尤其是农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同情劳动人民，热爱劳动人民，恨其所恨，爱其所爱，从小就形成了亲民、爱民、为民、救民的思想。这影响了他并决定了他一生努力的方向。

为了给中国人民谋解放、谋幸福，陶行知走上了一条为人民办教育的道路。他看见清末以来尽管废科举、兴学堂，但是新学办了几十年，依然换汤不换药，卖尽气力，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老八股”与民众生活无关，“洋八股”依然与民众生活无关[1]。他决心彻底改变这种状况，办一种为人民大众服务、与人民大众实际生活密切相关的新教育，“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为了实现这个愿望，1917年他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就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先后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全面教育运动和民主教育运动，创办了安徽公学、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简称“晓庄师范”或“晓庄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等新式学校，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劳力上劳心”“以教人者教己”等生活教育理论，并发明了“即知即传”“小先生制”等普及教育的方法，积极推广大众教育，让广大的劳动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

陶行知在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办教育，环境异常险恶，条件十分艰难。政治上屡遭打击，经济上缺乏来源，没有远大的理想、坚定的意志以及超乎常人的毅力是不行的。他不像当时的某些教育家为了推行自己的教育主张，蜷伏在国民党政权的卵翼之下，依靠国民党政权来办教育，甚至为虎作伥，蒙蔽人民。他既主张人民的解放，他又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的智能，认为人民自己为自己办的教育，才是理想的教育。他尊重人民，相信人民，学习人民，依靠人民来办教育。

为了办人民的教育，他首先与人民打成一片，做到“人民化”。他曾任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最有名的两所大学之一的南京高等师范（今南京大学前身）的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兼教育系主任，做过名牌大学的教授，还一度干过全国性教育团体——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总负责人（主任干事）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秘书，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有优裕的生活环境，但他为了办人民的教育，毅然放弃了这一切。他脱下西装革履，穿上布衣草鞋，到贫穷落后的农村去办教育，与“牛大哥”同睡，自找苦吃。他当年在美国留学时的同窗孙科、胡适、蒋梦麟等人一个个在仕途上飞黄腾达，他却自觉地、心甘情愿地一步步“向下走”。尽管学校越办越低，职衔越来越小，生活越来越差，但他始终不以为然，矢志不渝地走为人民办教育的道路。他没有自己，只有他人；没有家庭，只有社会；没有索取，只有奉献。他是人民的仁者、智者、勇者、圣者。正因如此，所以他“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

陶行知为人民的教育事业服务，在政治上坚决站在人民的一边，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作坚决的斗争。辛亥时期，他就参加过故乡人民推翻当地封建政权的武装起义。“五四”时期，他积极支持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北伐期间，他发动晓庄师范学生积极支持北伐军。“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支持学生声援下关和记工厂工人反对英商剥削和反对日本军舰停泊南京的反帝大游行。为此，他所办的晓庄师范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他本人也遭通缉，被迫逃亡日本。“九一八”后他的政治立场更为鲜明。抨击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投降政策，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宣言。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一致对外”的主张，并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出访28个国家和地区，为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开展人民外交。他到伦敦，先后三次拜谒马克思墓。抗战胜利后，他投身到民主革命运动的前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他从自己多年的实际经验中，深切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的代表，是为中国人民利益奋斗的中坚，是中华民族的未来希望之所在，所以他不怕诬蔑打击，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奋斗。

陶行知对大众教育的提倡和实践，开辟了一条人民教育的新路线。他把教育的对象由过去的少数统治者及其子弟转到广大的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及其子弟，把教育的目的由过去的培养剥削者和统治者转到培养具有生活力和创造力，为民族、为人类谋利益的新人，把教育的重心由少数的大城市转到广大的乡村，把教育的内容、方法等改造得适合人民大众实际生活的需要，把办教育的依靠者由反动统治阶级转到人民大众自身，这就改变了旧教育的性质与格局，给中国数千年的教育带来了一场根本性的变革。这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就是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陶行知为中国教育开辟的新路线，是人民的路线，是教人民做主人的路线，是教人民自己起来为自己创造幸福而自己办教育的路线。这条路线仍然是我们今天办教育的路线。近年来，党中央明确提出要“依靠人民办教育，办好教育为人民”，这一主张与陶行知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陶行知早在大半个世纪前就指出，人民教育是“人民的教育，人民办的教育，为人民自己的幸福而办的教育”。毫无疑问，我们今天办教育的路线正是陶行知路线的继承和发展。可以相信，沿着陶行知当年开辟的这条路线走下去，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一定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其次，教育要从国情出发。

陶行知早年曾留学美国，师从杜威，是杜威门下屈指可数的中国高足之一。1917年回国后，他满怀改造中国旧教育的热望，积极地宣传和引进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试图用杜威的一套观点和方法来反对封建传统教育，解决中国教育的根本问题。经过八年的试验，他逐渐意识到杜威的那一套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在中国行不通。于是，他翻然醒悟，从此走上了探索中国教育本土化的道路。

中国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85%以上。当时的文盲有三亿三千多万人，且主要分散在广大的乡村。根据这种国情，陶行知确定以基础教育作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点，并以农村教育作为重点中的重点。20年代中期以后，陶行知主要从事基础教育工作，认为基础教育不发达，民族振兴就没有希望。在基础教育中，农村教育尤为重要，它是解决中国教育问题的关键。为此，陶行知联合一批有志于中国教育改造的进步教育工作者，大力推行乡村教育运动，为数亿农民“烧心香”，以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

陶行知又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确定了办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他认为，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穷国，人口众多，底子很薄，各地经济发展又极不平衡。这些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都迥然有异。要发展教育事业，如果“拿富国的办法，引到中国来，无异是乡下人吃大菜”[2]。因此，“我们必须发现穷办法，着重穷办法。”[3]根据这种认识，他运用穷办法，积极开设各种比较简陋的教育机构，让尽可能多的人民大众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陶行知这种从国情出发，确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点、突破口，以及办教育的原则和方法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和研究。今天，我们要立足于当前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点，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重点发展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提倡勤俭办教育的精神，并努力扩大教育经费的来源，走政府、社会团体和个人多方集资办学的路子，并实行多种层次、多种规格、多种形式、多种途径办学，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地采取适合各自需要的方式方法，来发展各级各类教育事业，以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

再次，应大力推动教育民主化。

陶行知有着强烈的人民意识和民主精神。他坚决反对教育脱离人民大众，反对教育为少数统治者服务，主张“教育为公”“文化为公”[4]，坚持教育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他沿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这一方向继续迈进，回国后即从事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和普及教育等运动，努力使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占中国人口85%的农民）获得受教育的机会。他反对封建“礼教”和“理学”教育，采取多种形式和途径（如推广国语和新文字等），对民众进行思想启蒙，还大力提倡女子教育，争取妇女受教育的权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对教育民主化作了进一步探索。他积极提倡民主教育，以实现“人民大众做主，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宗旨，并将民主教育的要点和方法归纳为：教育为公以达到天下为公，教育机会必须均等；教人民肃清法西斯细菌；启发觉悟性；培养创造力，以实现创造的民主和民主的创造；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各得其所；在民主的生活中学习民主；尽量采用简笔汉字拉丁字母；充分运用无线电及其他近代交通工具，使边远地方的人民，可以享受教育；民主教育应该是整个生活的教育；承认中国是从农业文明开始过渡到工业文明，经济是极端贫穷，我们必须发现穷办法，着重穷办法，运用穷办法，以办成丰富的教育，等等。

在学校中，陶行知的办学充满了民主精神，他认为“师生共生活，共甘苦，为最好的教育”。[5]“民主的教师，必须要有：（一）虚心；（二）宽容；（三）与学生共甘苦；（四）跟民众学习；（五）跟小孩子学习；……肃清形式、先生架子、师生的严格界限。”[6]主张师生平等，重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强调儿童个性的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因材施教，教学相长。在学校管理上，注意发挥教师与学生的作用，提倡“集体自治”健全集体生活，培养学生参与未来民主政治的基础。在学制系统上，他主张从“单轨出发”，再到“多轨同归”，以后还要“换执便利”。

陶行知对民主教育的探索，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他在教育的对象、师生关系、教学过程及学校管理上的不少见解和作用，都含有合理因素，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和借鉴。

（二）科学教育思想

陶行知高度重视科学教育问题。认为科学教育是与民主教育相辅相成的。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科学教育包括教育的科学化和科学的教育化两个方面。陶行知很早就对这两个方面有明确的认识，并给予了极大重视。

一是教育的科学化。

在教育的科学化方面，他从美国回来后，即积极从事教育实验，提倡用科学的精神来办教育，反对“沿袭陈法”的传统教育和“仪型外国”的洋化教育。他一方面身体力行，把教育统计学、教育行政学的科学原理和方法运用于日常的教育工作之中，加强教育的科学化管理；另一方面又以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的身份，发起组织邀请外国专家来华讲学，推行科学教育与测验。在他和胡适、蒋梦麟等人的努力下，美国著名教育家孟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推士（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麦柯尔（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柏克赫斯特（马塞诸塞州道尔顿中学教师），克伯屈（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等人先后赴华讲学，宣传各自的教育理论与方法。陶行知还于1942年倡议并主编了中华教育改进社丛书，出版了推士的《中国之科学教育》（英文），《中国教育一瞥录》（随孟禄调查报告），《中国全国小学概况》（英文），《中国教育统计概览》，《中国最近教育状况》（英文）等书。从此，西方的教育测验与统计（特别是智力测验）被引进中国。教育的科学化逐步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