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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国内（第5页）

西汉学者扬雄（公元前53年—公元18年，字子云，西汉蜀郡成都人）强调修身、学习的重要性，提出了“师者，人之模范也”[52]的要求，认为教师不仅在知识方面，同时也要在德行上成为世人的表率。扬雄将“师”与“范”联合起来，第一次形成了“师范”的观念，这种观点对后代教师修养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为师之道

从师求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优良传统，但在“安史之乱”之后的中唐时期，社会上竟然出现了不重教育、以向老师学习为耻的现象。韩愈、柳宗元两位杰出的教育家提出了涉及教育和师道的一系列观点。

1。韩愈的为师之道

韩愈（公元768—824年）字退之，河南南阳（今河南孟县）人，祖籍昌黎，人称昌黎先生，唐朝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教育家，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柳宗元、苏轼、苏辙、苏洵、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担任过中央国子学博士、四门学博士和国子祭酒，对地方教育也很重视，并一贯热心奖掖后进，鼓励帮助青年求师成才，有较丰富的实际教育经验。韩愈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师说》《进学解》《原毁》等著作中，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有一定的影响，其对教师修养有深刻独到的见解。

1）教师任务、教师标准和师生关系

韩愈认为当时的教育衰败，社会上出现了不重师道的现象。为了改变“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社会风气，他写了《师说》一文大倡师道。《师说》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篇比较全面地从理论上论述师道的文章，它针对师道不尊的现实，集中论述了教师的任务、教师的标准和师生关系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明确了教师的任务。《师说》一文提出：“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仅仅十一个字，就把教师的任务概括得很全面。一是“传道”，即进行政治伦理道德教育，完成人的社会化过程；二是“授业”，即进行专业知识文化的教学；三是“解惑”，即解答学生在学习“道”与“业”的过程中的疑难问题。其中传道居于首位。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完整地对教师职责的论述。实践证明，时至今日，作为教师的根本任务，不外乎这三个方面。

其次，提出了教师的标准。韩愈提出“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意思是说，无论社会地位是高或是低，无论年长年少，谁掌握了道，谁就是教师，因此“道”是择师的根本标准。教师必须忠于道、传道、卫道；而传道又是通过授业来实现的。所以衡量教师的标准首先是“道”，其次是“业”。凡是达到了“道”与“业”的标准，就可以做教师。正如韩愈所讲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教师就是要在“道”与“业”这两个方面加强自己的修养。

2）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

韩愈自己乐教善施，招收过很多学生，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了一些教学与学习的方法：

第一，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韩愈在《进学解》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奋刻苦，学业的荒废在于嬉戏游乐；为人做事的成功在于深思熟虑，失败则毁于因循苟且。“勤”包括口勤（多吟诵），手勤（多翻阅），脑子勤（多思考、多体会）。这是他对前人和自己治学经验的总结，对后人的学习和修养影响颇大。

第二，把学习与创新结合起来。韩愈赞成吸取前人的优秀成果，但又反对沿袭剽窃，主张把学习与创新结合起来。他十分欣赏有创造性和有个人见解的人，“能者非他，能自树立，不因循者是也”[53]，即一个有能力的人，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诀窍，他只是有自己的想法，不处处照搬前人的经验行事而已。正是因为韩愈能很好地把学习与创新结合起来，所以他在文学上取得了卓越成就，成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第三，教学方法生动活泼。韩愈认为教学的生动性并不影响教学内容的思想性，因此在给学生讲课时，不是因为他倡导师道尊严就终日板着面孔教训人，而是采用多种形式使教学生动活泼。他的学生皇甫湜在《韩文公墓志》中称赞韩愈授课“讲评孜孜，以磨诸生，恐不完美，游以恢笑啸歌，使皆醉义忘归”。“恢笑啸歌”就是采用多种方式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2。柳宗元的为师之道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字子厚，世称“柳河东”，山西永济人，唐朝著名文学家、思想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与韩愈一样，认为师道是十分重要的，是不可废的。他严肃对待教师的个人修养，正确处理教和学的关系，提出过一些很有见地的论述，颇有启发意义。他写下了《师友箴》《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答严厚舆秀才论为师道书》等涉及教育和师道的文章，提出了以“交以为师”为核心的师道观。

柳宗元对教师的条件有严格的要求，他充分肯定了教师在传道、授业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教师的任务是“言道、讲古、穷文辞”。“言道”，就是宣传教师要把社会观点系统化；“讲古”，就是要介绍历史事实和经验教训；“穷文辞”，就是要高度重视逻辑、语言技巧、文学修养，要使写出来的东西意思清楚，有说服力和感染力。

2）教师不能沽名钓誉，应该“求实”

柳宗元认为教育者不能以人师自居，并引用孟子的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来批判那种“抗颜为人师”之人的傲慢态度。他认为做教师不在于有没有名分，而在于有没有教师的实质，他主张“取其实而去其名”[54]，既反对有名无实，也反对名过其实。因此柳宗元对教师的要求也很严，认为不是任何人都可以为人师，必须具有学问、道德、才智，方可为人师。

3）倡导平等民主的新型师生关系

柳宗元继承了韩愈“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提出了“交以为师”[55]的主张，即师生应像朋友一样，相互交流、切磋、取长补短，共同提高，建立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教导与被教导的关系。他还认为学无常师，师生的界限也不是绝对的，“道苟在焉，佣丐为偶；道之反是，公侯以走”[56]。只要正道在身，即使是奴仆或乞丐，也可拜为师友；正道不存，即使是达官贵人，也不能以师友相称。

柳宗元这种强调以师为友、以友为师、师友并称的思想，包含着师生平等和教育民主的进步因素，这在古代实在是难能可贵。对于今天的师生关系仍有借鉴意义。

4）提倡认真、坦诚、耐心的教学态度

柳宗元对求学者总是竭诚相待，循循善诱，他曾对严厚舆说：“幸而亟来，终日与吾子言。不敢倦，不敢爱，不敢肆。”[57]在这里，反映了他教学态度上的三个特点：第一，认真。他对前来的求教者，自己的态度是严肃认真，不敢马虎大意（“不敢肆”）。第二，坦诚。不吝啬自己的知识（“不敢爱”），“有诸内者不敢爱惜”，即慷慨地、无保留地把知识传授给学生。第三，耐心。他学习孔子诲人不倦的精神（“不敢倦”），有问必答，有求必应。

此外，柳宗元还继承发展了前辈的重要教育思想，如有教无类、因材施教，重视言传身教、环境育人。

（三）白鹿洞书院教条

朱熹（1130—1200年），字元晦、仲晦，号晦庵，别称紫阳先生，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人，南宋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世称“朱子”，是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宋朝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朱熹是一位热心讲学兴教的著名教育家，一生直接从事教育活动达四十余年，是宋朝对教师修养发展的最大贡献者。朱熹为白鹿洞书院制定的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可称为封建社会教师修养系统化的范本。他所阐述的教育观念和教师思想，对于我们新时代的教师修养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

1。教师应具有道德修养，热爱学生

朱熹认为只有严格地选择德高望重学识卓著的教师，才能办好学校，教好学生，即“择师不可不慎”[58]。他还认为教师应当忠于职守、忠于学生才能真正做到“诲人不倦”。朱熹的这种精神在教学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使学生非常感动。根据朱熹上述的表现，我们用“无微不至关心学生，全心全意教育学生”来总括其爱学生之情。

2。教师要有远大的志向

朱熹认为，立志是关系到做人的方向问题。他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无著力处。而今人贪利禄而不贪道义，要作贵人而不要做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59]这里所说的“无著力处”，指的就是做人的方向不明，不知向何处努力。朱熹认为教师树立高尚的志向，坚强的信心，对于自身道德修养的完善是至关重要的。

3。知行统一，重力行而不轻知

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教条》中，引用《中庸》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教学五步法为“为学之序”（多方面、广泛地学习各种知识，并认真地向人请教，慎重地进行思考，明确地分辨是非，诚心诚意地彻底实行），并以此来指导和教诲学生。朱熹认为，知行二者互相依赖，缺一不可，“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论先后，知为先；论轻重，行为重”[60]。他认为，在知与行二者之间，行比知更为重要，这种主张知与行结合与“知先行重”的观点，对于教师加强自身学识，注重理论与实践结合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