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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窥天 第一部中外合编教材（第1页）

一、窥天：第一部中外合编教材

1988年，上海“一期课改”启动。在这一轮课程改革中，上海获得独立编撰教材的权力。而在近30年教材编写历史上影响颇大的“海派”历史教科书由此开始，其中最有特点的部分是高中一、二年级的教材——一部中外历史合编的近代历史教材。

1989年年底，上海市教育局有关领导找到了沈起炜和林丙义，请他们分别担任上海未来高中历史教材的主编与常务副主编。随后，孔繁刚、傅聚文等另外几位中学历史教育工作者也进入了编写组。参加此次历史教材编写的教师，全部都有中学历史教学的背景。不但有在职的中学历史教师和资深历史教研员参加编写，而且作为教材主编与常务副主编的沈起炜和林丙义也都曾经在中学教学中工作过相当长的时间。

正值改革开放的此时是思想极其活跃的时期。知识界尤其流行中国与世界的比较，通常在世界历史背景下对中国的前途命运进行思考。当时的一位历史学者曾写道：“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在东方、在全世界范围的扩张，这恰恰是中国跨入近代的总的历史环境或世界背景。如果离开这个背景来考虑中国近代史的开端问题，那末我们对于当时中国历史处境的认识，将不超过道光皇帝之流的清代统治者的水平。”[1]编写组的成员对此颇有共鸣，在商讨编写方案时几乎一拍即合：进行中外合编，而且要在教材中呼应改革开放这一时代的最强音。孔繁刚回忆说，他们是要让学生：

“学习中国历史，懂得改革的必要性；学习世界历史，懂得改革的方向。”[2]

此前宗震益先生以个人名义尝试编写的中外合编教材是一回事，但是真正把这种形式运用于正式出版教科书的编写则是另一回事。就此前四十年的历史来说，可算是“史无前例”，甚至是相当大胆。可作为教材编写框架参照样本的，只有吴于廑主编采用中外历史合编撰写的高等学校教材《世界历史·近代史编》，而斯塔夫里阿诺斯（Stavrianos，L。S。）的畅销史著《全球通史》则尚未在国内出版。编写组要在中学历史教材的编写上“吃螃蟹”，就只好用吴于廑先生的这本书做“挡箭牌”。

教材由林丙义、孔繁刚等人分头编写，最后由沈起炜审稿。至1990年暑假，各人的稿件完成后，送至沈起炜先生处。当时沈先生已经是77岁高龄，他在没有空调的书房里开着窗、转着电扇、摇着蒲扇，大汗淋漓地统稿。当然，沈先生的统稿不仅仅是审阅一遍而已，还要在文字上重新组织并加以润色。因此，1991年教材正式出版后，读者读起来丝毫没有多人分头编写而成的拼凑之感。

这套高中教材，回顾起来，有几大特点：

1。中外史合编，置中国史于世界潮流之中

编写者在教材的“前言”中解释采用中外合编的结构体系时说道：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这更有利于学生了解今天世界与中国现状的由来。

具体而言，则是：

（1）要发人猛省，牢记人家急跑、我们却原地踏步的教训。

（2）在世界的总环境下理解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历程。

（3）在世界的总环境下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得失。

即使在各种“全球史”广泛出版的今天，这套早已停止使用的中学教材仍有自己的特色。它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全球史，而确是一本严守本土立场的中国史，是一本用外国史来解释本国近代的诠释史。因此，编者在架构教材章节顺序时，虽然采取了先外后中、以外国史为主（外国史多达全书23内容）的形式，但却丝毫没有给人留下“崇洋”的感觉。

在编写的框架上，编写者对中国史章节的安排可谓煞费苦心。从反馈的效果来看，还是比较好的，中国史在教材中起到了“眼”的作用。

在课本的前九章中，外国史占去了绝大部分篇幅，只在第二、第四、第五章中才或多或少地出现了中国史的内容，且只占到该章的一半。但是，这并不会使人觉得畸重畸轻，因为在这三章中每次出现的中国史内容构成了三个中国与世界联系起来的点。

例如，第二章是从“1517年，葡萄牙使臣来到广州”开始。只用了一句话，即点明了这一部分的主题“新航路开辟后的中国”。第一章“西欧资本主义的兴起”却不完全同于一般近代史书上的介绍，是为解释资产阶级革命的到来服务的，更多的是在为明代中期以后的中国作背景。

第六至第九章，出现在第四、第五章中呈现的“康乾盛世”之后。虽然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但是这四章所描述的风起云涌的外国史，却在无形中阐明了中国由盛而衰的危机。作为一种参照，当学生学习到第十章的中国半殖民地历史时，即使教师不进行专门的讲述，用心的学生也不难在前后的联系中发现此时的中国应当追赶的方向。

在二年级的教材中，这种以外国史作为中国史参照的方法，用得更加大胆而娴熟。例如，教材的“第二十九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共分为九节，只有第一、第八节才是中国史，第一节是“新中国的建立”，而第八节包括了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实际上包含了整个的新中国历史。虽然如此，但读起来却不会让人觉得太轻略了这40年（教材编写的截止时间是1990年）的历史。这两节之间，详细叙述了50年代以后“冷战”的变迁、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兴起、欧日的复兴、地区的冲突等历史内容。从时间线索上来说，这些都是在“新中国的建立”一节以后发生的事情。因此在教学中，这一章节安排的方式很自然地会引起有心师生的思考——1949年后的中国身处怎样的世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里，新中国避过、错过、抓住了哪些历史潮流？在这套教材正式推出后的90年代，世界依旧波谲云诡。编写组根据教委要求陆续添加了新的内容，置于第二十九章的第九节，称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的变化”。无论编写者基于何种考虑，这一节在相当程度上成为点睛之笔：向学生提出了新的问题：中国身处如此的世界，未来该怎么办？

由于这是第一次在大规模使用的历史教材中采用中外合编的做法，因此编写者在大部分章节的开头都采用了概述的方法来点明宗旨，不同于通常历史教材的概述即作本章内容概括的做法。这套教材的概述特重前后（实际上也是中外）之间的联系。如第二章的概述：

16世纪前期，配备着大炮的西欧殖民者的船舶在中国海上出现了。从这个时候起，到英国爆发资产阶级革命止，在中国是明代的中后期，在日本是室町幕府和德川幕府交替的时期。这一百几十年是西欧资本主义正在兴起的时期，也是中国文明开始失掉领先地位的时期。

又如第三章的概述：

17世纪40年代，正值中国明清易代的时候，英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这是第一次在欧洲大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的革命。

正是这些独特的史学视野，使得这套高中教材成为当时上海自编教材中非常抢眼的一颗明珠。截止到上海新的教科书出版，这套“一期课改”教材使用了十多年，并蜚声海内。

2。层次分明的大字部分

教材首次采用大、小两种字体进行编排。在具体编写时又汲取了中国古代撰写纲目体史书的做法，以大字为纲，小字为目。大字讲求一目了然，便于掌握，使读者可以“知其然”；小字讲究翔实生动，使读者能够进一步“知其所以然”。这种做法在此前国内使用的历史教材中尚不多见。此后，在历史教材中大、小字编排的方法一时流行，时至今日，各地使用的历史教材大多都采取这种编排方式。

在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大字属于必学和“必考”的内容，虽然只起提纲挈领的作用，但也不能写得太简略，否则学生头脑里就只有干巴巴的几条结论。这就要求编写者在撰写时要兼顾两方面的考虑，在表现出层次感强、逻辑清晰的同时还要不失生动具体的特点。因此，每个章节的大字部分都采取了同样的叙述结构：背景、过程、结果。写背景时，编者一律按照先外在（客观）、后内在（主观），先动机、后条件的顺序撰写；事件的过程则清楚地指出不同的阶段，且占到该事件总篇幅的一半以上；撰写结果则极为扼要，只有很少的部分用笔超过100字。这一做法降低了对学生阅读能力基础的要求，但却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历史思维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