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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编（第1页）

第二编

第七章发展学与发展教育学

第一编的第一章至第六章首先论述了比较教育在教育发展和国家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而分析了比较教育的研究方法和主要流派。从第七章到第十章，我们讨论比较教育的一个重要分支，即发展教育。我们在第二章中已经指出比较教育、国际教育和发展教育之间的异同点。在西方，对于三者应该分开发展还是合在一起，人们有不同的看法。在我国，这个问题目前尚未出现。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比较教育研究并没有与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战略联系在一起，即脱离我国的教育发展实践；另一方面也说明教育研究在国家战略制定中处于边陲地位（我国的高等学校中有许多社会发展研究机构，但还没有“发展教育”的研究机构）。因此，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倡导发展教育研究，认为发展教育是比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甚至是我国比较教育发展的生命力之所在。为了说明这一点，需要先分析发展学或发展研究的由来。

第一节发展问题与发展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出现在美国和欧洲。它直接起源于第三世界的发展实践和全球发展问题。

18世纪7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经过约60年的发展，使英国最早实现了以工业化为核心的早期现代化。接着，现代化沿着海、陆区迅速向西欧和北美推进，在19世纪掀起了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然而，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过程，同时也是非洲和拉丁美洲广大地区变为殖民地、附属国、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材料供给地的过程。由于各国走向现代化的先后次序、速度和规模等不同，因此出现了重新瓜分势力范围的两次世界大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除了日本之外，都还没有实现现代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政治力量对比和国际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资本主义的殖民体系分崩离析，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诞生了一大批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世界呈现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并存的基本政治、经济格局，出现了三个世界、四个方面（东、西、南、北）纵横交错的新局面。第三世界各国政治的独立与发展并不等于经济和社会的独立与发展。这些国家要在经济上真正获得独立，就必须解决向什么方向发展，以及如何发展的问题。这绝不仅仅是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它涉及国际政治、经济利益的根本调整与重建。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赖的国际关系中，如何做到有利于双方的共同发展、互惠互利和互相促进，既是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迫切问题，又是全世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当时，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发展道路的选择有两种，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制度。西方国家为了对抗社会主义运动，推行西方各国的发展模式，制订了有效的发展援助计划和发展政策。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人们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和南北关系中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

发展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发展学研究全球范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一般规律，总结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分析其现状，预测人类社会的未来，如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就属于这一类。狭义的发展学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专门研究发展中国家由不发达向发达过渡和转化（有时也说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和转化）的条件、动力、方法和途径的学说。

发展或现代化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因此，发展问题是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对象。然而，发展研究是以经济学为先导和基础发展起来的，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社会和文化等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出来，从而引发出了发展社会学、发展新闻学、发展政治学、发展历史学、发展教育学和发展哲学等新兴的边缘学科。发展学则是由这些学科研究成果构成的综合知识体系。发展学从诞生到现在也只有大约40年的历史，其发展速度快得惊人。传统学科通常要经历数百年才能形成学科体系，在发展学中，发展经济学和发展社会学比较成熟，它们的理论影响到其他发展学分支的研究。

发展研究与各国政府及一些国际组织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密切相关，因此受到官方机构和民间团体的重视与支持。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一些著名的官方研究机构和民间学术团体纷纷建立，如美国的赫德森研究所和罗马俱乐部、英国的萨塞克斯大学发展研究院（IDS）、法国的未来世界研究联合会，以及德国的慕尼黑发展研究中心。第三世界对发展研究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建立了许多发展研究机构，如墨西哥的第三世界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和非洲的达喀尔非洲规划研究中心。一些国际组织也进行大量的发展研究，如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银行、国际劳工组织和联合国大学等。我国政府机关和学术团体中有关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机构与组织也相继成立，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科学院的社会学研究所、原国家计委的社会发展局，以及民政部的社会福利与社会进步研究所等。在教育方面，原国家教育委员会（现教育部）设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

第二节有关发展研究的基本概念

由于发展研究的多学科性，其术语繁杂，就连“发展”本身也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发展”“现代化”“进步”“增长”和“变迁”等常常被当作含义相近的术语来使用。人们通常用“进步”指社会朝人们满意的方向发展，因此，它的价值判断成分比较明显。一般来说，经济学家笔下的“发展”很多情况下指的是“经济增长”，而社会学家更喜欢谈论“社会变迁”。在20世纪60年代，增长经济学盛行一时，“经济增长”便是发展的观点占统治地位。在社会学中，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变迁的理论是广义的社会变迁理论；研究工业化过程中的社会变迁理论是特殊的阶段性的社会变迁理论；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过程的狭义的社会变迁理论就是发展社会学。正是由于狭义的发展研究与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联系在一起，故人们也常常使用“现代化”这个概念。

“现代化”由谁及在何时提出，目前都还没有确切的答案。人们一般用“现代化”来说明近代以来“特殊”的社会变迁过程，通过这个过程，一个社会就可获得那些在技术、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诸方面处于最先进水平的国家所共有的特征。这些特征通常用“现代化”这个术语描述。一般来说，“现代化”这个术语是个中性的概念，然而，为了避免与“西化”及“欧化”的概念相混淆，有些学者更愿意采用“发展”这个术语。

“发展”是一个有多层意义的术语。[1]它既指活动过程，也意味着活动的结果。它在发展研究中的含义也经历了许多变化。它由单指经济增长变为泛指整个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变迁；由单独的经济发展变成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由局部、外延的发展变为综合整体和内在的发展；由注重物质发展转到注重人的发展；由忽视文化的发展到重视文化的因素；由关注第三世界的发展问题变为关心全球的发展问题。现在人们认识到：不存在关于发展的“终极”“标准”的定义，“发展”的概念也是发展变化的，具有时代性和部门性，“发展”的概念应该是开放的；应当从社会经济的协调、均衡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来探讨发展问题。

由于狭义的发展学是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现代化的问题，因此，哪些国家是发展中国家是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与“发展中国家”相近的概念还有“不发达国家”“第三世界国家”“欠发达国家”和“非西方后发展社会”等；相对的概念有“发达国家”“西方国家”和“早发展国家”等。在社会科学中，把世界区分为三类是很流行的做法。这种区分出自联合国的分类体系。它的分类标准是经济指标与政治指标的混合物。它把世界区分为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第一世界）、中央计划经济（第二世界）和不发达的自由市场经济（第三世界）。美国、日本和西欧国家显然属于第一世界；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属于第二世界；第三世界则是以上两类之外的国家，它既包括很富的石油输出国（如科威特），也包括许多很穷的亚非拉国家（如孟加拉国）。随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解体，三个世界的划分将会发生变化。“不发达”（u）原来的意义是一个中性的意义，仅仅说明那时被称为不发达国家的较穷国家的情况。然而，这个术语使人觉得有贬义，从此它在国际术语中消失，被代之以比较委婉的术语“发展中国家”。不过，现在在发展研究中，“不发达”这个术语具有新的特定含义。它紧密地同依附理论联系在一起，“表明一种信念，就是在世界经济中有各种离心力在起作用，它们加强已经富裕的‘核心’的地位，同时使‘外围’穷国处在永久不发达的状况”[2]。与依附论相关的概念还有许多，我们将在下一章分析。

各种国际组织对国家地区的分类标准不一。常用的有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组织的分类。例如，世界银行的《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WorldDevelopme1993：Iih）采用了二维分类标准。[3]第一维是以人均国民收入为标准，比如，1993年的报告根据1991年的数据，把世界各国经济分为低收入经济（人均GNP≤635美元）国家、中等收入经济（人均GNP为635～7910美元）国家和高收入经济（人均GNP≥7910美元）国家。其中，中等收入经济国家又分为中下收入经济（人均GNP为635～2555美元）国家和中上收入经济（人均GNP为2555～7910美元）国家；高收入经济国家也分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第二维是以地区为标准。把世界各国分为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细分为东部和南部非洲国家、西部非洲国家）、亚洲国家（细分为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国家、南亚国家）、欧洲和中亚（细分为东欧和中亚国家、欧洲其他国家）、中东和北非国家（细分为中东国家、北非国家）和美洲国家。比如，我国是亚洲国家且属于低收入经济国家；巴西是美洲国家且属于中上收入经济国家。世界银行还根据各国的主要出口类别（制成品、初级产品、以石油为主的燃料和劳务等）和债务状况（严重负债、适度负债、轻度负债和无负债等）来分类，比如，中国是以制成品出口为主的轻度负债国家。[4]《1993年世界发展报告：投资于健康》不仅列出了各国的教育及其他方面的数据，而且有以上述标准分类得到的各类国家的有关数据的加权平均值及总值。然而，各类世界组织的分类由于标准不一，有时会出现表面上矛盾的结果。比如，在世界银行的分类中，新加坡和以色列属于高收入国家，但在另一些分类中，它们属于发展中国家。

第三节全球性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与迟发展效应

与发达国家及发展中国家概念相关的还有“早发展”或“先发展”国家和“晚发展”“迟发展”或“后发展”国家，以及现代化的“先到者”与“后来者”等概念。这些概念是以各民族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或已相对实现了现代化的先后次序来界定的。根据各民族国家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先后次序，我们可把全球性现代化进程划分为四个阶段。[5]

第一阶段是西欧现代化的发端，它开始于1500年左右。其间发生了一系列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1500年前后，意大利文艺复兴开始；1521年，宗教改革开始；1543年，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出版；1588年，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获得海上霸权，西欧在海外的扩张进入一个新的阶段；17世纪4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1688年，英国发生“光荣革命”，实行君主立宪制；18世纪70年代，工业革命开始；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这一系列事件使西欧走向人类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新文明。英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第一批走上了现代化道路。这种现代化是一种没有先例的历史过程，是在自己内部现代性因素不断成熟的情况下逐步演进的，因此称为“内发”的现代化。

第二阶段是18世纪中后期的现代化浪潮。卷入这一次现代化浪潮的只有两类国家：一类是西欧的海外殖民地，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另一类是欧洲走上现代化道路较晚的国家，如西班牙、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瑞典和丹麦等。如果说英国与法国是第一批“内发”型现代化国家，那么从18世纪中后期开始现代化的国家则是最后一批“内发”型现代化国家。因此，有些学者把这两个阶段走上现代化的国家归入同一批。然而，后一部分国家的现代化明显晚于第一批现代化国家，从而是相对的“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第一批现代化国家的“榜样”的存在和“示范”作用，使“后发”型国家免去了一系列现代化的先行者所不可避免的创新过程，从而加速了现代化的进程。

第三阶段的现代化浪潮开始于19世纪中后期。这批国家包括德国、俄国（苏联）、日本和中国等。它们都属于“后发”型的现代化国家。中、日、俄属于“外发”型国家。德国的现代化，过去人们一直认为是一种“内发”型现代化，依据主要在于其文化属西欧范围，但如果从现代性的积累看，应当认为它是一种“外发”型的现代化。这次现代化浪潮中，第一次出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打破了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统天下的局面。这批国家的现代化对20世纪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基本格局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这个时期的现代化，虽然波及的国家数目很少，但过程复杂，而且它们基本上是“后发”型、“外发”型的现代化，是其他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学习的“榜样”，因此给人们的启示很多，人们对它们进行的研究也很多。

第四阶段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现代化浪潮。这次浪潮中所涉及的国家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发展中国家”。在这一批现代化国家中，有些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如东亚和拉丁美洲的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和地区，然而，有些国家至今没有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需要指出的是，“迟发展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并不完全相同。前者的范围要比后者广泛，迟发展国家既包括发展中国家，也包括发达国家中发展起步较晚的国家，如日本等。由于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并不是一种内生的自然演进过程，而是在外部因素的影响下人为地进行的，因此，它们的现代化所面临的制约条件与早发展国家相比，很不相同，这样就形成了它们社会发展的不同特点。所谓“迟发展效应”，指的是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由于其起步晚而面临的与现代化起步较早国家不同的制约条件。[6]人们通常所说的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二元结构”，就是由迟发展效应而形成的社会结构多元化的表现形式。“二元结构”实质上是后发展国家中现代性结构与传统性结构的一种分裂，它是迟发展国家现代化过程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社会的两大部门对教育的要求差别很大，如何协调两方面的利益，如何发展教育以促进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化，是迟发展国家政府所面临的问题。

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也是一种迟发展效应。当发展中国家获得政治独立从而开始现代化进程时，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建立起来了，因此，在“中心—边缘”这一世界经济结构中，迟发展国家不得不在早发展国家的支配下发展经济。导致欧美国家早期现代化的初始条件对迟发展国家来说，已不复存在。早发展国家的现代化的实现是以经济和非经济手段掠取当时世界丰富的自然与人力资源为前提的，它们几乎是用整个世界的资源来发展经济，而且将工业化带来的污染向整个世界排放。总的来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开始其现代化进程时相比，是十分缺乏自然资源的（少数石油及其他矿产丰富的国家除外）。另外，发展中国家还不得不与发达国家共同分担早发展国家造成的环境污染的恶果。

为克服上述“中心—边缘”国际经济格局对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制约，国家的作用变得更为突出。另外，从发展中国家国内环境看，由于市场发育不完全，其作用很有限，因此，国家在发展战略制定、结构改革、资本形成、基础设施建设、金融体系的完善和文化教育发展等方面担任了主要角色。另外，早发展国家的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累进过程，而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一般都具有人为性，这就决定了其领导机构和领导人的极端重要性。因此，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有计划和有目的的社会变迁过程，教育规划则是社会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根据人类学的观点，一个社会的结构可以从物质、制度和观念层面来划分。一个社会的问题往往产生于三者之间的矛盾。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和社会发展，并不是一种内生的自然演化过程，而是在外部因素影响下人为地进行的。然而，由于实际条件的限制，完全的计划是不可能的，这样，社会的各个部门发展不平衡一般都难以避免。迟发展国家或者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的技术与设备，或者模仿西方的政治模式建立民主政体和现代的企业组织制度，或者接受西方的某些价值观念，但是，这种变化通常只存在于一个层面或两个层面，而在其他层面还保持传统社会的特征，因此，三个层面之间的矛盾与冲突通常很激烈。

迟发展国家可以有选择地在上述三个层面从发达国家引进所要的东西，然而，由于世界各国交流越来越频繁，这种选择是无法控制的。因此，来自早发展国家的“示范效应”也是迟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制约因素。“示范效应”可以表现在物质、制度和观念三个层面，它将对迟发展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一系列不利影响，比如，消费膨胀难以抑制，人才外流难以控制，政治上难以安定，落后心理难以消除，日益严重的“急性病”难以克服。

尽管迟发展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有许多不利的制约条件，但是也有不少“落后优势”，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可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少走弯路。早发展国家由于是现代化的最早到来者，技术上的一切都要由自己来创造，而迟发展国家可以从早发展国家进口技术。因此，迟发展国家可以省去为从事技术发明所需的大量资金，而且赢得了时间。在这方面，日本是一个最突出的例子。

第四节发展研究与发展教育学

以上我们讨论整个社会的发展与现代化问题，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同样也存在现代化和发展的问题。当然，教育与社会的其他子系统是相互制约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现代化将影响教育的现代化。然而，在发展研究中，人们更关心的是教育如何促进国家发展，而不是发展政策和项目对教育进步的影响。在20世纪60年代，人们普遍对教育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持乐观态度，而到了70年代，怀疑主义笼罩着教育发展学术界。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在某些社会背景下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而在另一些场合，尽管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可能导致社会动乱，加剧社会不平等。发展教育学就是研究教育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它可以是发展学的一个分支，也可以是比较教育的一个分支。从目前世界各国的实际情况看，发展教育通常是在教育领域得以制度化的，因此，我们在本书中就把它当作比较教育的一个分支。我们认为这将有助于加强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与教育实践之间的关系，推动比较教育研究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