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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观念和制度创新 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与师范院校的转型(第1页)

第十一章观念和制度创新:大学的核心竞争力与师范院校的转型

2002年,江泽民同志“在庆祝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教育创新与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只有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大力推进教育创新,才能不断发展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才能应对全球化时代,日趋激烈的人才和资源竞争。而教育创新必须“更新教育观念”,关键在“推动教育体系的创新”。本文拟以百年师大为例,从观念和制度的创新角度论述大学的核心竞争力和师范院校的转型问题。

一、大学的传统与变革间的关系

现代意义大学的形成最早可追溯到西欧的中世纪,迄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历程中,即使最悠久的大学也不乏一些落伍者,如中世纪大学的鼻祖意大利的萨隆纳大学、波罗尼亚大学等,但也不乏一些不老的常青树,如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大学,更有一大批后起之秀,如囊括了哈佛、耶鲁等世界知名大学的美国东部常春藤联盟。翻开一部世界大学发展史,可供我们思考的问题很多:为何一些最早的大学被历史尘埃所埋没,再也难以回复往日的辉煌?为何古老如牛津和剑桥这样的带有旧式贵族气质的大学,在今天依旧被人们所拥戴?斯坦福大学不过短短百年多的历史,但所取得的成就及其发展的势头却为世人所关注,这又给我们以什么样的启示?

启示之一:在尊重传统的同时,把握变革的机遇

对一所具体的高等教育机构而言,大学的传统是什么?英国的阿什比有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概括,传统就是一种惯性。在他看来,尽管这种惯性反映了大学的内部逻辑,因而并非是乏善可陈。但是,一旦这种惯性“大到非外力推动便不能改革时,就成了阻力”。而“受外力推动的变革是非常激烈的,以致会危害大学的传统”[1]。在此,不妨把阿什比的未尽之意再加以发挥,我想,他无非是向我们透露了这样的一层含义:一所明智的大学,在环境的变迁面前,与其固守传统,等待外部力量的强力推动,进而彻底打破原有的内在逻辑,不如去自觉地寻求与环境之间新的耦合点,从而在继承传统并丰富传统内涵的同时,为大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赢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的确,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然而,如果只是拥有而不能与时俱进,这种财富就是一种沉重包袱,它不仅不会为自己锦上添花,反而会窒息大学的发展活力和生机;但是,无视历史甚至摒弃传统,完全随环境的变迁而随波逐流,这也未必可取。中世纪一度成为大学发祥地的巴黎大学在今天的境况,或许对此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诠释。诚如学者在对美国最保守的耶鲁大学的研究中指出:大学与生俱来地具有保守性,但是这种保守并不等于故步自封,而是“在保守中创新,在稳定中发展”[2]。耶鲁如是,牛津、剑桥、哈佛亦然。总之,解读一部世界名校史,再来观照当今世界研究型大学的分布格局,最起码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些许解答的线索。沿着这些线索,再来为中国的大学发展把脉,即使不能令我们茅塞顿开,但总会有几许启发,甚至几许信心和勇气。

同现在的大多数世界知名大学相比,中国的大学,传统资源算不上丰厚,更不要说它在当今世界上的声名和影响力,然而,目前却正面临着自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历史机遇。在体制改革不断推进,经济持续高速稳定发展,并已全面融入到全球经济循环之中的时下中国,科学技术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作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从未像今天这样为我们的政府和社会所重视,建设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甚至被提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在政府的重点扶持和社会需求的强力推动下,部分已经具有一定学术积累和办学传统的大学,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与此同时,与世界各国间频繁的交流互动也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视野,一个世界级的平台正摆在我们面前,等待我们去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在立足传统的同时又能超越传统,去打造世界水平的中国名牌大学。

总之,无论外部环境还是内部条件都表明,中国大学正面临它百年以来从未有过的绝好机遇。而能否把握住这一历史机遇,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在重视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批判性地消化和吸收西方大学传统,并反思本土和本校传统的基础上,切准时代脉动,富有想象力地实现办学理念和大学制度的创新。显然,就此意义而言,这一历史机遇本身又包含着一种挑战。这种挑战不仅来自于我们的对手,因为毕竟我们已经迟到了一步,要在当代世界大学“列强”中打造中国“名牌”,显然需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努力;而且,更来自我们自己,这就需要我们具备足够的勇气、智慧、创造力和战略性的眼光去开拓和创新,形成中国高水平大学强大的竞争力。

这种竞争力的内涵就是:中国的大学是否能够拥有众多领先于世界的一流学科?是否能够成为世界最优秀人才施展其才华的场所?是否能在广泛地吸纳和高效地利用各种社会资源的同时,以高质量的人才和研究成果输出,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能量,从而使之成为真正的社会轴心机构?是否能在国际学术交流领域,尽显风流,成为令整个世界瞩目的学术堡垒?毫无疑问,要形成上述竞争力的核心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在传统的基础上稳定创新,形成一流大学的文化品格、精神观念和创建一流大学的办学条件和制度环境。

启示之二:提高中国高水平大学竞争力,观念创新是先导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缺乏独创能力,就难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创新首先是一种观念层面上的创新。因此,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大学发展的核心竞争力的形成,首先取决于我们是否具有新理念和新思维,即所谓的观念创新。

任何观念的创新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是在对传统进行价值反思和对现实审时度势基础上的灵活调整和应对,同时,又是在发扬传统和立足现实基础上的思想革命。近代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在宗教权威跌落、政教分离已成定局的时代背景下,因为它守住了大学自治的传统[3],并适时地把办学目标转向世俗文化与科学领域精英人才的培养,从而顺利地完成了它由近代到现代的转型;洪堡创办的近代柏林大学则因为顺应了近代人文主义和科学理性主义思潮,通过继承和重新诠释了古希腊思想自由的传统,探索出了现代研究型大学的模式。同样,美国20世纪后大批研究型大学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则得益于它对英、德大学传统的融会,以及为迎合20世纪后科技理性主导时代的实用主义本土化改造,美国西部仅有短短百年发达史的斯坦福,便可谓是这种美国精神与技术实用主义结合的产物。

21世纪是一个以信息革命、生物技术革命为标志的时代,也是一个世界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的时代。知识与资本的结合、科技人才的全球竞争从未达到如此密切和激烈的程度。能否把握这次机会,尽快形成若干所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取决于我们的办学者是否拥有一种全球性战略和本土化实践意识,是否拥有打造国际名牌的“企业家”精神和在正确办学理念指导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向着既定目标迈进的成熟和稳重的教育家风范。

全球化战略要求我们要有开阔的视野和全球性思维,融合世界各国知名大学之长;本土化实践意识则要求我们立足中国现实,在善于学习他国大学历史经验的同时,探索出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没有特色就没有创造。在一个全球资源竞争日益激烈、政府和公众对教育产品服务提出更高要求的今天,高水平大学如何在保证自己作为高品位的文化机构的同时,又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显然这又需要我们的办学者不仅能成为拥有自己的教育思想和新的人才培养理念的教育家,而且还是擅长开发和高效利用资源,创造优质教育服务,有自己的经营理念的“企业家”。

启示之三:制度创新是提高中国高水平大学竞争力的保障,观念创新是制度创新的前提,同时,也唯有落实到制度层面的创新,新的办学观念才能转换为具体的行动。这正如人们所谈及的耶鲁大学保守的文化品格,它并不存在一个清晰的概念,但是透过它的本科生自由教育课程的设计,我们便能够真切体会这种品格的实质;同样,MIT办学的严谨和实用精神风格,恐怕也只有通过其注重严格的思维和技能训练的教学过程管理和制度,才能识得其中的真谛。

21世纪的中国大学要以自己强大的竞争力去问鼎世界一流,在制度创新上就无法回避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第一,创建现代大学制度。从各个时期世界知名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任何一个处于鼎盛时期的国家,无一例外地都拥有一批名校。这足以让我们深信,在全球化时代,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振兴更需要有一批高水平大学来支撑,同时,大学的发展也需要国家的重点扶持。在历史上,没有普鲁士政府作为柏林大学的强大后盾,没有英国政府20世纪初专门成立的大学拨款委员会的资金扶持,没有两战期间及战后美国政府大量公共资金向研究型大学的注入,或许就不会有上述国家知名大学的诞生,今天的情形依旧。然而,除了资金扶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无形资源,这就是利用制度安排,清晰界定政府和大学间的关系,使大学拥有相对自主的创造和探索空间,让大学在获得自身发展的同时,以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和人才回报社会,并引导社会变革。就此意义而言,在中国,政府在继续重视对部分大学重点投入的同时,要推动建立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自主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大学制度,惟其如此,中国高水平大学才有可能充分释放自己的活力,形成自己的文化特色和品格,跻身世界知名大学行列。

第二,学科建设问题。学科的规划和建设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能够与国际接轨的学科必须要有大视野,瞄准学科前沿,并争取在有基础、有优势的领域进入世界前沿;二是具有本土优势的部分人文社会科学,争取尽快使之成为大师级学者云集、在国际学术领域以学派而知名的中国文化和思想的重镇;三是整合现有的部分学科资源,建设和发展一批有竞争力的新兴边缘性学科;四是发展应用学科,注重技术的开发和转化,使之成为现实的生产力。

学科的建设既需要在硬件上增加投入,又需要在软件上下工夫。因此,在资源的合理配置、学科制度建设特别是评价制度方面,如何针对不同学科的特点,以制度的建构和安排来有效地培植、推动并保障一大批一流学科群的崛起,需要我们有大智慧和新思路。没有一大批一流的学科,一流大学就只是一句苍白无力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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