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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精致理性（第2页）

第三，课本的示范作用。

经过这番铺垫，学生通过自学课本后，“尝试题的正确率可以达到80%以上”。

这种非常中国化的处理，可能正是“尝试教学法”实验得以成功推行的玄机所在。教学改革如同学生学习，其目标和模式只有落在最近发展区内，才能“顺利”、才能“成功”。改革方案包括步骤的设计，不得不向这一点妥协。

历史上关于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的争论由来已久。更为确切地说，对这二者关系的不同认识，代表了中西方教育观念的巨大差别，代表了截然不同的教学模式。如西方提倡的发现法、探究法，教师的指导是被弱化的；相反，中国传统教学模式，学生几乎没有多少“自主活动（思考）”的空间，教师的主导地位处于绝对的强势。

对于“教师指导”，也有不同的理解。

邱先生所谈的指导，更多的是一种“道路铺垫”。因为有“周密的铺垫”，学生在自学课本后，出错的概率比较低，这一定程度上保证了课堂教学的效率。

一个实验“尝试教学法”的老师——四川眉山附属小学李志军却认为：“正确，也许只是一种模仿；错误，却绝对是一种经历。”“过度地防御就是远离创造！教师越位的提示、大量的铺垫、给学生围堵出不容回旋的时空，都不应该是现代教学行为。”

而原澳大利亚南澳洲教育厅课程开发中心主任约翰·特纳则认为，在教师出示主题后，“教师就必须抵抗住告诉学生任何应该知道的东西的冲动”，“他的角色被限制，只能问学生问题，例如：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教师的指导应确保教学目标下面的所有议题在学生的讨论中都能被提到。但这种教学存在的问题是，学习目标往往达不到。

因此，这背后存在着一对矛盾：知识学习的效率（量及系统性）与能力发展，何者多，何者寡？何为主，何为次？不容置疑，后者以时间为代价，以教师恰当的引导为条件。

我国近30年里影响较大的教学改革实验多半选择的是一种“中间道路”，包括“尝试教学法”在内，差别在于是“偏东”一些还是“偏西”一些。

值得思考的是，我们能不能取人之长，把长处做到位？我们该如何保持自己的优秀传统，使其各得其所？

譬如，“尝试教学法”，亮点在“尝试”。那么，尝试题怎么出，才有助于学生的独立思考，有助于他最大程度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到达学习目标？有的教师把尝试题设计成有梯度的探索题，并给予比较充裕的探索时间，再加以旁敲侧击的“启发式”引导，学生的“尝试”是充分而有效的。有的教师则把“尝试”（包括动手操作）一律变成“验证式”，关键步骤全部给出。这就损害了“尝试教学法”的思想精髓。因为“尝试”的价值就在于解决问题道路的“不确定性”。因为不确定性，才有了出错与反思的机会，才有分析、判断这些高级思维能力的增长，才有了对过去纯告诉式教学的突破。离开了这一点，也就丧失了尝试教学的价值。所以，把好的东西做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处理传统与创新的关系方面，顾泠沅先生的探索给人启发至深。

他说：“教学目标是无比多样的，不同的目标，教学的理想模式大不相同。”他主张，应该“灵活地运用包括儿童中心主义所主张的适当的方式和方法，促进教学过程积极化”。

何谓灵活呢？

比如，“对于传授系统知识的目标来说，有意义的接受式学习就凸现出明显的优越之处。因此我们应当致力于把教学改革的基点放在使全体学生都能独立思考上，使接受式教学与活动式教学互相补充，使习得与学得相结合”。

从这个思想出发，我们进而可以分析不同的课的目标定位（如是陈述性知识还是程序性知识，价值点在哪里），分析每个环节的目标定位，从而为不同的目标选择最佳的教学方法。比如，“尝试活动的方式，应是探究性理解水平教学的一种理想模式”。不同的教学方法，可以在一节课内使用，也可以分时运用，比如，设立专题活动。

我认为，这样的思想，应当深入人心。因为，我们一直在梦想着找到一个适用于所有课型甚至所有学科的所谓的“最佳模式”。事实证明，这种想法是极其错误的。教学模式往往代表的是一种教育思想，是思想的实践表达形式，反过来，并非只有这一种模式才能表达此思想。更何况，“教学情况是千变万化的，各不相同的，生搬硬套一个模式也是不科学的”。

这种依据教学目标进行“灵活运用”的思路，正是处理两者关系的最佳途径，也是符合我国文化特点与当下国情的一条“中间道路”。

三、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此习题”非“彼习题”——教学研究亟待精致化

“尝试教学法”的生命力在于“尝试思想”，在于“先试后导”。与其一脉相承的“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思想在中国大地热传，即是明证。许多学校在学习洋思经验、杜郎口经验的基础上，生发出了富有智慧的新的模式、新的方法，甚至完善了不少环节，这是非常鼓舞人心的事情。

但问题也随之而来。

笔者曾经翻阅过一些学校的“导学案”、“预习提纲”，发现“习题化”倾向十分严重。固然，习题是许多知识内容的载体，但作为先学的习题，作为预习的习题，应当与课后作为巩固练习的习题有着明显的不同，比如，习题应该有层次性，或简单复习旧知，或生发新的思考，发挥的是“脚手架”的作用；习题应当精练；习题应能暴露学生认知上的困难，等等。大量的习题，要么占用的是学生课余时间，增加学生负担；要么把整堂课变成习题课、对答案的课。因此，我们必须警惕“先学后教”、“以学定教”旗帜下的新一轮“题海战术”。

还有一些学校，干脆把“教学参考书”的内容（或雷同材料）发给学生“自学”，学生学习的材料比起教材一下子厚了很多，教师倒是不讲了。但我们要问，这与从前教师通过一讲到底进行灌输的情形有何区别？“讲灌”变成“书灌”，可是一种更为危险的境地！

这些问题反映出我们对“先学后教”形式中“先学”的目的尚不清晰，因此在“先学”材料的选取与设计上存在较大的盲目性。“先学”的主要价值不外乎两点，其一，完成前测，获取判断教学定位的必要信息；其二，培养学生自学能力。更进一步需要思考的是，前测点如何判定？如何做到最简？何谓自学能力？教材是为学生自学设计的吗？面面俱到的教参是合适的自学材料吗？教师的引导作用如何体现？

因此，如果我们尚且承认“先学后教”的教学论价值，如果我们承认“先学后教”已成为一种不可忽视的教学现象，那么，我们非常有必要对其中看似细节的问题做深入、科学、专业的研究，从而确切地知道，“先学后教”是否适合所有教学内容和情形，如何运用才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出了它的价值。

总之，在模式潮流之下，在其思想的科学性得到确认之后，我们应更多考虑的是“质”的提升，是建设性的研究。现代教学一定是更为人性化也更为精致化和专业化的，而不是一直停留在粗犷阶段。

（二）如何对待本土经验——不应当被轻视的历史

邱先生的“尝试教学法”提出已有30余年了。今天，我们重温这一教学法很有必要。因为这是老一辈教育工作者用毕生精力，在中国教育土壤中探索出来的宝贵经验，不应该被历史遗忘，更不应该被后人轻视，尤其是在教育改革异常活跃的今天。

不是所有的改革都是积极的、正确的。由于这一规律，我们非常有必要知晓教育史尤其是教育改革史，不只是读梗概，更要读丰满的画面，读画面背后的思想、背景及经验教训。著名教育家吕型伟先生曾语重心长地告诫雄心勃勃的改革者：“要学点教育史。”从今天各种改革的主张和潮流往回看，不少东西前人都已思考过、探索过、总结过，甚至高于我们今天的见识。只有站在他们的肩膀上，我们才能少走弯路，少犯错误，真正推动中国教育往前走。

这里关涉一个重要问题：如何看待本土经验？由于我国教育理论界与实践界存在断层，本土经验虽然层出不穷，但始终只在实践层面传播，缺少强有力的提升和凝练，因此也缺乏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这使许多有价值的探索成为历史的流星。

在笔者看来，本土经验的最大价值是文化土壤的适应性。这是任何外来理论和经验模式都无可比拟的。任何新的改革都应基于特定的文化土壤来展开。因此，重视本土经验，保护、支持并充分开发它们的价值，是当前教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一个重要课题。

（余慧娟：《人民教育》编辑部教学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