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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问题之二 世俗化问题（第1页）

第三节问题之二：“世俗化”问题

一向以传道、授业、解惑为己任的大学“象牙塔”，如今正承载着人们越来越多的期望。然而，从教授经商到论文作假，如今中国高校中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比比皆是。[1]

与“理想化”截然相反，大学经常犯的第二类错误是“世俗化”。“世俗化”问题表现为大学一味追求适应社会、满足社会发展需要，而忽视了大学的内在办学规律，忽视了大学的特殊性，彻头彻尾地成为了社会利用的“工具”，变成了没有方向、没有灵魂、没有品格、没有精神的流浪者，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这就是大学犯的第二类错误：“世俗化”。“世俗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行政化；二是市场化，即行政冲击和市场冲击问题。这样的大学就像没有放长线的风筝，不会自由飞翔，不会飞得太高，不会有自己的特色，充其量只能称其为一个培训机构、社会工具，不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神圣的殿堂、杰出的组织。

一、“世俗化”表现之一：“行政化”

大学“行政化”的问题比较复杂。一方面，从世界范围来看，大学行政化是一种发展的趋势，“象牙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一种适应社会发展的必然。然而，过度行政化，特别是在国内高校，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顽疾”，禁锢了大学的健康发展。

（一）世界趋势

从世界范围来看，行政在高校起的作用越来越大。原因很多，归纳起来有三点：第一，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高等学校的作用，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控制。大学的职能越来越多，对社会的作用、影响也越来越大，大学已经不是可有可无的“象牙塔”，而是影响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对社会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有重要支撑作用，为此世界各国都纷纷加强了对高等学校的控制。第二，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大学规模不断扩大，大学已经不像精英教育时代那样采取自我管理、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办学模式，而是采取社会广泛参与、满足各种利益需求，不断规范化、制度化的现代大学管理模式，以适应大学的巨型化、大众化、社会化、商业化。第三，对于大学内部的需求，资源紧缺、效益低下、组织结构松散是困扰大学发展的重要矛盾。适度借鉴行政管理、企业管理的理念，不失为提高大学办学效益的有力措施。因此，从世界发展趋势来看，行政力量在高校起的作用越来越大。

（二）我国情况

当然，国内情况和世界高等教育相比较有些特殊，因为我们高等教育发展的时间比较短，新中国成立后没有经历过“教授治校”“自主办学”的年代，完全仿照苏联模式：政府办大学，“订单式培养”（大学按需培养社会需要的专业人才）。政府视大学为自己的一个行政部门，配备资源，参与制订招生人数、专业设置、学生毕业分配等过程管理。当然，这种管理模式有一点好处，效率比较高，计划性、控制性强，但总体来看，弊大于利，导致大学自主性差，失去了大学自治的精华，创新性差，功利色彩浓郁，难于产生高水平的成果。虽然近些年这种情况有所改变，但和人们期盼的理想模式还差距甚远，因此，国内大学没有真正经历过大学自治的历程，“行政化”问题一直是困扰大学发展的“症结”。当下，“行政化”成为国内讨论的焦点问题。由此可见，国际上正由“教授治校”走向“多元治校”，政府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正在加强；而国内，正由“政府治校”，走向“多元治校”。国内外高校虽然发展路径不同，但目标一致，国外是“从自治到多元”；国内是“从依附到多元”。例如：目前国内讨论比较的问题是“大学章程”“依法治校”问题：如何构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民主决策”等问题。

国内大学的“行政化”表现在方方面面，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从政府和大学的关系上看，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政府视大学为一般的行政机构；第二，官本位现象严重；第三，在大学内部，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

1。缺乏办学自主权问题

“中国大学，千校一面，办不出特色”的主要原因在于政府有关部门主导性过强，学校没有真正的办学自主权。在西方发达国家，市场和社会约束力，包括道德约束力很强，因此政府作用相对较弱，大学似乎也比我们自主得多。近十年，政府对大学的投入增加了，但大学“官本位”和行政色彩反而更浓了。政府控制的主要内容有：学校发展规划、专业设置、招生规模、教师配置、工资待遇；研究项目、办学经费、设备配置、招标采购等。总之，政府不仅在办大学，而且在事无巨细地经营大学、管理大学，高校教师、职工只是政府的雇员。这样的大学又如何推陈出新，办出特色呢？

2。“官本位”问题

当前国内高校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教授热衷当官，却无暇顾及教学和学术，这是不争的事实。于是出现几十名教授争先竞聘学校保卫处处长的现象。校长“官僚气”越来越重，“人文气”越来越差，离“书生气”越来越远。究其原因，一定程度上是中国传统观念“学而优则仕”在作怪，“官本位”思想和薪资待遇问题在动摇着学者的心。教师群体的经济、社会待遇低，收入不如行政管理干部。目前，校长“官员化”现象愈演愈烈，校长的很大精力要花在“位子”上。20世纪初那些大学校长，给人们的印象是他们的角色意识非常清晰，谨小慎微地注重自身行为，努力营造和守卫自由平等的大学文化，处处警惕“官本位”对大学的入侵。比如蔡元培先生，他在北大当校长时每天进校门时都要向校工脱帽敬礼，这不能不让人们反思当今校长的角色定位。[2]

现在从各个方面看，大学正在逐渐变为一种行政机关。“大学内部行政权力泛化，大学管理的‘机关化’色彩过于浓厚”，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机关还机关”。[3]

“大学之‘大’，其内涵应该是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培养人、完善人，不断提升人格和道德；独立于政治权力之外，追求学术真理。”“大学要健康发展，需要平衡好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大力清除‘官本位’，让校长等管理者去‘官员化’，走向‘职业化’。”校长要由醉心教育的教育家担任，应取消大学领导的行政级别。院士是做学问的，不宜提倡他们过多担任行政职务。现在学校行政大楼正在演变为主要服务于校领导的秘书机关，而不是全心全意为教授、科研、教师、学生服务的机构。现在一再提倡服务型政府，而大学行政机构却慢慢变为官僚机关，这是很不协调的。[4]

3。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问题

我国高校沿袭了行政权力占主导的管理体制，行政权力在高校日常管理与资源配置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可以说是高校中最为强势的权力。

我国高校的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往往处于一种“非和谐生态”。由于高校过度“科层化”，引发了严重的“官本位”意识，导致我国高校普遍存在行政权力强势而学术权力卑微的现象。在高校管理中，教师非但对学校非学术事务没有话语权，对学术事务的发言权也极少。这种现象妨害了高校学术活动的发展，违背了大学存在的根本宗旨。

由于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失衡，行政权力唯我独尊，造成了权力与责任割离，教育资源浪费严重。权力是责任的共生物，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责任的规定，但现实中往往是片面强调权力而造成了权力与责任的严重割离。高校在教育资源配置过程中，权力与责任的割离现象很常见，如高校职能部门在对学校的人、财、物、信息资源等进行调配时表现出很大的人为性、随意性，造成教育资源配置的低效甚至无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缺乏对教育资源配给权的检查和评估机制，给责任人推卸责任留下了空间。

由于行政权力异化，高校行政权力“寻租性”现象屡见不鲜。行政权力在行使和运用的过程中，一个突出的缺陷就是“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使得监督约束形同虚设。再加上权力运作的透明度不够，使得监督约束形同虚设，其后果就是制造了权力寻租空间。由于教育资源配置权缺乏严格的监管，近年来，高校领域的腐败案件时有发生。高校教师的道德状况往往被视为社会文明的标尺，尽管高校腐败属极少数现象，但社会影响十分恶劣。[5]

二、“世俗化”表现之二：“市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