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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分南北（第2页）

[7]《朴学之精神》，《国风》第8卷第1期，1936年10月1日。

[8]1924年4月13日、15日陈衡哲、任鸿隽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集》上册，247～248页。陈衡哲甚至说“东大国文系之糟为全校之冠”。

[9]黄伯易：《忆东南大学讲学时期的梁启超》，《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47～48页。

[11]《胡适日记》手稿本1933年12月30日。

[12]钱基博：《陈石遗先生八十寿序》，《国专月刊》第1卷第1号，1935年3月。

[13]《革命时代的文学》，《鲁迅全集》第3卷，4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1920年8月陈公博告诉胡适：“广东的空气，充满嫖赌及势力发财的空气，简直与新文化绝不相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08页）

[14]1929年8月20日顾颉刚致胡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536页。

[15]黄节与吴宓及思辨社人关系密切，其高足李沧萍曾受王国维指导，又是张尔田及门，毕业后任教于中山大学国文系，1935年被古直等列名于要求惩治胡适的通电。后李声明更正，但古直说因为他“同其慷慨”才被“分之以义”（胡适：《南游杂忆》，杨犁编：《胡适文萃》，643～644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91），或亦属实。

[16]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269～272页。

[17]《广州各界对日退赔款用途宣言》，《民国日报》（上海），1924年5月19日。北京大学也认为如设第三研究所，应在广州（《北京大学对于日本以庚子赔款在中国举办学术事业意见书》，《北京大学日刊》第1455号，1924年4月26日）。

[18]吴士鉴来函之6、汪大燮来函之25，《汪康年师友书札》（一），284、65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9]邓实：《国学通论》，《国粹学报》第1年第3期，1905年5月。

[20]陈垣早年写作小品，为学海堂出身的汪兆庸所见，“以为必传。当时受宠若惊，不审何以见奖至此。然因此受暗示不少。三十年来孜孜不倦，未始非老人鼓舞之效也”。（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445页）。陈受颐虽然是陈澧的曾孙，学术成就却并非基于家学渊源。

[21]《论学术的空气》，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4卷，490～495页。

[22]《“京派”与“海派”》，《鲁迅全集》第5卷，432～433页。

[23]《北人与南人》，《鲁迅全集》第5卷，435～436页。

[24]蒋梦麟：《西潮》，166、184页，辽宁，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25]1934年4月28日傅斯年来函，《胡适年谱》，219～220页；《胡适日记》手稿本1935年5月4日。1931年9月14日胡适在日记中所说：“今日必须承认我们不‘大’，方可有救。”既指中国，更指北大。

[2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21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27]《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牟润孙：《海遗杂著》，85页。鲁迅指这时的北大堕落为“五四失精神”，“时代在前面”，主要指浙、胡两派在官僚化方面合流（1933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309页）。北大理科也吸收了南方各校的优秀人才。

[28]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1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