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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族共和论及其引发的中华民族观念（第2页）

各都督、议会、报馆、政团，鉴民国初建，五族涣散，联络感情，化除畛域，共谋统一，同护国权，当务之急，无逾于此。且互相提挈，人道宜然。凡我同胞，何必歧视。用特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现已成立。拟从调查入手，以教育促进步之齐一，以实业浚文化之源泉，更以日报为缔合之媒介，以杂志为常识之灌输。章程即付邮呈，敬希协力提倡，随时赐教。酌拨公款，助成斯举，实纫公谊。[16]

黄兴等在发起“中华民族大同会”的有关“会启”中，还透彻地阐述了五族人民在政治平等的基础上，通过齐一教育、开发实业，依靠报纸杂志之类现代传媒等手段，来进一步加强五族之间的文化融合、“意识之感通”的紧迫性，以及这一举措对于巩固共和政体的重要意义。他们明确表示：

今既合五大民族为一国矣，微特藩属之称，自是铲除，即种类之界，亦将渐归融化，洵吾华轶代之鸿轨，而环球各国所同钦也。顾五族语文互异，忱悃或有难孚；居处殊方，接洽未免多阻。如无集合之机关，安望感情之联络？况乎强邻逼处，虎视眈眈，唇齿互有相依之势，肥瘠敢存秦越之心……藉岁时之团聚，谋意识之感通，智德以交换而愈完，志气以鼓舞而益奋。相挈相提，手足庶无偏枯之患；同胞同泽，痛痒更有相关之情。其始以言论造事实，其究以通力赴成功，共荷民国之仔肩，众擎易举；永奠共和于磐石，转弱为强。此仆等立会微意也。[17]

1912年4月3日，孙中山批准该会立案的指令得以在《临时政府公报》公布，他称赞“该会以人道主义提携五族共路文明之域，使先贤大同世界之想象，实现于20世纪，用意实属可钦”，认为其所拟各种具体办法也切实可行，同意拨给经费。[18]在临时政府财政极其严峻的情况下，孙、黄能有此举，可见其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达到了何种程度。

“中华民族大同会”的成立及其有关宗旨阐说，标志着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在革命党人中的基本形成，并得到了民国临时政府的明确认可。它也表明了此一观念最初与“五族共和”论几乎同时发生的某种直接连带关系。

1912年5月26日，中华民族大同会成立上海支部，推举徐绍桢为支部长，邵元冲等为干事。[19]6月，该会刘揆一、张继、恒钧等人上书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恳请颁发保护旗产令”，声言“民国成立，五族一家，同隶共和政治之下，即应同享共和政治幸福，所有京外各旗公有财产，前经被人侵占者，应由所在地方官及公正绅士清查，分别经理，即以作为筹划旗民生计之用”。刘揆一等甚至还因此特别表示，“窃以为此次改革，本系政治问题，与种族毫无关系，惟武昌起义之初，宗旨未经宣布，兵民不尽晓然”，方才造成侵夺旗人公私财产的不当行为。[20]这位武昌起义爆发之前的同盟会负责人，对于辛亥革命的性质竟然能有如此见解，似尚为学界所忽略，值得今日的研究者们格外关注。

同年年初，在上海等地，一些地方官员还发布《化除种族见解之文告》，禁止商人、报纸广告、公私函牍使用“大汉”字样，以示民国“大同主义”。沪军都督革命党陈其美等人更倡议发起“融洽汉满禁书会”，对于鼓吹“排满”、有违五族共和宗旨的书籍，主张一律禁止。“已出版者，则由本会筹资收毁”。类似的组织还有雷震等发起，得到岑春煊等赞助的“五族少年同志保国会”[21]，新疆伊犁组织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进会”[22]，1912年4月10日在北京成立的“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等等。如“五大民族共和联合会”的宗旨就是：“扶助共和政体，化除汉满蒙回藏畛域，谋一致之进行。”主张“融化五族，成一坚固之国家”，“实行移民事业”和“统一文言”等，因而典型地体现了民初要求五族平等融合的社会心理。该会以内务总长赵秉钧为总理，陆建章为协理。次年6月29日，他们还在此会的基础上进而发起成立了“平民党”。其党纲的第一条标明为：“促进种族同化。”[23]也就是以五族一体化为发展目标。

在当时众多以民族平等融和为宗旨的社会政治组织中，特别值得一提的，乃是“五族国民合进会”。该组织由已正式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授意组成，并得到内务部批准，于1912年5月12日在北京成立。[24]它不仅声势较大，而且真正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五族联合组织，明确体现了袁世凯政府的现代中华民族整体意识，显示出中华民国早期的国家意志。

“五族国民合进会”的会长为总统府边事顾问姚锡光。汉族人赵秉钧、满族人志钧、蒙古族人熙凌阿、回族人王宽、藏族人萨伦被选为副会长。黄兴、蔡元培等革命党元老，黎元洪、梁士诒、段祺瑞等民国要员，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以及各民族数十位名人，或参与发起，或列名表示赞成。是年6月，该会曾在《申报》上连载“会启”，从血统、宗教和地域的分析入手，明确论证五族“同源共祖”的历史，指出：“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固同一血脉，同一枝派，同是父子兄弟之俦，无可疑者。”会启认为，以往各族间之所以有互相仇视和攘夺之事，忘记了各自本为“同宗共祖之父子兄弟”，而彼此“同室操戈”，“互视为外族而争夺无已时”，实为封建专制的结果。因为“有一人一家之专制，则不得不划自疆域、自成部分”。民国建立后，扫除专制，“万民齐等”，五族国民恰如“迷途乍返、骨肉重逢”，正好“各以其所有余，交补其所不足，举满、蒙、回、藏、汉五族国民合一炉以冶之，成为一大民族”。现在聚集五族智慧组织政党，就是为了“谋起点之方，同化之术”。将来“合进”收效之日，也就是“满、蒙、回、藏、汉”之名词“消弭而浑化”之时，故“今日所称为‘五族国民’者，犹不免为赘语”云云。

从上述“会启”内容可见，“五族国民合进会”实际上融合了昔日刘揆一《提倡汉满蒙回藏民党会意见书》和杨度等“五族大同”的有关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综合了革命党人与立宪派人士相关意见的产物。

在“五族国民合进会”的“简章”中，还提到了“我五族国民以外，西北尚有哈萨克一族，西南尚有苗瑶各族，俟求得其重要人员，随时延入本会”，[25]可见其所谓“大民族”所包含的子民族也并不局限于五族，“五族”不过是一种泛称而已。该简章对中国国内各民族“同源共祖”的论证，或不免简单牵强，但却已显示出明确的思想自觉，可谓后来“一元多流、终归返本归一”的中华民族观之嚆矢。

从“五族国民合进会”的多民族构成，它的会启和简章等的内容来看，其对“一大民族”联合体的认识，既包含了血缘联系的内容（所谓“五族同源共祖”，“同一血脉、同一枝派”），更强调了民族成员间不同于传统中国帝王专制时代“臣民”身份的平等“国民”之新型关系，以及“共和”新形势下各族互相补充、全面融合之内在需要，实代表了民国初年各民族一体化认同的较高水准，并预示了这一认同的实质与结局。遗憾的只是，对于融合而成的“大民族”共同体究竟如何称谓，这些“会启”和“简章”却都仍未给予明示，尽管袁世凯此时已开始使用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概念。要想完整把握民国初年袁世凯的“中华民族”理念，还应当将他这一时期对“中华民族”一词和概念的使用情形及其有关政策措施结合起来分析。这一点，后文还会有所努力。

1912年7至8月，刚刚结束秘密状态的中国同盟会，其广东支部主办的《中国同盟会杂志》创刊，也登文积极宣传民族和种族“同化”论，并将其视作该会的政纲之一。该刊著文强调：“今日共和成立，五族联合，昔日之恶感已泯，至程度不齐之故，苟普及教育实行之后，此问题当亦解决矣。”认定“合汉、满、蒙、回、藏五族而同化之，今日之唯一政策也”，“亦大同必经之阶级也”。[26]而为了实现“民族同化或融化”的目标，又必须在共和体制下，统一语言、实行通婚、“划一制度”和“普及教育”等。该刊还连载陈仲山的《民族同化史》，冀望于对“励行民族同化之政策，不无小补”。同年8月13日，新成立的国民党也发表宣言，公布党纲。其党纲中“概列五事”，其三即曰：“励行种族同化，将以发达国内平等文明，收道一同风之效也。”[27]实际上，民国初年，主张民族或种族“同化”或“融合”或“化合”，已经成了当时许多政党的共识。

如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同化”一词的使用显得很刺眼，不恰当，表明其认识仍存在大汉族主义倾向的局限性。但也应指出，当时人们使用“同化”一词，很多时候也是在一种平等融化、相互同化之意上使用，并不都着意存有汉族自大独尊之思。此种“同化”实际上就是“大同”的同义语（“大同”一词的使用者显然要更为理性和智慧），它既是对于清末“五族大同”思想的一种继承，也体现了民初革命党和民国要人们对于民族问题新的认识水平。由于这些活动和政策宣传反映了当时社会上要求民族融合的时代愿望，因而也就有力地激励着人们去继续深化认识，进一步推动着国人形成对于大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期待与认同。

在中国各民族融合成一大民族共同体的思想建设方面，民初进步党人曾做出过独特的贡献。比如，追随梁启超的进步党人、《庸言》杂志的主要编辑吴贯因[28]，就有过特别值得一提的思想努力。1913年年初，他在《庸言》上连载了洋洋数万言的《五族同化论》一文，逐个论析了五族的混合性质，进而说明了各族之间血统等互相渗透融合的历史。此文表明了作者相当了解西方混合“民族”与“国家”的现代政治性“（国民）民族”概念之内涵，对于当时和以后“中华民族”融合史的研究，都曾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29]在该文中，吴贯因有力地指出：

汉、满、蒙、回、藏五民族，其初固非单纯之种族，而实由混合而成之民族也。夫人种相接近，由种种之事故，而融合交通，世界历史上实数见不鲜，固非独中国而已。而我中国先民，既能融合汉土诸小族，而成一汉族；融合满洲诸小族，而成一满族；融合蒙疆诸小族，而成一蒙古族；融合回部诸小族，而成一回族；融合藏地诸小族，而成一西藏族，况今日国体改为共和，五族人民负担平等之义务，亦享受平等之权利，既已无所偏重，以启种族之猜嫌，自可消灭鸿沟，以使种族之同化。则合五民族而成一更大之民族，当非不可能之事。[30]

因此吴贯因以为：“今后全国之人民，不应有五族之称，而当通称为中国民族ation，而nation之义既有二：一曰民族，一曰国民，然则今后我四万万同胞，称为中国民族也可，称为中国国民也亦可。”[31]此种认识，体现了西方现代那混合民族与国家、强调现代政治认同基础的英法和北美“民族”观念之直接影响，不妨说代表了民初时国人大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较高水平，尽管他尚未使用“中华民族”一词，而是用“中国民族”。此外，他肯定还是较早清醒而自觉地给中国各民族共同体正式命名、并给予该词明确而延续至今之英文对译的中国人，尽管在英文报刊和书籍中，此种含义的ation早有使用。

图2-11913年《庸言》第8号上续载吴贯因《五族同化论》片段

1914年4月，中国进步党正式的机关刊物《中华杂志》创刊。该刊创刊号上又推出一篇题为《论中国之国民性》的专论，作者署名光昇（生平不详）。在该文中，作者以所谓“国民性同一”来论证五族应通称为“大中华民族”，也清楚地表明其本人对西方现代nation和nationality概念已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兹引该文的主要论证如下：

自罗马之世界国家亡，而近世民族国家代之以兴。民族即国民也，原为人种学之用语，系专指血统关系而言，自单纯血族团体易为领地团体，而民族主义稍变。柏哲士之为民族定义曰：同类之人类。同类云者，即同一语言、文学、传说、历史、习惯、思想之谓也。盖视血统主义为宽。学者或舍民族旧名而改称曰国民性（nationality——引者），即能为一国民之集合体之性质也。以有此国民性之民成一国家，斯团结坚而发达速。然按之实际，国家组织范围与所谓国民性所示之范围往往不能一致，以一国家而含有数国民性者有之，以同一国民性而割裂于多数国家者有之。……独吾中国为开化最古之国，以世界陆地十三分得一之领土，全人类四分得一之人口，十九皆为同一国民性之人民所组织，盖古今东西而未有一见者也。吾国所以能成此伟大纯一之民族（即国民性）者，盖有三焉：其一，则汉族同化力之大……其二，则国家主义早成立也……其三，则宗教思想之融合也。

从全文来看，光昇并不认同血统主义的传统民族说，但在“汉族同化力之大”一条下他仍强调：“称中国人为黄帝子孙，盖其正炎黄血胤者十之七八，因婚姻杂居化合者十之二三，以近世民族定义言之，皆为同一国民性之民可无疑也。”不仅如此，他还从对西方现代“（国民）民族”（今人所谓“国族”）概念的理解出发，认为当时就各少数民族单独而言，已失去“纯粹”民族之资格。这在民国史上，实是类似观点的较早阐发。光昇指出：

今之言曰，五族共和。满人已失成一民族之元素，将必转化于汉人，前已言之。可议者独有蒙、回、藏。然回民之入居内地，及其信徒久与汉人混合，而回部及蒙疆藏卫之民，其上等社会已通行汉语，而所谓文学历史等，亦无存立之根据，其不为纯粹之一民族可无疑义。他甚而还宣称：欧罗巴有曰日耳曼主义，斯拉夫主义，吾国民将曰大中华主义。合满汉蒙回藏之民谓之五族，毋宁谓之大中华民族可也。[32]

在此，人类学、民族学意义上的文化共同体“民族”（源于拉丁词ethnos，相当于nation的英法文古典含义和后来的ethnicgroup）概念，与现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民族”（nation的现代意义尤其是英法文意义）概念之间的某种区别，已被作者明确地意识到了，只是他显然还没有能力将两者的内涵很好地自觉地统一起来。就现代政治学意义上说，否认各少数民族单独构成为拥有国家独立主权的nation，当然并未错；而由此认为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历史，亦无存立之根据”，则不免荒谬。今人很容易指出作者在具体的论述中表露出的那种明显的大汉族主义情绪，以及对于少数民族文化了解之缺乏，但它还是能够反映出在当时，认同一个以中华民国为政治依托、经济文化上融合日深的现代大民族共同体，已然成了一种时代的需要和现实的取向。[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