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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文化史研究方法的运用与思想分析的强化问题（第2页）

[10]可见黄兴涛：《晚清民初现代“文明”和“文化”概念的形成及其历史实践》，《近代史研究》2006年6期。

[11]沈松侨的《我以我血荐轩辕——黄帝神话与晚清的国族建构》（《台湾社会研究季刊》1997年第28期）与《振大汉之先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贺照田主编的《学术思想评论》第10集）等文，对这方面的问题有过专深的研究。王明珂、石川祯浩和孙江有关20世纪初年中国“黄帝”的论文也可资参考。见王明珂：《论攀附：近代炎黄子孙国族建构的古代基础》，《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73本，2002年；石川祯浩：《20世纪初年中国留日学生“黄帝”之再造——排满、肖像、西方起源论》，《清史研究》2005年第4期；孙江：《连续性与断裂——清末民初历史教科书中的黄帝叙述》，王笛主编：《时间·空间·书写》，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2]参见黄兴涛、王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黄兴涛、刘辉：《抗战前后中国共产党文化“民族性”意识的觉醒及其意义》，《北京档案史料》2002年第1期。

[13]该书英文版1991年于哈佛大学出版，中译本由马俊亚译，200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

[14]更早一些日本学者池田诚编著的《抗日战争与中国民众——中国的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译校，求实出版社1989年版），也在相同时段讨论了相关问题。此书日文原本1987年由京都法律文化社出版。

[15]臧运祜：《近代中日关系与中国民族主义》，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412—432页。

[16]甲午以后，除日本外，美国和俄国等是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影响较大的国家。关于美国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关系，王立新的《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民族主义运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研究，颇有价值。

[17]这里借用了罗志田教授的提法。见罗志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史学反思》，《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4页。下文提到他的有关见解，也都出自此文，不另注明。

[18]许纪霖此文前三节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第四节载《学海》2005年第1期。

[19]傅斯年：《中国做人的机会到了！》，《独立评论》第35号，1933年1月。有关分析可见张太原：《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自由主义者眼中的民族主义》，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第259页。

[20]参见曹跃明、徐锦中：《中国近现代民族主义之路》（《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5期），他们认为：“所谓文化民族主义应当具有下面两层含义：1。以传统文化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和根本命脉；2。不论是发扬和攻击传统文化，都认为只有从思想观念入手才能解决民族问题。”这其中，两者间似不无矛盾之处。在目前讨论近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论著中，类似的矛盾所在多有。

[21]关于近代中国爱国主义的历史研究，可参见李文海主编：《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论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22]关于国民党曾经提倡五族共和，认可五族为“民族”，后来又转而放弃五色旗等的认识和行为变化，可见村田雄二郎：《辛亥革命时期的国家想像——五族共和》，《现代中国研究》2001年第9号，第20—26页。

[23]关于国共两党民族观及其演变和差异，可见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

[24]潘光旦认为：“同是一种结合，国家是有政治、经济、法律等意味的，种族是生物学与人类学的，民族却介乎二者之间。一个结合，在种族的成分上，既有相当混同划一的性质，而在语言、信仰以及政、法、经济等文化生活方面，又有过相当持久的合作的历史——这样一个结合，就是一个民族。”潘光旦：《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潘光旦文集》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3页。

[25]关于“中华民族”观念及其传播和认同的研究，可见黄兴涛：《民族自觉与符号认同：“中华民族”观念萌生与确立的历史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季刊》2002年第1期创刊号）。

[26]关于“新文化史”的总体特点，笔者相对全面一点的认识，可见拙编：《新史学》第三卷《文化史研究的再出发》“序言”，中华书局2009年版。但这里强调的综合性“主体实践”，或亦可补充前者。

[27]有的学者后现代关怀更为鲜明和强烈，喜欢以“话语实践”理论来处理民族主义及其分支论题（如“国民性”），强调主体之间“权力”博弈的文化“建构”功能，有的则力图淡化“话语”分析的偏颇性，努力吸收其分析法的长处。有的在以安德生（BeAnderson）民族为“想象的共同体”的理论解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话语”的同时，还致力于建构自己的理论。如杜赞奇（PrasenjitDuara）构建史学研究的“复线历史”（bifurcatedhistory）观，刘禾（LydiaH。Liu）构建“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practice）理论等。

[28]费约翰著，李恭忠、李里峰等译：《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29]葛凯著，黄振萍译：《制造中国：消费文化与民族国家的创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在该书导论中，作者明确表示：“本书论证，消费主义在民族主义明晰化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基本角色，同时，民族主义对于界定消费主义也是如此。对所有商品进行‘本国’和‘外国’的区分，有效地产生了‘叛国的产品’和‘爱国的产品’这两个概念，这就使得民族主义塑造出了萌芽中的消费文化的基本形态。这种民族主义化了的消费文化就变成了一个表达场所，在这个场所里，‘民族’这个概念和中国作为‘近代民族国家’的概念是相关联的，他们都在被制度化，以及在被实践着。经由民族观念来解释商品消费，不但有助于形成‘近代中国’的真正概念，而且也成为中国的老百姓开始认为自己是近代国家的公民这个概念化过程的主要途径。”该段文字不仅清楚说明了本书主题，也典型地反映了新文化史的方法和研究旨趣，故特引录于此。

[30]RebeccaE。Karl，StagingtheWorld：ationalismattheTurhtury，DukeUyPress，2002。

[31]吉澤誠一郎：『愛國主義の創成ナショナリズムから近代中国をみる』，岩波書店2003年版。

[32]陶绪：《晚清民族主义思潮》，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5—113页。此前，俞旦初在《二十世纪初年外国爱国人物在中国的介绍和影响》（后收入《爱国主义与近代中国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等文中，也多曾涉及于此。

[33]比如，我们知道李大钊、吴文藻等人都在历史文化族群的意义上理解“民族”，1914年光昇在《论中国之国民性》（《中华杂志》1914年创刊号）一文中，也介绍了柏哲士的同样观点。最近笔者在阅读五四时期的有关资料时发现，美国思想家杜威在1920年初的中国也传播过相同思想。他在中国的一次演讲中指出“国家”（state）与“国”（try）和“民族”（nation）的不同时说：“‘国’只要土地人民就够了，‘国家’的重要成分却不仅在土地人民，而且在行使职权和能力的机关。这权力对外可以抵抗防御，对内可以执行法律。这便是国家的特性。‘国家’又与‘民族’（nation）不同。有相同的语言、文字、文学，及大同小异的风俗、习惯、思想，就可以算一个民族了。但民族不是国家。试看欧洲波兰等民族，久在那里想变成一个国家。这可见民族可以变成一个国家，却未必就是国家。有对内对外的威权，才是国家的特性”（杜威讲演，伏庐笔记：《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晨报》1920年1月21日）。

[34]如被公认为西方民族主义研究两大开山之师之一的海斯的有关著作内容在华传播的情况，就缺乏关注。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海斯（Hayes）的名著TheHistoricalEvolutioionalism就被译作《族国主义论丛》在华出版，译者为著名人物蒋廷黻，他与近代自由民族主义的关系极为特殊。蔡乐苏、金富军的《蒋廷黻外交思想探悉》（《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一文，对蒋氏翻译此书情形有所介绍。

[35]耿云志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一文中的意见与笔者类似，他曾强调：“民族主义会牵及民族感情，甚至可以承认，民族主义有其心理和感情的基础，但绝不可以因此将民族主义归结于感情，或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见李文海、耿云志等：《“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笔谈》，《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