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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代国族一词的出现概念内涵及其他（第2页）

[19]该条约中英文的原初形式，参见沈吕巡、冯明珠主编：《百年传承、走出活路：中华民国外交史料特展》，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版，第30—33页。感谢陈维新先生赠送此书复印件。另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61—262页。该汇编中称此条约为“中美续增条约”。

[20]JohnLivingstonNevius，dtheeerandBrothers，1869，p。22。

[21]JohnLivingstonNevius，dtheeerandBrothers，1869，pp。455-466。

[22]可参见姚大力、孙静：《“满洲”如何演变为民族——论清中叶前“满洲”认同的历史变迁》，《社会科学》2006年第7期。有关这一问题，日本学者三田村泰助在《清朝前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65年版）一书中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利用《满文老档》，认定满洲国（固伦）作为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所建之国确实存在过。不过万历末年降叶赫、完成统一女真民族大业后，对外便称后金国，对内则称诸申国，满洲国的国号于是取消。1972年，神田信夫又在三田村泰助的基础上将《满文老档》与《满文原档》相对照，撰《满洲国号考》一文，进一步提出满洲国名并未因采用“诸申”或“后金”国名而中断的看法，认为此后它仍是其满语国名，并与后起的“爱新”之满语国名并行不悖（参见神田信夫：《满洲国号考》，收入其由山川出版社2005年版的《清朝史论考》一书中）。但这一说法目前尚难令人信服。即便其说成立，也不影响笔者的结论。因为其国号改为“大清”后，尤其是清朝入关之后，“满洲”为族称而非国名的意义确然无疑。感谢张永江教授在这方面所提供的资料信息帮助。

[23]可参见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发起和主办的“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黄爱平提交的《清代的帝王庙祭与国家政治文化认同》，常建华提交的《国家认同：清史研究的新视角》，以及张寿安提交的《清儒凌廷堪的正统观》一文。

[24]Ho，ping-ti，InDefenseofSini：ARebuttalofEvelynRawski's“ReenvisiontheQing”，JournalofAsianStudies，Vol。57，No。1，February1998，pp。123-155。

[25]参见2010年“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夏明方提交的《多重变奏中的灾异论与清代王朝认同——以〈大义觉迷录〉为中心》一文修改稿。

[26]《清世宗实录》卷130，雍正十一年四月己卯，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版。

[27]有关这一问题讨论的不同观点，可参见岸本美绪：《“中国”和“外国”——明清两代历史文献中涉及国家与对外关系的用语》，《覆案的历史：档案考掘与清史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2013年版，第381—385页。

[28]以上所引《大义觉迷录》中的文字，均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6页。

[29]宋君荣：《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5—146页。

[30]《世宗宪皇帝上谕内阁》卷56，《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14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97页。

[31]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9—170、160页。

[32]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页。

[33]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34]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页。

[35]转录自北平故宫博物院编，民国21年（1932）制：《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影印本》。

[36]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7、152、148页。

[37]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57、161—163页。

[38]陈垣整理，李天纲点校：《康熙与罗马使节关系文书》，马国贤著，李天纲译：《清廷十三年——马国贤在华回忆录》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160页。

[39]笔者在《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一文（《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中批评“新清史”时，一方面明确认可其“强调满人在清朝的某种主体性地位，注重从满人主体性的角度研究清史”的做法，以为“对于丰富清史研究的意义不言自明”，只是提醒其“在正视清朝历史这一独特性的同时，也不应走到另一个极端：有意无意地轻忽乃至淡化其大一统国家的‘中国性’，更不能将两者简单化地对立起来’”，而美国“新清史”代表欧立德（MarkC。Elliot）在回应中却认定，笔者对于“满人主体性”的视角“仍然坚持其不肯接受的态度”；另一方面，笔者指出，既然“新清史”从满人主体性出发，乐于强调满人自身的族群认同，那就不应该同时忽略和回避满人的“中国认同”问题，因为清朝入关后，满人认同“中国”与否，如何认同“中国”，其所认同的“中国”究竟只是大清国的一部分，还是其全部，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不仅同样体现其满人的主体性，而且直接关涉部分“新清史”骨干所谓的“清朝非中国”的论调是否符合事实，“新清史”学者应该对此予以重视，做出认真切实的回答，遗憾的是，他们却没有。更令人吃惊的是，到了欧立德对包括笔者在内的有关批评所做的回应里，这种满人“中国认同”问题的明确提出，竟还莫名其妙地成了美国“新清史”学者的积极作为与贡献，他甚至揶揄地说，“新清史”学者将这“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提出来，这看来就带有某种‘挑衅’意味了”（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载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9、137页）。实际上他们所提出的，乃是“大清非中国”、两者间大有界限、实为两回事的问题，而不是清朝满人是否认同“中国”或他们所认同的“中国”范围如何等类问题。

[40]郭成康教授在《清朝皇帝的中国观》一文中，曾广为引证材料。如准噶尔博硕克图汗噶尔丹向康熙一再表白“中华与我一道同轨”，“我并无自外于中华皇帝、达赖喇嘛礼法之意”；蒙古僧俗人众相信“中华皇帝，乃活佛也”，土尔扈特以“大圣皇帝（指乾隆）甚为仁慈，广兴黄教”，遂决策从俄罗斯依然回归中国，等等。笔者以为，它们均能直接或间接地说明本文的这一观点。

[41]参见谢贵安：《〈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

[42]《清德宗实录》卷13，光绪元年七月上，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版。

[43]欧立德：《关于“新清史”的几个问题》，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2010年8月，第14页。

[44]《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第10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16页。

[45]如欧立德就一方面强调“中国”内涵的不断变化，另一方面又无视清朝入关后朝廷认同的“中国”范围已扩大到包括清朝全境的事实，而仍坚持认为在整个清朝，“中国”仅是“满洲帝国”的“一部分”。他说：“也许‘新清史’要提出来的最大问题是，我们可否不经质疑地直接将清朝等同于中国？难道我们不该将其视为一个‘满洲’帝国，而中国仅是其中一部分？部分‘新清史’的史家因此倾向在‘清朝’与‘中国’间划下一条界线，避免仅仅称呼清朝为‘中国’，也不仅仅称呼清朝皇帝为‘中国皇帝’。”（参见欧立德：《满文档案与“新清史”》，《故宫学术季刊》2006年冬第24卷第2期）实际上，类似看法，很容易让中国人联想起20世纪20—30年代的日本以矢野仁一为代表的支持日本“大陆政策”的御用学者们曾提出的所谓“支那非国论”“满蒙藏非支那本来领土论”，意谓“支那≠清”“支那=支那本部”“支那=汉民族之领域”等论调（参见矢野仁一当时发表在日本《外交时报》《东亚》《东亚经济研究》等上面的系列论文，如《满蒙藏非支那本来领土论》（「滿蒙藏は支那本来の領土に非る論」，『外交時報』35卷1號，1922年）等。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田中奏折》中，就对矢野仁一的论述大加赞扬。至于当时中国国内学者的有关反驳，则可参见叶碧苓：《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史学界对日本“满蒙论”之驳斥——以〈东北史纲〉第一卷为中心的讨论》（《国史馆学术集刊》2006年第11期）。因此有学者批评欧立德等没能明确地与后者的一些说法划清界限，显得不严谨和慎重，尽管两者间存在本质的不同。姚大力教授虽提请国内学者多关注“新清史”的长处，切忌政治化批判，但他也明确批评其所谓“大清非中国论”之错误，不过他似乎并不看重“认同”视角本身。参见姚大力：《不再说“汉化”的旧故事——可以从“新清史”学习什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5年4月12日）等文。

[46]陈波：《“中国本部”概念的起源和建构：1550年代至1795年》，《学术研究》2017年第5期。

[47]关于aproper在19世纪英语中的使用情况，笔者曾查阅ProQuestHistorieers：eers，1832—1953。该数据库包括了《中国丛报》（TheeseRepository）、《教务杂志》（TheeseRecorder）等晚清民国时期在中国创办和发行的12种英文报刊，从中得见19世纪30年代该词即使用28次，较早的一次是1832年《中国丛报》中的使用。20世纪30年代到最高峰，达934次之多，这与伪满洲国建立后有关的西文宣传有关。尽管以英美等国为主导的国联在政治上并不承认作为日本傀儡的满洲国，坚持认为其所在地为中国的国土，但对英美语言中aproper一词的使用却长期缺乏反思。在现代英语中，aproper的使用已越来越少，但当今的有些美国学者，如欧立德等，有时仍然喜欢使用该词。如其英文著作《乾隆皇帝传》里有幅1780年的大清帝国图，就将中国内地十八省特别总标为angolia，Xinjia并列，见Markper：SonofHeaven，Manman，2009，p。15。

[48]早在顾颉刚之前的1935年，著名史家郑鹤声对帝国主义利用“中国本部”概念行别有用心之谋，已有明确揭露，指出：“外人为割裂我国计，于地图上‘中国’二字，只书于十八省之上，余均以满蒙藏及土耳其斯坦标之。外人叙述我国国内之事，则以‘中国人’与‘满人’、‘蒙人’、‘藏人’等对称，其用心昭然。我国上下，反受其愚，而中其计，竟已有‘中藏’等类大错特错之对称名词，何异自裂我国为若干单位？”郑鹤声：《应如何从历史教学上发扬中华民族之精神》，《教与学》第1卷第4期，1935年10月1日。

[49]在这方面，汪晖对帝国和民族国家二元对立模式的反思，有助于今人的认识。参见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上卷第一部“导论”部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23—47页。

[50]为方便认知，特将梁启超那段关于这一问题的典型论述完整摘录如下：“吾人所最惭愧者，莫如我国无国名之一事。寻常通称，或曰诸夏，或曰汉人，或曰唐人，皆朝名也。外人所称，或曰震旦，或曰支那，皆非我所自命之名也。以夏、汉、唐等名吾史，则戾尊重国民之宗旨；以震旦、支那等名吾史，则失名从主人之公理；曰中国、曰中华，又未免自尊自大，贻讥旁观。虽然，以一姓之朝代而污我国民，不可也；以外人之假定而诬我国民，犹之不可也。于三者俱失之中，万无得已，仍用吾人口头所习惯者，称之曰中国史。虽稍骄泰，然民族之各自尊其国，今世界之通义耳。我同胞苟深察名实，亦未始非唤起精神之一法门也。”梁启超：《中国史叙论》，张品兴主编：《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49页。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一文只引录了此段文字的前半部分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且将其出处弄错了，误为《少年中国说》。参见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注释1。

[51]可见罗梦册：《中国论》，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笔者得见此书，恰巧在2010年“清代政治与国家认同”国际学术会议召开前夕，感谢夏明方教授的及时提示和资料赠予。

[52]在这方面，美国学者白鲁恂（LuW。Pye）所谓“中国（迄今）是佯装成国家的文明”之论（其英文原文表述为：otjustaiohefamilyofnations。aisacivilizatitobeastate。参见LuW。Pye，a：ErraticState，FrustratedSnAffairs，Fall，1990），曾导致许多政治学者和历史学者对中国的现代国家性质发生误解。有学者批评白鲁恂是以欧洲经验来评判中国，属欧洲中心主义的典型。其实即便是作为一种学术观点，此种论说也并不新鲜。早在1927年，出生于印尼的华人、国民党员汤良礼的英文著作《反叛的中国：一个文明怎样成为一个民族国家》一书中，就称传统中国乃有别于nation的civilization。不过他认为中国经过西方侵略、民国建立，特别是经过五四运动至五卅运动等民族主义思潮的洗礼，已然成为现代nations中的一员。在他看来，当时中国成为现代民族国家的主要障碍不在自身，恰在于列强侵夺了中国的国家主权和完全独立的地位（可见T’angLeang-Li，Revolt：HowACivilizatioion，London：NoelDouglas，1927，p。149；“Introdu”，p。xvi）。这与义和团运动时期辜鸿铭在其英文著作《尊王篇》一书（KuHung-Ming，PapersFromAVien，Shad。，1901）中为中国辩护，呼吁列强尊重中国文明，保持中国作为一个君主国的独立、享有治理主权的思路，一脉相承。

[53]关于“帝国”问题，还可参见曹新宇、黄兴涛：《欧洲称中国为“帝国”的早期历史考察》，《史学月刊》2015年第5期。

[54]以上部分，更细致的论述，参见黄兴涛：《清代满人的“中国认同”》，《清史研究》2011年第1期。

[55]定宜庄、欧立德：《21世纪如何书写中国历史：“新清史”研究的影响与回应》，彭卫主编：《历史学评论》第一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