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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第1页）

结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寅恪先生所谓“了解之同情”一语应出自德国近代思想家赫尔德所用之Einfühlung一词。寅恪使用此词可能来自他自己游学欧美的学术阅历，或者是自己翻看西洋哲学书籍、史籍，或是借助密友吴宓的帮助，或是来自其在哈佛的师友白璧德。从目前的材料来看，寅恪显然对赫尔德的密友歌德十分熟悉，对欧洲古代史、近代史也不算陌生。我们目前虽然不能找到寅恪提到赫尔德的直接证据，但这种历史的内在联系正是研究历史的有趣之处。正如胡适先生所指出的，“做历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科学——严格的评判史料，一方面是艺术——大胆的想象力。史料总不会齐全的，往往有一段，无一段，又有一段。那没有史料的一段空缺，就不得不靠史家的想象力来填补了。有时史料虽可靠，而史料所含的意义往往不显露，这时候也须靠史家的想象力来解释”[91]。因而寅恪与赫尔德之间的这种联系应该以合理的想象来建立。陈弱水先生在讨论寅恪之史学时特别提示其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认为研究者的想象力与感受力是求得真知识的关键因素[92]。

其次，寅恪的种族文化论可能也受到赫尔德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启发，寅恪认为中古时代胡人南下给中华文化注入新鲜活力的思想和赫尔德的民族文化价值多元与日耳曼蛮族南下为罗马帝国注入新鲜血液有异曲同工之妙，寅恪的思想在中国近现代学术界算是一个异数，相当可能也受到赫尔德的启发。

其实，寅恪论自由之思想亦和赫尔德有相通之处。赫尔德继承了德国思想传统中的自由主义传统，主张思想之自由。正如拜瑟尔所说，“如康德、费希特、佛斯特以及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一样，赫尔德倡导从精神上保卫思想之自由，坚持没有政府能宣称对真理的垄断。”[93]我们或许可以说赫尔德这种主张思想自由的态度也是他得到柏林激赏的原因。而寅恪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说：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94]

以后寅恪又在不同的场合对这一立场作了阐发[95]。所谓千百年后，心灵相通，从这个例子来看，莫过于寅恪与赫尔德。

寅恪曾指出，“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于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96]。寅恪此语极妙，不仅可以为赫尔德的学术做注脚，也可以为柏林的思想史学术做注脚，更可以为他自己的学术做注脚。赫尔德的学术关系到德意志民族的兴起，也开一代之风气，影响到兰克、柯林武德等人；而柏林对赫尔德思想的发掘不仅别开思想史研究的新局面，更反映了柏林作为一位犹太知识分子对于犹太民族命运的关注；寅恪的学术当然可以看作是中国近代学人在民族危难之际以中华文化托命之人自任的历史产物，也在历史学、文学批评、语言学等领域转移风气，创建轨则。寅恪此语撰于“吾国三十年来，人世剧变至异”的1934年，今天我们重读此语，取“了解之同情”态度来理解这些话，犹能感受到寅恪先生在乱世时期对于民族和文化处于深重危机之下的深刻关怀。

总而言之，尽管寅恪先生甚少谈及自己思想和学术的欧洲渊源，但我们通过细读寅恪著述，将其精妙之处析出，放在世界近代学术史的背景下考察，将会发现许多值得重视的线索。寅恪倡导“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重在知彼，绝非闭户造车之比”[97]，实在是金玉良言，也适合我们今天来探讨寅恪的思想和学问。

[1]比如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原刊1934年8月商务印书馆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285页）中提到“以新瓶而装旧酒”一语，指用新的形式来讨论旧的内容。其实这句短语出自在西方人尽皆知的《圣经》中所谓“旧瓶装新酒”一语，见《马太福音》9章17节、《马可福音》2章22节。另一个例子是傅斯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说，根据许冠三先生考证，可能来自英国史学家G。M。Trevelyn的话“要研究法国大革命，人们必须上天或下地去寻找史料”；黄进兴先生亦持此说，见黄进兴：《“文本”与“真实”的概念——试论德希达对传统史学的冲击》，载《开放时代》，2003，第2期，96页，注7。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论《长恨歌》时引了《太平广记》卷251诙谐类“张祜条”中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当然，寅恪对于西学概念并不是从来不加以提示，在讨论中国语文学上对对子的问题时，提到正反合三阶段学说，他就提示是黑格尔的哲学；见陈寅恪：《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见《金明馆丛稿二编》，255页。

[2]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余公最先揭示解读寅恪写诗所用古典和今典的方法，后来这一方法为大多数学者采纳。

[3]关于寅恪著述中的西典，详细评说参见本书第三章第二节《陈寅恪著述中的西典》一文。

[4]有关当时魏玛的历史文化，参见WalterH。Bruford，dSoClassicalWeimar，1775-18e：CambridgeUyPress，1962。

[5]ThomasP。SaiheWeimarClassicBackofthe（City）：SimoheLiteratureofWeimarClassicism，RoY：House，2005，pp。113-115。

[6]赫尔德的传记较多，但最重要的著作是RudolfHaym，HerdernaemLebenundseiellt2Vaertner，1880-1885）；最重要的英文著作是RobertT。ClarkJr。，Herder：HisLifeandThought，Berkeley：UyofiaPress，1955；我这里提供的赫尔德简短生平介绍主要参考了克拉克的这本著作，特别是39～250页。赫尔德的主要著述包括：FragmenteüberdiescheLiteratur，1767；KritischeW?lder，1769；JournalmeinerReiseimJahr1769，1769；AbhandlungüberdenUrsprungderSprache，1772；AuePhiloseschichtezurBildu，eiragzuvieler?gendesJahrhus，1774；IdeenzurPhiloseschichtederMe，1784-1991；这些著作都收入BernhardSuphan，CarlRedliholdSteig等人编辑的S?mtlicheWerke，Berlin：WeidmannscheBug，1877-1913，这部33卷的集子曾一度成为最标准最被广为引用的赫尔德文集。不过，1985—2000年德国古典出版社出版了GünterArnold等人编辑的十卷本，更正了很多错误，并作了很多校注，见Herder，Werke，10vols。，eds。GünterAral。，FrankfurtamMaischerKlassikerVerlag，1985-2000。

[7]这一点上与哈曼齐名，见WulfKoepke，“HerderaurmundDrang，”inDavidHilled。，LiteratureoftheSturmundDraer，NY：House，2003，pp。69-93。

[8]Herder，“Shakespeare，”iiislatedaedbyGregoryMoore，PriooyPress，2006，pp。291-307。

[9]WulfKoepkeed。，JohannGotffriedHerder：AcademicDisesaofKnowledge，bia，SHouse，1996；而其中有关赫尔德与现代人类学的关系，亦参见MurrayJ。Leaf，Man，Mind，aoryy，NewYork：biaUyPress，1967，pp。80-82；AlanBarnard，HistoryandTheoryinAnthropole：CambridgeUyPress，2000，p。48；BenjaminW。Redekop，Eandunity：Lessing，Abbt，HerderafermanPublicGill-QueeyPress，2000，pp。46-64，171-230；JohnH。Zammito，KaheBirthy，iversityofChicagoPress，2002，pp。137-177，309-345。

[10]此处IsaiahBerlin，中文学界有时译作伯林，本书一律写作柏林。

[11]见IsaiahBerliheEhreeCriticsoftheE，ed。HenryHardy，PriooyPress，2000，p。236。

[12]刘志伟、陈春声：《移情与史学研究——读〈柳如是别传〉》，见《〈柳如是别传〉与国学研究——纪念陈寅恪教授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22页，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13]MaxWeber，MethodologyofSos。EdwardA。ShilsandHenryA。Fincoe，IL。：FreePress，1949，p。54；Maurisoure，Philosophy，andtheSoces：EssaysiialismaheHague：MartinusNijhoff，1962，pp。162-163；FritzRihodology：TheUnifioftheCulturalandSoces，Cambridge，MA：HarvardUyPress，1997，pp。27（theempatheticreproduediateexperience即刻经验的同情式再现），43（uandingasareexperieng作为一种再经验的理解）；KarstenR。Stueber，“UandingOtherMindsandtheProblemofRationality，”iK?gleraueberedit，Boulder，CO：WestviewPress，2000，pp。144-162，esp。183。有关狄尔泰的na思想研究，见H。A。Hodges，PhilosophyofWilhelmDilthey，LeandPaul，1952，pp。116-159，chapterfive；CharlesR。Bambach，Heidegger，DiltheyandtheCrisisofHistoricism，IthaellUyPress，1997，pp。127-185，chapterfive：WilhelmDilthey'sCritiqueofHistori（狄尔泰的历史理性批判）。

[14]WilhelmDilthey，DieGeistigeWelt：EiungindiePhilosophiedesLebens（Stuttgart：B。G。Teubner，1957），pp。326-327。李玉梅云“盖寅恪治史诸法中，有不少可追溯与‘诠释学’有暗合者，其中尤以狄尔泰思想最为明显。”见《陈寅恪之史学》，163页，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7。

[15]S。L。Frank，Man'sSoul：AnIntroductoryEssayinPhilosophicalPsychology，translatedbyBorisJakim，Athens，OH：OhioUyPress，1993，pp。206-236，chapterseven。但该书未提到赫尔德的贡献。

[16]CharlesEdathy，”inPhilipP。WieheDiaryoftheHistoryofIdeas，Vol。2（1973-1974），p。87。

[17]Friedrietstehuorismus，Munib，1965，2ded。，p。357；英译本Historism：TheRiseofaoricalOutlook，translatedbyJ。E。Anderson，revisedbyH。D。Schmidt，withaforewordbySirIsaiahBerlin，LeandK。Paul，1972，p。297，298页更提道赫尔德能够了解之同情地感受历史生活（feeliohistoricallife）。

[18]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原刊于1931年3月发表在《学衡》，第74期，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此节见第279页；第280页又提道“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此文后再次发表在1934年8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寅恪还说“但此种同情之态度，最易流于穿凿附会之恶习。因今日所得见之古代材料，或散佚而仅存，或晦涩而难解，非经过解释及排比之程序，绝无哲学史之可言。然若加以连贯综合之搜集及统系条理之整理，则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其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住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古人之意志。由此之故，今日之谈中国古代哲学者，大抵即谈其自身之哲学者也。所著之中国哲学史者，即其今日自身之哲学史者也。其言论愈有条理统系，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这大概是批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上册。

[19]Herder，AnotherPhilosophyofHistoryaigs。TrahIntrodudNotesbyIoannisD。EverigenisandDanielPellerin，IndianapolisandCambridge：HackettPublishingpany，2004，pp。23-24。

[20]Herder，AuePhiloseschichtezurBildu：Beitragzuvieler?gendesJahrhus，inS?mtlicheWerke，vols。1-2，Karlsruhe：ImBüreauderDeutsKlassiker，1820-1829，pp。307-312，502-503。柏林的解读参见IsaiahBerliheEhreeCriticsoftheE，ed。HenryHardy，PriooyPress，2000，pp。196-197，211。

[21]原文为perdaffesatioer，“Introdu：J。Herder，Philoss，translatedaedbyMibridge：CambridgeUyPress，2002，p。xvii。

[22]K。MichaelSeibt，“Einfühlung，Language，andHerder'sPhilosophyofHistory，”inKarlJ。FinkandJamesW。Marded。TheQuestfortheNewSguageandThoughtiurySdale，IL：SouthernIlliyPress，1979，p。22；SoniaSikka则强调赫尔德的这个词表明其看重文化之特殊性，见SoniaSikka，HerderonHumanityandCulturalDiffereeivism，Cambridge：CambridgeUyPress，2011，p。249。

[23]IsaiahBerliheEhreeCriticsoftheE：Viann，Herder，ed。HenryHardy（PriooyPress，2000），p。197。该文曾在1976年发表在柏林的文集VidHerder：TwoStudiesioryofIdeas（London：dWindusLtd。，1976）一书之中。

[24]IsaiahBerlierEheDiaryoftheHistoryofIdeas：StudiesofSelectedPivotalIdeas，editedbyPhilipP。Wiener，NewYork：CharlesSer'sSons，1973-1974，Vol。2，p。105。我给一些重要的术语加上了英文原文。接着柏林还指出赫尔德主张“每种文化都有它自己的重心（Skt，英文terofgravity），除非我们抓住这个重心，否则无法理解其特性和价值。”其实这个所谓文化的重心，胡适和陈寅恪都在著作中使用过。Friedrie：TheRiseofaoricalOutlook，translatedbyJ。E。Anderson，revisedbyH。D。Schmidt，withaforewordbySirIsaiahBerlin，LeandK。Paul，1972，p。339，提示赫尔德也认为“每个民族均有其快乐的中心，正如每个球体有其重心。”

[25]以上两段均见拉明·贾汉贝格鲁（RaminJahanbegloo）著，杨祯钦译：《伯林谈话录》（versationswithIsaiahBerlin），34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26]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98页。

[27]有关这一点，亦可参见今人之提示，如rikKoovements，”in：KnudHaakoheCambridgeHisthteeuryPhilose：CambridgeUyPress，2006，pp。63-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