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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都翠微峰一02（第1页）

宁都·翠微峰（一）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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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士望刻画易堂形象，说：“易堂之人粗识理义，读书、为古文辞，好嘐嘐谈经济，笃嗜人才，出于至性，而操行多疵病，废半途，不能坚忍嗜欲，独不敢作伪自覆匿。”（《复孔正叔书》，《树庐文钞》卷二）后人眼中的易堂，也大略如是。季子之子魏世傚就对同侪说：“九先生之所同者心，而不同者其行事。同其心者，真与诚而已矣。”（《答彭汝诚书》）

魏氏叔、季与彭士望说易堂，首标一“真”字。

季子《吴瓶庵赠言序》（《魏季子文集》卷七）一篇后彭士望的评语，说“真气”二字，“此吾易堂立言之旨也”。季子也说：“人之有真气者乃有奇气。”（《邹幼圃来翠微峰记》，《魏季子文集》卷一二）叔子的说法是，“天下之害由于人无真气，柱朽栋桡而大厦倾焉”（《徐祯起诗序》，《魏叔子文集》卷九），不免夸张，却也未必不真的这样认为。这里所谓的“真”，无非指真诚，真率，真挚。人们当时所知道的“易堂”，的确也光明洞达，真气洋溢。

这“真”与公安三袁的“性灵”、“性情”说，至少间接有关，尽管叔子对士人的滥说“性情”正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自“性情”之说流行，无不以性情为言，“故自天下好为真性情之诗，而性情愈隐，诗之道或几乎亡矣”（同上）。

易堂所谓“真”，自然非即天真。魏氏兄弟尤其不以“天真”自诩，他们甚至不讳言“机谋”，自居于智谋之士。在我看来，诸子的可爱，是在未必不通世故，却仍保有了某种率真；既少有道学中人的矫情或不情，又不像通常文士、名士以通脱为标榜——他们确也令时人感到了一派清新。最为易堂中人得意的，是方以智的如下评语，即“易堂真气，天下罕二”（季子《先叔兄纪略》）。

朱子曾以灯笼取喻，说内多一条骨子，外便减一路光明，易堂中人一再引用，只是不免于断章取义。但这譬喻着实精妙。

那个时期好用这一“真”字的，颇不乏人。方以智说“真实”，曰：“发真实心，行真实行，方肯真实。参真实参，方有真实；疑真实疑，方有真实；悟真实悟，始信悟同未悟，始知真实践履。”（《墨历崖警示》，《冬灰录》卷首）《方以智年谱》系此篇于顺治十五年（戊戌），即方氏访翠微峰的前一年。宁化李世熊，自说其“痛愤是真痛愤，惭愧是真惭愧，爱敬是真爱敬，涕泪是真涕泪”（语见季子《李君元仲墓志铭》，《魏季子文集》卷一四）。颜元甚至也用了“真气”二字，说“宇宙真气即宇宙生气”（《习斋记馀》卷一《烈香集序》，《颜元集》第409页）。此“真”正自难得，值得如此强调。

孙奇逢的友人孙承宗、鹿善继等人，也标一“真”字。鹿善继著有《认真草》，为孙承宗所题名，以为得了鹿氏精神。孙承宗是在别于“赝”的意义上，称许鹿善继的“真”的，即“真材”，“真品”，“真心”，“真肝胆”（孙氏《题鹿伯顺十五种认真草》）。鹿善继本人也好说“真实”，如曰“真实心”，“真实心肠”等等（《定兴县籽粒折徵记》，《认真草》卷三）。由我看来，鹿善继的“真”，兼以“刚大”，更有北方气象。均为“志士”，北方孙奇逢、鹿善继厚重内敛，易堂彭、魏则**喷涌，都有所谓的“真性情”。

尽管我们早已被告知，到本书所写的这一时期，传统社会已近晚期，我的阅读经验却告诉我，其时士人的心性并未因此而衰老。我倒是常能由明人、明清之际的士人那里，读出某种青春气象，觉得那些人物的热情近乎天真。即如易堂的那种“真气”，岂非出诸年轻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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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耳雨声。四周的山黑魆魆的。若是在三百年前，附近的翠微峰头，会有一两星灯火，明灭在枝缝叶隙间。那灯下或许有魏氏兄弟在纵谈，也可能是彭士望、叔子在争辩，以至声震林木。叔子本长于谈论，“论事每纵横雄杰，倒注不穷”（季子《先叔兄纪略》）。说到兴奋处，即使“委顿枕席”，也会推枕而起，“投袂奋步于室中，疾声大言”，使“闻者惊为诟厉”（《涂宜振史论序》，《魏叔子文集》卷八）。

上文已提到了九子的和而不同，用了邱维屏的说法，即“大义攸同，志各趋舍”（《祭李少贱文》）——惟此也才有气象的阔大。关于异同，叔子的说法是：“朋友之义，相济以异，而相成以同。”（《京口二家文选序》，《魏叔子文集》卷八）彭士望视时文若仇，邱维屏则称道制艺自若。至于曾灿以及下面将要讲到的林时益，更是宁得罪友朋，也不改面目，不放弃自己的人生选择。一定要这样，才是所谓的“性情中人”的吧。

更足以示人以“易堂真气”的，毋宁说是那种系于时尚而又自具特色的诸子间的相互砥砺。

倘若有人于三百年前，隐隐听得峰顶人声喧哗，有宿鸟在月明之夜惊飞，那或许就是易堂诸子在相互攻谪。彭士望《易堂记》说，诸子“方初聚时，俱少年朗锐，轻视世务，或抗论古今、规过失，往复达曙，少亦至夜分，不服辄动色庭诟，声震厉，僮仆睡惊起；顷即欢然笑语，胸中无毫发芥蒂”。他们或许就这样谈论、争辩着，灯烛荧荧然达旦。

无论彭士望还是叔子，一再强调的，都是诸子间“无毫发芥蒂”。即如叔子说他与彭氏“山居争论古今事，及督身所过失，往往动色厉声张目，至流涕不止，退而作书数千言相攻谪。两人者或立相受过，或数日旬日意始平，初未尝略有所芥蒂”（《彭躬庵七十序》）。彭氏在另外的场合也说到，“诸子中亦时意气互激，忿詈出恶声，或号哭欲绝交，转盼辄销亡，胸中无毛发底滞”（《魏兴士文序》，《树庐文钞》卷六）。他们更希望人们相信的是，这些血性男子间的冲撞，即使撞到了火星四溅，彼此伤痕累累，也无损于心性的磊落光明。

如彭士望、叔子所描述的“攻谪”，几乎可以视为“易堂作风”，其严肃性决不在儒者的修省之下。那本是一个儒者式的道德修炼成为时尚的时期，这修炼中包括了自考与互规。其时流行一种“功过格”，鼓励士人将自己的善举与过失记录在案且加以换算，以便积累功德，邀致神宠。易堂中人也正在风气之中。只不过就我所见到的，如易堂中人那样，将自考尤其互规进行到如此激烈的，仍然罕有。叔子自说与他的朋友间，“苦言相箴规，攻谪比仇敌”（《梦故人》，《魏叔子诗集》卷四）。看季子书札，确也是每到规人之过，即精神百倍，勃勃有生气。诸子、甚至诸子之子的文集中，气势最充沛的，确也是这等文字，无不攻势凌厉，言辞激切。看起来的确是，面折书诤，诤者能尽言，被诤者能受尽言，气象无不正大。这群心理强健的男子，或许正由这一次次的**冲撞，而获致了快感，以至彭士望到了晚年，还怀念着那一种撞击。

诸子不屑于为迂儒式的修行，却严于互规，于此也分明见出了群体自觉。只是易堂中人致力于道德人格的完善——既是伦理意义上的，又是审美意义上的，并不像儒家之徒那样，将目标明确地设定在“优入圣域”上；也没有迹象证明他们曾在“九容”一类项目上彼此纠察：那种迂儒式的修省不免要梏亡生机，而如彭士望、魏氏兄弟，本是活力四溢的人。

在这种场合，诸子的神情也仍然有不同。叔子就说过，“吾徒爱气矜，正色敢犯难”，惟有李腾蛟与邱维屏不然，邱如“千顷波”，李则如“春日旦”（《李子力负五十初度……》，《魏叔子诗集》卷三），将这两个朋友比之于黄宪（叔度）、陈寔（即陈太丘。关于黄、陈，参看《世说新语》）。《丘邦士先生文集》杨龙泉序也说当诸子相互攻诋时，邱氏“独静默若未尝身与其间”。但据叔子说，邱氏曾因关于时文见解的不同而与他争论，“至座中人皆罢酒，声震山谷，鼾睡者悉惊寤，不为止”（《邱维屏传》）。沉静木讷的，或更有认死理、咬定了不松口的坚韧。因而那山中争执不下的，未见得定是彭士望、魏叔子。性相远，习相近，你可以想象，至少在易堂盛时，那“堂”中常常是热烈的，喧嚣的。

叔子、彭士望以鼓舞、激励侪辈为道德义务、道义责任，披肝沥胆，**至老不衰。叔子与陈恭尹，未有一面，不过是所谓的“神交”，却也无妨于叔子以诤友自任（参看《答陈元孝》，《魏叔子文集》卷七）。他说，“朋友有过，吾苟闻之，如负芒刺于背，如人骂己姓名，夜有所得，则汲汲然不能待诸旦”（《里言》）。彭士望不满于程山谢文洊的“微有坛坫习气”，竟直截了当地说：“世界公共，性体浑同，圣贤阔大，切莫认作一家一门私货。”（《与甘健斋书》，《树庐文钞》卷一。按甘健斋即甘京）——在叔子、彭氏，确也出于性情的“肫切”、“恳笃”，亦所谓“不容已”。圣人说过，友直，友谅，友多闻。人生在世，“益友”、“畏友”、直谅之友，何尝易得!

如此严肃的道义之交，未必随时可见于现代社会的吧。值得凭吊的，倒不如说是这种古老的诗意。钱穆曾说到过宋人严肃，明人何尝不严肃!明儒中很有几位，几乎将这种严肃推向了极致。严肃而至于不情的，也大有人在。我这里要说的是，那些被目为文人、名士者，也自有其严肃，即如易堂诸子间的友情。这种严肃，无疑与其时的理学氛围以极复杂的方式联系着。修身之学当其时确非道学的专利；换一个角度，也应当可证儒学理念、价值观对于士林的广被。这一种严肃风味，往往被乐道晚明士风者所忽略。晚明文人何尝一味通脱飘逸、潇洒出尘！

20

易堂气象的正大不止表现在攻他人之过。

叔子去世后，彭士望提到一件旧事：邱维屏曾认为叔子“饰非拒谏”，以书札相规劝，言辞激切，“叔子乃刊布其书闻天下”（《祭魏叔子文》，《树庐文钞》卷九）。邱氏的那封信收在了魏叔子的文集卷五中（另见《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五），的确毫不容情，对他的这个内弟，几于剥皮论骨。

伯子曾批评他人“虽曰‘自讼’，正如名士言疏懒、言癖、言不合时宜，歉悒之间，翻寓自得”（《答人》，《魏伯子文集》卷二）。“悔过”也可能并非出之以诚。叔子也有类似的发现，即“文过者，掩失匿非，此粗迹耳。文过之精，有人所未知而自表暴悔艾以文之者”（《里言》）。叔子在这种地方，总能洞见情伪。由此可以知道，聚在翠微峰上的，不但是几个相互能直言的人，而且是能洞见他人肺腑的人，相互规劝起来，那情景就非寻常可比。要由邱维屏致叔子书，才能知道那是一种怎样的批评。直言固然需要勇气，而能承受这样的直言，也要有相当的胸怀、气量的吧。

叔子不从事儒者式的修炼，省过之严苛却末见得不若，不但行为、甚至念头都在检点之列。他的“自讼”，包括了自讼其好色，态度之坦白，有决非寻常道学所能者。他说自己“生平未蹈邪**事，而邪**念触地而发”，“每能凿空作**想”（《述梦》），说得一派天真，只是自责中未必没有自喜。他在诗中也忏悔了自己的“多欲”，“凿空结妄想，能使冶容出”（《南丰曾法南六十初度览其族子若顒纪事惕然有赋》，《魏叔子诗集》卷四）。不过“凿空”、“妄想”而已，竟也令叔子惭惶无地。你却也由此知晓了叔子关于女色的想象力——那正应当为一个正常且性情活跃的男性所固有。

彭士望、魏叔子都自负“直道”，又都能忍受对方的“直”。或许应当说，“直”并不难，难在使他人能“直于己”。

也如邱维屏的“书诤”叔子，彭士望曾致书伯子之子世杰，对其父颇有批评，说伯子游幕后“养尊处优”，与人交而“习软滑”，“道义久交中，求如二十年前争执诟詈涕泣时，了不可得”（《与魏兴士手简》，《树庐文钞》卷四）。据书札后他本人的附记，伯子得此书简，就“手自圈点”，黏置座右。直到伯子死难三年后，彭氏才偶然得见，泪潸然为之下。曾灿不过少叔子一岁，叔子对于他，却“如严师之于童子”。季子父子斥责曾灿的书札，虽刊刻时隐去了其名，但辞气之峻厉，非常人所能堪（魏世俨《祭妻弟曾嘉初文》，《魏敬士文集》卷六。按季子文集卷八《与友人书》，应即致曾灿者）。曾灿在客中记起友人的斥责，说他并不缺少意气之交，却没有了叔子那样能施以“绳纠”的朋友（《钱塘江梦魏凝叔二首》，《六松堂诗文集》卷二）。

没有“能受尽言”的叔子，就不会有他的那些“言无不尽”的朋友，不会有邱维屏那种入木三分、毫不容情的批评。至于叔子的“直”，不消说又为易堂同人所助成。或也正因有了彭士望、邱维屏这样的畏友、诤友，叔子也才会少一点领袖群伦的自信、自负，多一点平易与清醒的？

上文已经说到易堂中人的切磋文字。叔子对远方的友人说，易堂中“虽文章小道有所失，必力相攻治，如严师之训其弟子，下至子侄门人，动色相诤”（《答陈元孝》，《魏叔子文集》卷七）。文人或不难有此诤，诤之后从善如流、即行删改的，才更出自“易堂作风”。我所读“三魏”及其子弟的文集，刊削后的空白随处可见，堪称一绝。

易堂诸子的修省，不但无时无地，而且借诸多种形式进行，将这种活动日常化了。即如曾灿所说，诸子的取名某斋，往往有“借诸斋堂之名而以寓其损过益不及之意”（《果斋说》，《六松堂诗文集》卷一三）。叔子号裕斋，据说就是为了“自进于宽裕”（季子《先叔兄纪略》）。邱维屏则为“治其气质之恶”，名其所居曰“慢庑”（《敏斋说》，《丘邦士先生文集》卷三）。其他如林时益号“确斋”，也无非此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