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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世纪20年代初期基督教界对民族主义思潮的回应02（第2页）

陈独秀对于周作人的回应非常不满意，也迅即回复予以批评，指出“接来示，使我们更不明白你们反对非基督教的行动是何种心事。反对非基督教的动因乃在宗教问题之外，真令人觉得奇异了。”你们总不能只有自己思想的自由，而不允许别人有反对你的自由，“先生们也曾经反对过旧思想、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为什么现在我们反对基督教，先生们却翻转面孔来说，这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那先生们反对我们非基督教的思想自由，算不算是‘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算不算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呢？先生又说我们是多数强者压迫少数弱者，原来合乎真理与否，很难拿强弱多少数为标准，即以此为标准，先生们五人固然是少数弱者，但先生们所拥护的基督教及他的后盾，是不是多数强者，这笔账恐怕先生们还未清算。”总之，陈独秀认为，青年学生们反对有强大后盾的基督教，有他们的思想自由，五教授不能反对。[79]

很显然，陈独秀之所以支持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对宗教的全盘否定，不只是因为非宗教大同盟反对宗教，排斥宗教，更主要的是他们所反对和排斥的是有强大后盾的基督教。这个强大的后盾当然是指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及其在中国的帮凶。可是，陈独秀哪里明白，周作人虽然自称当时不信奉任何宗教，但并不等于说他不喜欢宗教，而恰恰当时他已经对基督教产生了一些好感和期许。

1921年6月，周作人在《山中杂信》一文中说道：“我在甘露旅馆买了一本《万松野人言善录》，这本书出了已经好几年，在我却是初次看见。我老实说，对于英先生的议论未能完全赞同，但因此引起我陈年的感慨，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极少数的人能够以科学艺术或社会的运动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其实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不过有两大条件要紧紧的守住：其一是这新宗教的神切不可与旧的神的观念去同化，以致变成一个西装的玉皇大帝，其二是切不可造成教阀，去妨害自由思想的发达。这第一第二的覆辙，在西洋历史上实例已经很多，所以非竭力免去不可。但是，我们昏乱的国民久伏在迷信的黑暗里，既然受不住智慧之光的照耀，肯受这新宗教的灌顶么？不为传统所囚的大公无私的新宗教家，国内有几人呢？仔细想来，我的理想或者也只是空想！将来主宰国民的心的，仍旧还是那一班的鬼神妖怪罢！”[80]周氏对于基督教的好感，当然不会是出于他与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帮凶有什么关系，而主要是出于他所受著名爱国天主教学者和教育家英敛之先生的影响。也就是说，北京非宗教大同盟是出于爱国的目的而反对有强大后盾的基督教，他周作人反对非宗教大同盟的非基督教行动也是出于爱国的目的。

周作人对于基督教的好感并非只是一时的，1925年他写道：

我不是基督教徒，却是崇拜基督的一个人：时常现在我的心目前面令我最为感动的，是耶稣在殿里“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的情景：“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我们读到这里，真感到一种伟大和神圣，于是也就觉得那些一脸凶相的圣徒们并不能算是伟大和神圣。我不能摆出圣人的架子，说一切的罪恶都可容忍，唯对于性的过失总以为可以原许，而且也没有可以不原许的资格。那些伪君子——假道学家、假基督教徒和撒都该人等，却偏是喜欢多管这些闲事，这是使我最觉得讨嫌的。[81]

周作人明确自己不是基督教徒但是个崇拜基督的人，这与陈独秀在《基督教与中国人》中所表达的并无二致。也就是说，他们二人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分子，在对待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问题上，是有相同之处的，并不同于持全盘否定态度的激进派和国教派（儒、释、道）。就在这一年的“五卅”运动前夕，周作人还撰文再度审视这场非宗教运动，指出：“他们若是非一切宗教，那也还有风趣，还说得过去，正如哲学的无政府主义一样，虽然我不明白人的宗教要求是否有一天全会消灭。他们若是只非一派的宗教，而且又以中外新旧为界，那么这只是复古潮流的一支之表现于宗教方面者罢了。”这里所说的非宗教运动所“非”的“一派的宗教”，当然是指基督宗教。非宗教大同盟虽然一再声称他们反对一切宗教，但是，他们所反对的目标总是有着强大后盾的基督宗教。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弄潮儿，周作人和其他许多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一样，主要批判的目标是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以重建新文化。如今不仅那些无神论者反对基督宗教，就连那些中国传统的儒、释、道三家，特别是孔教家和儒学家们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布西方文化破产的“声浪”当中积极地反对基督宗教。他觉得这些人以反基督宗教为名排斥西方先进的、优秀的文化，意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当前的救亡图存的民族新文化建设是极其不利的。他说：

我们最近在北京接到有光纸排印的唐时国师印度密宗不空和尚奉旨所译《护国般若波罗密多心咒》，其词曰，（京音）“阿拉代咖拉代阿拉大咖拉代吗哈普拉经娘八拉密特苏哇哈。”据说，“每晨至少虔诵一百零八遍，辗转劝导，免难获福，功德不可思议。”颁发这些有光纸传单的善人居士，自然不会含有资本家的色彩，但说合于科学窃恐也是未必。非宗教者对于这些不加一点非难，是否因为它（佛教）古而宽容之，虽然本来也是外国的异端。同善社等等“道教”——非李耳先生的教派，乃用作Shamanism的意义——的复活是大家知道的事实，也不见非宗教者以一矢相加遗。“孔教”也将复活起来了，公私立学校内不久将如教会学校的强迫做礼拜，不但设一两组“查经班”，还要以经书为唯一的功课，自小学以至大学。非宗教者亦有所闻否？《群强报》上已记载的很明白，关外已在那里这样办了。凡事必由关外而至关内，历史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这是汉族的丑奴性，）所以孔教也将重出山海关进来无疑。非宗教家与反孔先生于意云何？——吾过矣！使吾言而信，中国的所谓非宗教，实即复古潮流之一支，然则其运动之（非意识的）目的，原不过瓜殳前驱，为圣教（孔教）清道，岂有倒戈相向之事耶！中国的非宗教运动即为孔教复兴之前兆，吾敢提出此大胆的预言，与民国十四年内的事实挑战。[82]

因此，在周作人看来，非宗教运动一旦成了孔教复兴的挡箭牌，那就会走向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这是他最为担心的，也是他之所以始终反对非宗教运动的主要原因。

他后来回忆起当时毅然决然地反对非宗教运动，仍然坚持首要的因素就是维护信仰的个人自由权，不管什么宗教信仰，他都必须维护。这是作为一个新文化运动者起码的操守。他说：“一九二二年春间中国发生非宗教大同盟，有‘灭此朝食’等口吻，我看了不以为然，略略表示反对，一时为世诟病，直到现在还被……拿来做影射的材料。但是，我并不讳言，而且现在也还是这个态度。我以为，宗教是个人的事情，信仰只是个人自由的行动之一，但这个自由如为政治法律所许可保护，同时也自当受他的节制……非宗教者如为破除迷信拥护科学，要除灭宗教这东西本身，没收教会，拆毁寺庙，那我一定还是反对，还提出我的那中庸主张来替代这太理想的破坏运动。”[83]如果非宗教大同盟真的是针对所有的宗教，而不是专门针对基督宗教而要反对和排斥，那么，周作人可能也就不多计较。问题的关键在于，非宗教运动起因于非基督教运动，是五四运动之后反帝反封建民族救亡图存运动的延续，不可能不将主要矛头对准“有强大后盾”（帝国主义列强及其中国的帮凶）的基督宗教。因此，经过五卅运动，周作人已经越来越看清了非宗教运动，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非基督教运动。可是，他觉得，将基督宗教完全等同于帝国主义，是不恰当的。他说：

假如这不算是积极的目的，现在来反对基督教，只当作反帝国主义的手段之一，正如不买英货等的手段一样，那可是另一回事了。不买英货的理由，并不因为这是某一种货，乃是因为英国的货，所以不买。现在反基督教的运动如重在当作帝国主义的手段，并不因为是宗教的缘故而反对他，那么非宗教的意见虽仍存在，但在这里却文不对题，一点都用不着了。我们虽相信基督教本身还是一种博爱的宗教，但理论与事实是两件事，英国自五卅以来，在上海沙基万县汉口等处迭施残暴，英国固然忝然自称基督教国，而中外各教会亦无一能打破国界表示反对者，也系事实。今当中国与华洋帝国主义殊死斗之时，欲凭一番理论一纸经书，使中国人晓然于基督教与帝国主义之本系截然两物，在此刻总恐怕不是容易的事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对于基督教固然不能不说是无妄之灾，但是没有法子，而且这个责任还应由英国负之，至少也应当由欧洲列强分负其责。[84]

周作人也承认来华的基督教会与西方帝国主义有着极深的关系，但是他不同意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完全等同起来加以反对。正如同陈独秀要将基督教与基督教会区分开来一样。因此，如果说反（或非）基督教运动主要是反对西方基督教会的活动，他是坚决支持的。但是，他也提醒，中国近代以来的反基督教运动中，往往既区分不清基督教与基督教会之间的关系，也容易从中国传统的排外心理和人身入药的迷信来盲目地反对基督教会。这样的反基督教会行为，不仅没有真正达到目的，反而给基督教会和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中国找到了借口。如他所说：

我所说的反对基督教运动，是指由政府的见地，由一种有组织的负责的机关破坏或阻遏外国宗教团体的事业进行而言，若福州厦门一带的反教事件，纯系愚民的暴动，当然不算在内。说教士毒死孤儿，而且还会占这样大的势力，实在可为寒心。在这一点，现在做政治的反基督教运动的人，或者倒不可不多加考虑。这剂剧药里的确也不是没有余毒。[85]

当然，以人身入药的迷信在晚清教案时期常有发生的，到了民国以后，中国人的眼界明显打开了，真正相信的人已经很少了。这也使得基督教在民国初期的传播活动有了一个较宽松的环境，并因此迅速发展。圣经在中国广泛流传开来，“自1911年至1915年五年间，共销8386280本，与圣经会在中国开始六十年间销去总数仅4160972本，两相比较得两倍有余。”因此，1922年的反基督教人士说：

圣经在中国，何以销行得那么快？中国人对于圣经，何以始而拒之，继而迎之？据传布圣经的人说：“中国人以前拒教，不买圣经，是怕教徒拐小孩，挖眼睛，到后来明白教徒不挖眼睛了，所以就肯读圣经了。”是真的吗？中国人不怕教徒挖眼睛了，独不怕教徒挖脑筋了吗？眼睛看不见的毒害，就没有脑筋可以想到吗？[86]

晚清时期的中国人大多担心的是信教后会被挖去眼睛入洋人的药，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基督徒虽然不会有此担心，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国民族主义知识分子担心他们被“挖脑筋”了。这正是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和非宗教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

1922年4月9日，是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大会于清华大学闭幕的日子，非宗教大同盟也针锋相对地在北京大学举行非宗教演讲大会，有三千多人参加，蔡元培、李石曾等著名学者上台发表演说[87]，反教情绪高涨。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全国各地相继成立了数十个非基督教运动组织。

就在4月21日，陈独秀应邀在上海交大发表《宗教问题》的演讲，随后发表在当月25日出版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在这次演讲中，陈独秀明确指出：“现在的所谓宗教，就是基督教。所谓基督教，也就是宗教。因为现在最有势力的宗教，就是基督教，其他好像孔教，是一种哲学，并不能说彼是一种教；佛教是一种只讲迷信的独身的宗教，势力非常的小；至于道教呢，也是不足道的。所以，不说宗教也可以，说了宗教，非先研究基督教不可。因此，基督教就变（成）了各种宗教的代表，而我们研究宗教问题，尤不得不特别注意于基督教。”[88]这就很明确地说明了在这个以“宗教问题”为标题的演讲中，为什么他大讲基督教，而甚少涉及其他宗教，同时也解释了他所极力支持的非宗教大同盟所“非”的宗教，为什么只能是基督教的原因。这也就不需要非宗教大同盟再去解释他们为什么声称反对一切宗教而实际上只是反对基督教的原因了。

现在一般人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呢？大概有二种原因：（一）是因为他的教义，完全和科学相反，所以要提倡科学，不得不反对基督教。（二）是因为他们底教会，资本主义彩色过于浓厚了。[89]

这一说法显然与上海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中所说的一样。[90]按照陈独秀等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们反对基督教的逻辑，要实现中国的民族救亡图存，必须提倡科学和民主，如果不反对基督教，就会阻碍在中国发展科学，从而影响中国的救亡图存。因此，反对基督教，是不可避免的。另外，更直接的，就是基督教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之间的密切关系。正如他所说：

天主教盛行的时候，是封建制度、专制制度盛行的时候；因此天主教也是非常专制，对于异教徒，采用残杀手段。现在的基督教，是在资本制度之下，所以彼也资本化了。对于一般民众，只是用笼络手段，使人们同归资本化……资本家有钱，他们要左右言论，就开几个报馆，或收买几个报馆，来鼓吹他们的资本主义……他们要人们不去反对他，就买许多牧师，替他传道。……于是报馆资本化了，只说资本家的好处，不说他的坏处了；有名的学者资本化了，替他宣传了；牧师也资本化了，替他尽力了……一切都资本化了。所以，基督教的资本化，不能算基督教本身的罪恶，只是社会制度使彼这样的。各种执事，都在资本主义的上面旋转，他又怎能逃脱不入这个漩涡呢？不过，现在既然反对资本主义，那在资本主义下旋转的东西，当然一律要反对，基督教又怎能逃脱（这）个反对之律呢？[91]

这就是陈独秀为什么要反对基督教的理由和逻辑。不仅如此，他觉得，基督教宣扬肉体痛苦为轻，而灵魂升天才是要紧的，实际上是要使劳动者甘心成为资本家的奴隶，而不起来反抗，这哪里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呢？由此，他说：“照历史进化观念来研究这个宗教问题，便可以说宗教在现时的世界，已没有成立的必要了。”[92]

当年6月，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陈独秀，针对上海的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和北京的非宗教大同盟所开展的一系列活动，在《先驱》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提出对于非宗教同盟的“怀疑”及非基督教学生同盟的“警告”。他说：“在我个人的信仰，我对于孔教、佛教（大日如来宗及念佛宗）、道教及其他一切鬼神教、阴阳五行教（即九流之阴阳家，是中国最古的宗教，而且还是现在最有力最流行的宗教）、拜物教之疾视，比疾视基督教还要加甚，所以我对于非宗教同盟并非根本反对，但是，从社会上群众运动及生活内容上看起来，不无怀疑之点。”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现实生活当中，广大社会民众还是较普遍地拥有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的，如果将宗教与人类生活绝对对立起来，无异于抛弃了广大的人民群众。与此同时，他还指出：“我对于一切腐败的反动派附着时论攻击基督教，觉得很可笑。但是，对于学生界非基督教运动，却十分赞同。”由此他举出了十条理由，其中的（六）（七）（九）（十）四条，直斥基督教来华与西方帝国主义有着极深的关系，并因此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如他所说：“（六）因为新旧教在中国都有强大的组织，都夹有国际资本帝国侵掠主义的后援，为中国之大隐患。（七）因为教会尤其天主教会，仍然在农村袒护吃教的恶徒欺压良懦……（九）因为教会设种种计划想垄断中国教育权。（十）因为教会学校对于非教会学生强迫读经祈祷及种种不平等的待遇。”他认为，这正是他“不得不赞成非基督教运动”的主要原因。

毫无疑问，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陈独秀，有了更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图存意识，并从唯物史观出发，不仅要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也要坚决反对与之相关的一切东西，这当然就包括基督教了。即使如此，他仍然能够看到基督教来华带来了一些新气象，值得民族主义意识强烈的中国青年学生们认真汲取，而不是盲目的批判和否定。民族主义不能返回到传统的华夏中心主义，更不能代替理性主义。

近代中国著名爱国主义知识分子梁启超是一位佛教徒，对于这场非宗教运动，他既不是站在基督教界一边，也不是站在新文化运动知识分子一边，而是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宗教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不能把“吃教的”与宗教本身混为一团，“我对于那些靠基督肉当面包，靠基督血当红酒的人，对于那些靠释迦牟尼尼缘的人，对于那些吃孔教会饭的人，对于那些膜拜吕祖济颠的人，都深恶痛绝。从这方面看来，也可以说我是个非宗教者。”因此他自称是一个“非非宗教者，然而对于非宗教的运动，却表十分敬意。为什么呢？因为非宗教运动，便是宗教”，“是个非宗教的宗教”。对于在非宗教运动中首当其冲受到打击的基督教，他说“我希望他们因这次运动唤起一种反省，他们在中国办教育事业，我是很感激的，但要尊重各个人的信仰神圣，切不可拿信不信基督教来做善恶的标准。他们若打算替人类社会教育一部分人，我认他们为神圣的宗教运动；若打算替自己所属的教会造就徒子徒孙，我说他先自污蔑了宗教两个字。”因此，他说基督教不应该成为被非宗教运动所打击的对象，受到打击的应该是那些“拿信仰做手段的邪教，什么同善社咧，悟善社咧，五教道院咧……实在猖獗得很，他（们）的势力比基督教不知大几十倍，他（们）的毒害”也要大得多。[94]

著名华裔美国学者周策纵先生说：“当改革者在1916年及其以后发动打破偶像崇拜运动时，他们并未集中攻击宗教。但是，在反对企图定孔教为国教的斗争中，他们普遍表现出了对宗教的反感。无论如何，他们的基本主张还是‘宗教自由’，而不是废除一切宗教。”[95]从周作人等五教授和陈独秀、胡适、高一涵等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上述言论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虽然有对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批判，但仍以不同的形式维护着现代民主制度的信仰自由原则和现代科学发展的理性精神。这就与晚清时期的各种反基督宗教的言行，特别是与义和团运动的反洋教斗争，有了根本的不同。这是辛亥革命以来迅速发展的新文化、新教育和新思想的胜利，也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救亡图存运动中走向自觉和成熟的重要标志。

1915年陈独秀等人开启的新文化运动，至五四运动时期已经达到全盛，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在20年代初期竞相闪耀，但是，无论哪一种思潮，科学、民主和爱国三者无疑占据着最核心的地位。中国基督教界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能不对当时的各种思潮做出积极的回应。

1921年出版的《中国基督教会年鉴》特别刊登了一篇命题作文《教会与新思潮》，作者在文章一开始就非常自信地断言：“今日中国的新思潮所标榜的各种主义，统统都是从最旧的教会里头偷出来的。”作者随后就新思潮中所提倡的平等、自由、博爱、牺牲主义、互助主义、民治主义和劳动主义等观念，一一引用《圣经》之文，进行了阐释，指出这些所谓新思潮在基督教来看并不新鲜，而是旧基督教会中就已经有了的。他还结合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阐释，特别针对新文化运动以科学批评宗教的做法予以驳斥。基督教与科学的冲突只是在人类知识幼稚的时代，“久后自知科学必用宗教，宗教必用科学，不能分离，近观近代科学巨子十二人”如牛顿、道尔顿、达尔文等，其中十一人都是基督教徒。达尔文的同窗知友罗马尼虽然一直反对基督教义，但最后也成为基督徒。他甚至认为新文化运动所提倡的白话文也是教会近五六百年来所特别重视的。新文化运动当中那些反对宗教和基督教的人，都是不了解真正的基督教，陈独秀本来也是极力反对基督教的，后来他通过研究，“觉悟基督教是支配欧美人心的最高文化，也将大有利益于我们中国，于是又作了一篇《基督教与中国人》，登在《新青年》第七卷第三号上，力言基督教不可反对，不独不可反对，还要有甚深的觉悟，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将我们从堕落从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这足为一般以新思潮反对基督教的人当头棒喝，而且也足为新思潮是从基督教生出之一旁证。”[96]

教会中人对于新文化运动中的新思潮关于基督教的认识，无疑过于乐观和简单化了。如果说自由民主和科学思潮对于基督教来说，早已有过在欧洲的相遇与相洽，还不算有明显的冲突，而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爱国主义就很难不与基督教发生冲突。当然，这种冲突的发生，并不是中国的基督徒们所乐意看到的。建立在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之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也是广大中国的基督徒，尤其是迅速成长起来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们所“预流”的主流思想。

查时杰先生将民国初期的政教关系概括为“政教分立、政教分离”的混合模式，即“既非政高于教，亦非教高于政，而是取其分立、分离的形式，而分立、分离又非相对立相拮抗的形式，而是相互尊重，在政府、政权的一方其政治上的权力受到各宗教团体的尊重，而不从事对之有挑战的行为，而各宗教方面亦受政府、政权方面的尊重，以法律上的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的制定而加以肯定与保护，绝不做出任何有压制、迫协的行为，因而两者在分立与分离的原则下，和平共处于国家社会之中”。[97]在这种政教关系之下，在辛亥革命中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基督教，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表现得最为辉煌，到了北洋政府时期，基督教虽然不能像之前那样有许多信徒成为政府大员，但在广东等一些地方仍有不少基督徒在各级政府及社会机关担任要职，基督教知识分子也逐渐成为社会中的精英分子一部分。

当然，在袁世凯政府积极支持康有为、陈焕章等人立孔教为国教之时，基督教界也不乏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向政府公开请愿反对者。他们认为：“回溯中国之有孔教已二千余年，所受孔教之教育，不为不深，所得孔教之仁泽，不为不厚。然观中国之政治，则窳败无伦，人民之生计，则困穷罕匹。观果可以知树，因流可以识源，是孔子不适今日之世界，已可概见。”闽南的许子玉、北京的诚敬一等，都积极请愿，反对定孔教为国教，尊重宗教信仰之自由。他们的举动，得到国内外华侨华人基督教徒的普遍支持。孔教最终未能立为国教，固然不全是中外基督教界请愿之功，但他们维护中华民国宪法的权威，捍卫信仰自由的权益，也是基督教界反封建爱国主义的一种体现。

中华民国的成立，本来是中国人盼望已久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之时。可是，民国成立之后，晚清时各国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并没有废除，这是民国初期帝国主义列强插入中华民族心脏的一根要命针。各不平等条约一天不废除，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就不可能改变，中国人争取民族独立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就一刻不能停止。遗憾的是，由于北洋政府与东西方各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直到国民革命胜利之后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不平等条约一直是束缚中国的民族国家和人民的一把利剑。

1914年7月16日，“日军因攻青岛，假道莱州，强入平里店村浸信会堂，以一切凳几劈为火柴，供烘湿衣。传道员逃至莱州，报知美教士毛尔根，向日军交涉。又日军过莱州时，侵入浸会医院，索自来火吸烟，傅医士答以无有。该军等竟敢执枪相向。傅医士以美国国旗障之，乃免。以故莱州平度城乡教友，逃避一空。至日军攻陷青岛后，乃敢先后旋归。”[99]这就是中华民国成立之后，由于中国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并没有改变，使得东西方各帝国主义在中国享有特权，以至于可以横行霸道，任意地鱼肉中国人民的典型例子。后来，日本政府与北洋政府准备签订“二十一条”、1919年的巴黎和会、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及1925年的五卅惨案等，都集中反映了东西方帝国主义仍然依恃原有的不平等条约，继续加深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因此，民国初期中国基督教界对待不平等条约的态度，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们的民族主义观念的特点。

当时不仅西方来华传教士都不会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教会中的中国基督教徒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和促进基督教发展的目的，也不同意废除不平等条约。那些“反对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人所持的主要理由是：

（一）宗教与政治，两不相涉，教会纯然宗教团体，条约则属政治范围，故为政教分离计，最好不必干涉。（二）内地民智鄙塞，教会虽在条约保护之下尚不免愚民仇教之举，一旦废除，残杀教士，**教会，恐将层出不穷，教会前途何堪设想？（三）中国武人干政，弁髦法律，**人权，中央政令不行，省区各自为政，兼之兵匪遍地，秩序难维，外人居在传教条约保护之下，尚虞生命危险，废除之后，势必受祸更深。（四）教会前此依赖传教条约，得以布道内地，树立教会现有基础。现在虽然略具规模，推广仍须猛进。传教条约如果废除，恐与工作计划，多方妨滞，而且，西国信徒，偶若单独主张废除，不与他界外人一致，他界外人势必群起而攻之，反于宣教事业不利。